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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和全球化双重变奏下的中国文化发展逻辑

发布时间:2012年08月10日 | 字体放大 | 字体缩小

作者:俞可平 | 来源:

  全球化是一个世界历史的转变过程。其基本特征是,在经济一体化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产生一种内在的、不可分离的和日益加强的相互联系。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的一体化,但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必然对包括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经济全球化不仅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交换方式,也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从而对民族文化造成极大的冲击。在中国,全球化对民族文化的冲击,突 出地表现在继19世纪初期的新文化运动后,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化内部再次发生剧烈的碰撞。这种碰撞发生在多个向度,既有传统与现代之间的碰撞、保守与激进的碰撞,也有民族化与全球化之间的碰撞、中国化与西方化之间的碰撞。这些剧烈的文化碰撞,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引发了对文化的热烈讨论和激烈争论,所谓的“文化热”再度出现。本文将就中国知识界普遍关注的几个富有争议的文化话语作一简要的评析,以此来观照现代化和全球化双重背景下中国文化发展的逻辑、目前的现状及其未来的出路。

  一、 文化现代化

  1978年后中 国的改革开放过程,从历史发展的纵向来看,首先就是一个现代化的过程。它实际上就是中国开始平稳地、全面地走上现代化道路。现代化是一个整体性的社会变迁过程,经济上它追求的是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政治上它所要实现的是民主政治,文化上它所倡导的核心价值是自由、平等和人的主体性。从整体上说,现代化的这些政治、经济和文化要素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格格不人的。因而,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实现文化的现代化,便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上对改革开放所作出的第一个反应。

  所谓文化现代化,就是要按照现代的工业文明、管理制度和民主政治的要求,对传统文明进行彻底的改造,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建设先进的现代文化,使之适合政治现代化和经济现代化的现实发展。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文化现代化,归根到底是社会现代化的需要,它是社会现代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现代化的社会生活和人本身,必然伴随着现代化的文化。文化的现代化主要是指在充分吸收以往优秀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建立适合现代社会需要的新文化。经济及社会生活的现代化、人的现代化和文化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三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但不能相互取代。”[1]

  中国文化的现代化,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内容:一是批判性地改造传统中国文化,剔除其腐朽落后的糟粕,继承其合理有用 的成分;二是向其他先进文化学习,借鉴和汲取其他文明的优秀成果,使之融人中国文化,成为中国新文化的内在要素。对于多数中国学者来说,上述两个方面对于实现中 国文化的现代化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一方面,不断地引进西方近现代文化中的一切积极合理的因素,并结合中国的国情加以吸收消化,这是实现传统的现代化所绝不可少的;另一方面,同样必不可少的是,重新对我们的传统进行审视和筛选,使传统中 的精华部分发扬光大、消极落后部分逐渐消除。“这就是说,建设现代化的、适应历史要求的新文化,固然离不开对于西方先进文化的学习,但同样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却是 发现并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精粹。”[2]但是,他们中间也有许多人在继承传统和学习西方两端之间各有侧重,提出了不同的文化发展道路,从而引发了激烈的文化争论。

  对于一些人来说,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首先在于对传统的批判。尽管他们也不否认传统文化有其合理的内容和优秀的成分,但在他们看来,就其主体而言,它与现代化是相对立的,是中国实现社会现代化的最大障碍。特别是中国的封建主义专制文化传统,它扼杀人性,反对自由平等,重农轻商,重男轻女,是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天敌。不清除这些落后的传统文化,就无法使人们的思想观念适应时代的要求,就不可能有社会的现代化。著名历史学家黎澎在改革开放初的1979年即发表了一篇题为《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的长文,作者在该文中系统分析了反现代化的封建势力得以长期存在的社 会历史和思想根源,在感叹“在中国进行这样一场改变封建生产方式的思想革命,使人们乐意接受这种 改变,实在比登天还难”之余,强调指出,“彻底完成五四运动时期开始的反封建思想革命,是实现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取得胜利的一个重要条件”[3]。这篇文章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成为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的重要先声。

  与“五四”时期的启蒙思想家不同,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在批判传统文化时,不仅举起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旗帜,而且增加了一面“骆先生”的旗帜,即法治的旗帜。他们认为,我们现在所要实现的现代化,不仅要建立在民主和科学之上,而且也必须建立在法治之上。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法制(rule by law),但从来就没有法治(rule of law)的内容。法制与法治虽然字面差别不大,但其含义有实质性区别。法制强调严格依法办事,这在传统文化中从来就不缺少;但法治除了强调严格依法办事外,更强调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可以凌驾于法律之 上,这样的内容不仅是传统文化所没有的,而且与传统文化的精神实质是对立的。因为传统文化说到底是一种君主专制主义的文化,其前提就是君主超越一切法律之上。因此,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不仅是民主和科学的需要,而且也是建立现代法治国家的需要。

  二、文化复兴

  如果说基于对传统文化批判之上的文化现代化,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地上出现的“文化热”的第一个高潮的话,那么,多少有点讽刺意味的是,接下去的另一个高潮则正好是与批判传统形成鲜明对照的“中华文化复兴”。文化复兴论者也同样主张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但他们不是把推动文化现代化转型的重点放在对传统的批判上,而是放在对传统的复兴上。他们的基本主张是,从根本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并不与现代化相矛盾和冲突;中国在近现代的衰落,并不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落后,恰恰是因为没有将中华优秀文化发扬光大。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不仅不应对传统文化采取否定性的批判态度,反而要把弘扬传统文化作为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中华文化的复兴与中国实现现代化是同一过程的两个不同侧面而已。他们甚至还为这种“文化复兴”说找到了“强有力”的现实证据:在社会经济现代化方面获得巨大成功的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香港、台湾这四条“亚洲 小龙”,都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它们不仅 没有对传统文化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反而努力倡导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

  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大体上由三个方面组成。一是儒学的复兴,或称现代新儒学;二是中华文化的复兴;三是国学的复兴。三者之间既有联系,但亦有区别。三者对传统文化持基本的保留态度,强调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主张在基本肯定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创新和改造,就可以使中华传统文化适应并且促进中国正在进行的现代化事业。但三者强调的重点各有不同。新儒学把传统中国文化主要界定为儒家学说,倡导通过复兴儒学来复兴中国文化;中华 文化复兴论者更强调中华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重要角色,希望中华文化重现历 史的辉煌,期盼21世纪成为中华文化的世纪;国学倡导者则把着眼点放在传统文化的知识基础上,试图通过发现和传承中国古代经典的知识价值来弘扬中国传统文化。

  以传承儒家“道统”、复兴儒家精神为己任的现代新儒学,肇源于20世纪 20年代梁漱溟等人的思想。1949年后,这一思想流派主要活跃于中国的香港、台湾和美国等地。20世纪80年代后,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它也开始在大陆产生 影响,并且出现若干有代表性的人物[4]。当代大陆的儒学复兴论者不仅主张全面复兴儒家传统思想,而且力图将“转型”或“改造”后的新儒学作为指导中国现代化的主导意识形态,并认为这是中华振兴或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唯一出路。当代儒学复兴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蒋庆明确指出,中国近百年来之所以对内失去民族凝聚力、对外失去国际地位,根本原因就在于传统儒家精神和儒家伦理的衰落。并因此得出结论说,复兴儒学是中国大陆当前最大的问题,儒学理应恢复其历史上固有崇高地位,成为当今中国代表中华民族的民族生命与民族精神的正统思想[5]。更有甚者,一些极端的儒学复兴倡导者干脆主张将传统的中国儒学发展成为“儒教”,“全国征收儒学遗产税,辅以强力措施种种,立儒学为‘儒教’,立‘儒教’为‘国教”[6]。

  “中华文化复兴”论有两个基本出发点。一是认为,中华文化的兴盛与中华民族的强盛直接相关;中华文化的命运与中华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中华文化的鼎盛之期,也是中华民族的鼎盛之时。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曾经有过引以为自豪的辉煌时期,曾经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中华文化也曾经膺服周边许多国家,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之一。因此,从历史经验看,要使我们的国家变成现代化的强国,就必须复兴中华文化。二是认为,与西方文化相比,中华文化有着内在的优越性。正是因为没有充分发挥中国文化内在具有的优越性,我们的国家才变得日益贫弱。改革开放使中国重新走上了现代化道路,中国正在变得日益强大。但中国要真正成为世界强国,就必须使自己的文化走向世界,用自己的优秀文化去消除西方文化的种种内在缺陷。中华文化复兴论者的结论是,西方文化已经破绽百出,穷途末路,其统治世界的历史将要结束,代之而起的将是中华文化再度振兴,中华文化必将成为世界文明的主流。正像20世纪的梁启超等人充满慈爱地呐喊“大洋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地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7]一样,张岱年、季羡林等76位中国文化研究者在2001年10月联名签署了《中华文化复兴宣言》(副标题为“为促进新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世界和平与发展而奋斗”),满怀激情和自豪地向全世界宣称:21世纪是中华文化复兴的时代!中华文化复兴,势不可挡!“当今全世界文化的冲突、邪教的泛滥、宗教的极端、自然的破坏、人性的恶化、科学的负面性等,都是社会安定和发展的阻力。然而要消除和解 决这些问题和矛盾,中华文化具有西方文明无法取代的作用。”“二十一世纪不仅是东西方文化交汇的世纪,而应当是从过去‘以西方文化为主流’转向‘以东方文化为主流’的世纪,复兴中华文化不是对西方文明的对抗,而是意味着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吸纳,创新出人类新文化,为人类开启新的文明。”[8]

  一般来说,国学是关于中华传统文化的系统知识体系。除了儒、释、道等传统思想流派之外,国学还包括中国传统的文学、兵学、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术数等等。因此,倡导国学,实际上也就是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国学的倡导者比一般的文化复兴论者更具有实践性,在复兴传统文化方面也更加彻底。他们把着眼 点放在传统 文化的知识基础上,把传统文化当作知识体系加以研究和传授,力图通过系统地整理、挖掘和教授传统文化知识,来传播和复兴传统中国文化。复兴国学的重要举措,便是开办大大小小的国学研究院、国学培训班等。2005年,在国学界最为轰动的盛事便是中国人民大学正式开办国学院,并开始招收本科生。该校校长是这样介绍国学院的教学方案的:“教学方案还在制订过程当中。在外语等公共课之外,专业课主要分三大块。一些具体的课程正在制定当中,当然,‘四书五经’肯定是要念的,而且决不仅仅是儒家的东西,还有道家、法家、兵家、杂家等诸子百家的东西,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当中的那些经典之作都要学,而且还包括对经典的分析、评价性的内容。另外,西方科学也要学习。”[9]此外,商界也成立了“中国国学俱乐部”;北京大学开办了“乾元国学教室”,俗称“老板班”,年收费24000元人民币。受知识界国学热的影响,社会上开始出现传统的“私塾”。

  发人深思的是,上述种种文化复兴思潮在中国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激烈的反弹,既有热情的拥护者,更有众多的批评者。一些温和的批评者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确有许多在今天看来仍有其重要价值的遗产,弘扬这些优秀的传统价值,对于我们实现现代化有其积极意义,因此,对于文化复兴思潮的积极作用应给以充分肯定。但中国传统文化就其整体而言,是与我们所要达到的现代化目标背道而驰的,试图把振兴中华民族的希望寄托于复兴传统文化之上,是注定要失望的。一些激进的批评者则直截了当地把上述各种文化复兴思潮统称为“文化保守主义”或“文化民族主义”。他们认为,从根本上说,以儒学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根本阻力,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根本不足以证明儒学对现代化的促进作用,传统文化现代化的出路不在于复兴传统文化,更不在于复兴儒学,而在于充分汲取其他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的优秀内容,建设现代的新文化。

  三、文化自觉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全球化开始强烈地冲击中国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从而使文化讨论的语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些新的问题,诸如全球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带来何种挑战、全球化背景下中西文化如何互动、中国文化向何处去、如何在全球背景下定位中国文化等等,也逐一摆到中国知识分子面前。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一个新的文化话语在20世纪90年代后迅速在中国学术界扩散开来,进一步助长了中国知识界的“文化热”。这个新的话语就是“文化自觉”。

  “文化自觉”是:由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1997年北京大学举办的“第二届社会学人类学高级研讨班”上首先提出的。他说,“这四个字正表达了当前思想界对经济全球化的反应,是人们希望了解为什么世界各地在多种文化接触中会引起人类心态发生变化的迫切要求。人类发展到现在已开始要知道我们各民族的文化是从哪儿来的?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实质是什么?它将把人类带到哪里去”?他认 为,无论是戊戌变法和“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1949年后的历次政治运动,都是在“破旧立新”的口号下,把“传统”与“现代化”对立起来,把中国传统文化 当作现代化的敌人。在他看来,文化的现代化不仅仅是“破旧立新”,而且也是“推陈出新”或“温故知新”。现代化一方面突破了传统,另一方面也是对传统的继承。这就涉及一个文化转型问题,文化转型是当前人类共同的问题。所以他说,“‘文化自觉’这个概念可以从小见大,从人口较少的民族看到中华民族以至全人类的共同问题。其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 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10]。

  诚如费孝通自己对“文化自觉”所作的解释那样,文化自觉就是为了应对现代化,特别是全球化对中国文化的挑战,寻找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出路。但是,“文化自觉”的本质是什么?其重点在哪里?如何更好地进行文化自觉?对诸如这样的问题,中国的知识分子纷纷从各自的角度作出了不同的解释。

  第一种是把文化自觉的重点放在文化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上,认为文化自觉的概念突出了文化建设对实现现代化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对社会现代化的作用日益重要,文化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文化的力量已经成为国家竟争力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对于目前的中国而言,经济发展已经具备一定基础,制度建设已经有了基本雏形,能否顺利实现向现代文明过渡的文化发展,则是一个民族成功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所在。因此,文化自觉就是要自觉认识到文化对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意义,并且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自觉地调整和完善国家的文化发展战略。在这些学者看来,“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 展的本质性力量。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文化与经济、政治相互交融,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要素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全球化条件下综合国力的竞争,说到底是知识经济时代文化 力的竞争。具有文化优势的国家,向世界输出的是价值理念、科学技术、生产标准、管理模式。处于文化劣势的国家,输出的是按照这些技术标准生产的产品。这是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困境”[11]。

  第二种是把文化自觉的重点放在认识中国文化对于世界文化的意义上,认 为要从世界历史的高度来看待中国文化。近年来致力于中国文化研究的学者甘阳指出,所谓“文化自觉”至少包含两层意思:其一,今天的中国人需要了解,中国经济的崛起并非仅仅只有经济史的意义,而且具有世界文明史的意义,这是与从前所谓“四小龙的经济崛起”完全不同的。现在全世界都把中国的崛起看成是21世纪的最大事件,尤其对西方来讲,中国的崛起对他们提出了是不是会改变六百年来西方统治整个世界的格局问题,认为中国的发展可能会决定性地影响和改变整个世界格局。对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这种地位,中国人必须要有自觉的意识,要自觉地从世界文明史的高度来看中国和世界,要自觉地从世界历史的大视野来重新认识中国,重新认识世界。其二,更重要的是,提出“文化自觉”是要指出,中国目前的文化状况与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很不相称,我们的文化基础非常薄弱,我们的文化底气严重不足,我们的文化历史视野更是相当狭隘。因此,提出“文化 自觉”不是要助长文化自大狂,而恰恰是要反对文化自大狂,反对文化浮躁气,反对文化作秀风。这里所说的“文化自觉”,提倡的是从非常具体的事情着手,做文化筑基的工作[12]。

  第三种是把文化自觉的重点放在传统文化的复兴上。或者认为文化自觉主要就是自觉地去认识传统文化的优点,自觉地去发扬光大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认为通过反省中国传统文化与现实的不适应之处,推进传统文化的转型和创新,从而实现中国文化的复兴。另有一些人则进而认为,文化自觉就是儒家文化的自觉,就是通过对儒学的转化和改造,实现儒学的复兴。有学者说:“在全球化背景下倡导中国文化自觉,就要切实做到把中国文化里的好东西提炼出来,应用到现实中间去,把我们文化中的好东西变成世界性的东西。因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文化使命的历史担当精神、文化承传与文化创新精神、兼知兼行的文化实践精神为价值内核的儒家文化自觉精神仍有其独特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我们应积极完成儒家文化自觉精神的现代价值转换”。并指出,首先要“把儒家弘道的自觉转化为全民族的文化自觉,转化为全民族的文化担当”[13]。

  第四种是把文化自觉的重点放在传统文化或民族文化的创新上,认为文化 自觉就是要从理性的高度对待民族文化,自觉促进文化创新和发展。在他们看来,文化自觉的要点不是向传统文化的回归,而是对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例如,北京大学的乐黛云说:“文化自觉并不是文化回归,也不是文化他化,而是适应新的历史来调整自身的文化,从而在文化转型的过程中求得新生。这里涉及一个如何看待和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仔细想一想,文化上的原汁原味究竟有没有? 或者说,到底有没有纯而又纯的东西?其实,这里有两个传统,一个是成型的遗迹,可以称之为传统文化,另一个是存活的现实,可以称之为文化传统,也就是对传统的一种新的诊释。因此,最好的对传统的保存,就是要发展传统,这是文化自觉最重要的一条。”[14]中山大学的李宗桂也把民族文化的创新看作是文化自觉的关键,他说,“文化自觉所讲的文化,是从民族意义上讲的,亦即文化自觉是民族文化的自觉,是中华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具体而言,文化自觉是对本民族文化的起源、形成、演变、特质和发展趋势的理性把握,对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民族文化关系的理性把握。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趋势日益增强的今天,文化自觉的关键,在于文化创新和民族精神的培育,在于理性地把握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辩证统一,以及文化的继承性与超越性的辩证统一”[15]。

  第五种是从建构方法论和理论体系的角度来理解文化自觉,认为文化自觉就是要自觉地把文化作为一门研究对象进行研究,使之成为一门有理论体系的学科。北京大学的汤一介就这样理解费孝通倡导的文化自觉。他说,我们是否可以说,一种学科或理论体系的建立,应该是对其研究对象有了理论与方法上的自觉,即自觉地把它要研究的对象作为“对象“来研究,并拥有能为社会普遍所接受的系统的理论与方法。他认为,“任何学科的研究大体都是如此,‘文化的自觉’大概也应是如此。比如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我们必须自觉地把中国文化作为对象,进行系统的、有创造性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才可以揭示出中国文化的真精神,才可以知道中国文化的优缺点,才可以自觉发掘中国文化的内在精神价值,才可以有目的、积极地吸收和消化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部分,以适应现代人类社会发展的需要”[16]。

  如果像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所理解的那样,把文化自觉理解为通过对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文化的传统与现状的深刻反思,寻求中国文化的未来发展道路,那么,最引人注目的便是看起来似乎正相对立的两种代表性观点—文化全球化与文化本土化。

  四、文化全球化

  文化全球化是一个争议颇大的概念,至今还有不少人反对使用这个概念。有 人直截了当地指出,建立在经济全球化基础上的“文化全球化”不过是推行西方文化的代名词[17],而且“文化全球化在中国的语境中也受到强有力的抵制”[18]。一些人反对它,是认为文化全球化只是一种臆想,根本没有这样一种事实,甚至没有这样的可能;另一些人抵制它,是因为不希望看到中华文化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但不论怎样,事实是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文化全球化的概念,并且开始对之进行深入的思考,提出自己的判断和建议。

  文化全球化的倡导者首先断定,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展开,文化全球化已经成为或必将成为一种客观现实。它不是一个价值判断,而是一个事实判断。首先,资本、技术、信息、商品和劳动力在全球范围内的迅速流动,迫使民族国家日益“与国际接轨”,接受所谓的种种“国际规则”或“全球规制”,从而不仅打破了民族国家 的政治和经济壁垒,对民族国家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产生极大的影响,而且也无情地打破了民族国家的文化壁垒,深刻地改变着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和制度规则。其次,西方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在将其资本、技术和产品带给发展中国家的同时,也将其价值、理念、文学、艺术,甚至生活方式带给了发展中国家。在西方文化面前,发展中国家历史悠久的民族文化变得相当脆弱,其许多固有的文化传统顷刻土崩瓦解。最后,全球化使人类自身之间的联系变得空前紧密,威胁人类生存安全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恐怖活动、资源短缺、人口爆炸、传染病、核扩散等问题,已经超越民族国家 的范 围而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问题”,需要全人类协力解决,由此产生出空前强烈的“全球意识”,呼唤一种相应的“全球文化”。

  在绝大多数文化全球化的倡导者看来,文化全球化不是简单的民族文化的同质化或单一化,而是民族文化之间产生不可分割的相互联系,并且对于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产生越来越多的“全球共识”或“全球意识”。对他们来说,文化全球化与其说是一种状态,还不如说是一种过程。一位学者解释说:“在我看来,从根本上讲,所谓文化全球化,就是世界上不同民族文化之间,在经济全球化的推动下,以信息全球化为依托,通过日益紧密而又频繁的交往,相互学习、相互影响,更新自身的文化整合过程;同时,也是不同民族文化之间,通过良性互动,对于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逐渐形成某些共识的过程。在这个意义上讲,文化全球化是一个过程,一种趋势,而不是既成的结果,更不是弱势民族的宿命。”[19]

  文化的内容相当丰富,其范围甚至难以确定,但文化的核心是人类的价值。据此,一 些学者尤其强调人类的普遍价值或全球价值对于文化全球化的实质性意义。他们认为,全球化进程不仅使人类日益认识到共同的命运,而且对人类的共性,特别是对自由、平等、公正、安全、福利、尊严等基本价值,也有更加深切的体验和认同。对这些人类普遍价值的追求,既是正在发生的文化全球化过程的核心所在,也是文化全球化趋势的最终目标所在,追求这样的文化全球化,是民族国家的光荣,“全球价值已经有了,如《人权宣言》、《环保宣言》、《核不扩散宣言》等等⋯⋯但许多还不能为各国自觉遵守,而且还可能引起冲突。今后,一个民族最大 的光荣是在全球价值的形成中增大自己的份额。全球化的未来将是全球价值形成并发挥主导作用的局面”[20]。

  与历史上的民族文化之间的交往相比,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往有着明显的特征,一些学者试图对这些特征进行理论上的概括,认为文化全球化有以下三个基本特点:第一,文化与经济日益“一体化”。在全球化条件下,文化与经济被迫捆绑在一起,经济上的优势衍生出文化上的优势,经济上的霸权衍生出文化上的霸权。第二,文化交流日益蜕化为文化输出。发达国家凭借其经济上和技术上的优势,一方面将西方文化长驱直人地传播和渗透到世界各国,另一方面则千方百计地阻止有悖于其价值观的异质文化的传播。因此,全球化时代的东西方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简单的文化进出口关系。第三,文化的功能日益膨胀,对社会生活形成全面冲击。随着文化产业的兴起,文化除了教化功能外,还具备消费功能、审美功能、经济功能和娱乐功能,其作用大大超出意识形成层面,不仅对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产生影响,而且对生活方式、消费方式、生产方式和社会心理也产生深刻影响[21]。

  在中国知识界,对文化全球化的讨论,始终伴随着对文化本土化的呼唤。这两种看起来正相对立的现象,在改革时期的中国文化讨论中却非常奇妙地交织在一 起。

  五、文化本土化

  文化本土化,即是凸显地方特色的文化发展过程。对于民族国家而言,文化本土化就是文化民族化。它是一个凸现民族特色的文化发展过程,也就是发展民族文化,或者使文化发展具有民族特色。文化本土化与文化全球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它是对文化全球化的一种自然反应。两者相辅相成,构成全球化条件下文化发展的一个“合理的悖论”。因此,文化本土化是一个对应于文化全球化的概念,离开文化全球化背景去思考和讨论文化的本土化,就会发生历史性的错位。20世纪八九十年代后,中国知识分子再度热切关注中国文化的本土化,急欲弘扬民族文化,归根到底也没有挣脱全球化时代的这一文化逻辑。正如一位学者所说:

  全球文化的影响对于某些国家或地区而言,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本土文化的中断;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全球化本 身是一种西方的强势文明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的过程,因而全球文化带有明显的西方强势文化的特征。现代化或全球化所产生的无家可归之感,导致文化认同的危机感。如有人所指出的,20世纪以来的中国哲学界的话语已经全面的西方化,或者说已经全面的“殖民化”,而中国传统哲 学则出现了失语症。认同危机与家园的失落感使人们再次感到本土文化对于某一民族生存的意义,反全球化对全球化的抗拒,也是在回归本土文化的前提目标下进行的。而且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对于本土文化的寻根热的兴起就不难理解。在这个意义上,全球化本身的确带来了值得我们注意的问题,它也引发了我们对 于中国文化的重新注意[22]。

  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文体本土化或民族化之所以在全球化背景下成为可能,主要是因为全球化时代各国文化呈现出一元化与多元化共存、普遍性与特殊性兼容的发展格局。文化的全球化和趋同化倾向,不仅没有消除各国文化的多样化,反而使文化的

  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变得更有价值。与文化的全球化趋势相伴随的就是文化的多元化发展,这种文化的多元化根植于本土文化或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之上。客观的历史事实是,包括全球化在内的任何力量,都不可能消除人类文化的这种差异性和特殊性。一些学者论证说,文化的多样性正如文化的普遍性一样,是不同民族生存与发展的内在需要,文化的多元化是人类文化得以延续和发展的重要前提,正是文化之间的融合和冲突促进了人类文化的整体发展和全面进步。一位学者这样说:

  由于人类的实践方式和生存方式具有普适性,因此,各民族本土文化价值观的背后都蕴涵着共性。这也是多元文化价值观可以相互交流、沟通乃至融合的基础。同时,也由于人类实践方式和生存方式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使各民族本土文化价值观有着自己鲜明而独特的个性色彩,它们作为人类文化价值观系统中的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内容,从不同侧面,以不同的形式展示和表征着人类的本质。民族本土文化价值观的主体既是本土文化价值观的建设者、创造者、培育者,又是呵护者和捍卫者,他们对民族本土文化价值观的偏爱、欣赏和珍视,会从心灵深处 激起肯定民族本土文化价值观存在和发展的愿望、动机、责任和行为,促使民族本土文化价值观生生不息地绵延下去,这也是世界文化“和而不同”,各民族的文化价值观互异其趣的根本原因。[23]

  中国文化本土化的实质,就是在全球化挑战日益严峻的条件下,维护民族文化的个性特色,保护中国文化的自主性,以避免中国文化在文化全球化过程中被湮没。要有效实现这样一种中国文化的本土化,中国学者提出了不少建议,概括地说,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要更加自觉地关注民族文化,深刻认识到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的民族文化正在受到西方文化的严重挑战,从而对中国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有一种危机感和责任感。正如一位学者所说,一个民族的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生存样式,它本身有着很强的自我维护机制。中国文化是一个有着五千年传统的文化,世界上其他的文化都没有我们的文化这样悠久而不绝的生命力。因而在现代全球文化面前,中国文化的生命力同样不可低估。但是,如果不能更加自觉地提升我们对本土文化的关注力,本土文化将在全球文化的强势进程中花果飘零。如果我们的民族文化不能存在下去,那么我们的民族也就失去了生存的文化根基[24]。

  其次,要更加积极地保护中国文化的民族性和自主性。许多民族文化的倡导者强调指出,坚持文化的民族性,与坚持狭隘的 文化民族主义截然不同,它不是排斥优秀的外来文化,而是在融人文化全球化的过程中着力维护中国文化的民族特色和自主性,自觉弘扬中华民族的精神和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他们还将政治和经济领域中常用的一些话语引人到文化领域,提出了诸如“文化安全”、“文化主权”等概念,认为没有“文化主权”就谈不上“文化安全”,而没有“文化安全”就谈不上文化保护。而保护“文化主权”,措施主要有三:一是确立文化的主体意识,即在文化交流中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的主体性原则;二是制定正确的文化战略,发展起一套既能积极促进本国文化建设,又能抗衡外来文化的政策策略;三是加强文化产业的保护,发展本国文化产业体系,抵御西方文化通过产业形态推行其殖 民化政策[25]。

  最后,任何一种文化,只有保持其先进性,才能真正具有生命力。对于中国文化的本土化和民族化而言,最为重要的,就是大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按照一般的解释,所谓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即是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适应的,符合中 国国情的国 民精神、价值体系、知识体系和文学艺术。关于如何建设中国特色的先进文化,学者们提出了许 多对策和建议,究其内容不外乎以下四个方面:其一,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至今仍然有用的精华;其二,实行对外文化开放,积极参与文化全球化进程,善于学习和吸收国外 的先进理念、价值和知识,将其有机地融人中国文化之中;其三,在继承传统精华和吸纳西方优秀文明的过程中,实现中国文化的创新和转型,建设当代中国的新文化;其四,努力使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将中华民族特有的智慧结晶融人人类的全球文明之中,使中国文化成为世界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六、中国文化的发展逻辑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中国知识界开始的文化争论,虽然在经历几个高潮之后热度有所减弱,但至今仍在继续。20世纪80年代全面开始的改革开放,事实上是发韧于19世纪中期的洋务运动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继续,其基本目标仍然是实现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然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坐标此刻已经发生了变化:20世纪 80年代,人类开始逐渐进人全球化时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实就是在全球化背景下实现国家的现代化。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交织与重合,是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一把钥匙,文化转型也不例外。改革时期发生在中国的这场文化讨论,是中国在全面实现现代化和积极参与全球化的双重背景下发生的,要全面而深刻地理解这场文化讨论对中国社会的意义,就必须把它放到现代化和全球化的整个语境中去,把它看成是中华民族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一种文化反应,是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和全球化条件下发生转型的逻辑结果。

  从现代化的角度看,这场新的文化讨论的基本任务,是发展起与现代的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相适应的价值理念和知识体系,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或者说实现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其基本的着眼点,是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完成“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化运动没有完成的任务,是“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继续。它与开始于“五四”时期而在20世纪20-30年代达到高潮的文化争论,有着相似的逻辑和相同的观点,并且共享许多基本的文化话语,如“传统与现代”、“中化与西化”、“中体与西用”、“激进与保守”、“先进与落后”等等。[26]

  从全球化的角度看,这场文化讨论所要完成的基本任务,是在中国文化中发 展起一套与人类普遍价值相适应的价值体系和知识体系,一方面将人类的普遍价值成为中国文化的组成要素,另一方面将中国文化的某些要素成为世界文化的有机内容。其基本的着眼点,是民族文化与全球文化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与开始于“五四”时期的文化讨论有着不同的逻辑和目标,并且发展起了一套新的文化话语,如“全球化与本土化”、“单一性与多样性”、“民族性与世界性”、“一元文化与多元文化”、“民族认同与全球认同”等等

  现代化与全球化的双重变奏,使目前仍在进行的这场文化讨论呈现出极其错综复杂的局面:当一些人在致力于传统文化的现代化时,另一些人则在倡导文化的全球化;当一些人在呼吁文化的本土化时,另一些则在批判文化的民族主义;当一些人在强调传统文化的创新时,另一些人则在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当一些人正在积极投身于文化的国际交流时,另一些 人则开始专注于民族文化的保护;当一些人还在为民族身份的失落忧心忡忡时,另一些人则在开始为全球认同摇旗呐喊;当一些人正在历数中国文化的种种落伍之处时,另一些人则已经自豪地宣告“21世纪将是中华文化的世纪”。不过,如果我们把这些扑朔迷离的文化现象放到近代中国和现代世界的宏观历史背景中,用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双重语境去解读它们,就会显得比较清晰和简明。

  “洋务运动”标志着中国终于踏上了现代化的征程。贯穿整个近代中国的主线有两条:一条是中国的经济文化落后,中国要摆脱落后,要富国强兵,要实现现代化;另一条是,因为中国的落后,所以中国遭到了西方列强的欺凌,处于半殖民化状态,中国要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民族要独立。所以,现代化和民族独立是中国近代化的两大基本任务[27]。从根本上说,“传统与现代”、“进步与保守”、“中国化和西方化”等矛盾都可以从中 国近代化过程的这两条主线和两大任务中得到解释。

  客观地说,世界的近代文明主要是工业文明,而工业文明基本上是西方国家的产物,现代的机器、能源、动力、化工、医药、通信等都导源于西方国家。如果把现代化狭义地界定为工业化,那么,现代化势必就是一个向西方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工业生产、管理制度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越与西方发达国家接近,向它们学习得越多,社会就越现代化,社会也就越进步。无怪乎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直接就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反之,越不向西方国家学习,或者向西方 国家学习得越少,传统的东西保留得越多,进步的速度就越慢,社会也就越落后。由于在近代中国特定的历史语境下,西洋文明代表先进的文明,而中国传统代表 落后的东西,所以,在整个中国的近代化进程中,中国先进势力与落后势力的交锋和斗争,常常表现为“西化”与“中化”、“先进”与“落后”、“传统”与“现代”之争。代表既得利益阶层的落后势力总是通过强调“西方的文明如何没落”、“如何不适应中国特殊的国情”、“中国传统文明如何优越”等论调,来反对中国的改革,反对中国向西方学习。正如艾思奇所说,这是近代中国一切保守反动力量惯用的伎俩,它抹杀人类历史的一般发展规律,是“思想上的闭关自守主义”[28]。

  然而,近代中国除了向西方学习实现现代化以外,还有另一大任务即实现民族的独立,而且这两大任务之间在相当的程度上是有冲突的。如何处理“西方化”和“中国化”的关系,更准确地说,如何既有效地学习西方国家,又能保持中华民族的独立,一直困扰着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近代中国的半殖民化状态,主要是由西方列强造成的。一方面,中华民族要独立,也就是要摆脱西方列强的控制和影响;另一 方面,中国又要现代化,也就是恰恰要向西方列强学习。这一特殊的困境使近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在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同时,始终保持着一种高度的警觉:在学习西方时决不能受西方的控制,使中国彻底沦为西方的殖民地。正因为这样,他们特别强调要将西方的东西“中国化”或“民族化”,生怕因为向西方学习而使中国“西方化”。

  从1949年新中国建立到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客观地说,中国在经济文化方面依然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中国要实现现代化仍然必须老老实实向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传统的社会主义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其中之一就是调整中国的现代化战略,把发展当作“硬道理”,重新对西方发达国家开放,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吸引西方国家的资金,与西方发达国家积极进行各种交往和合作。中国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重新调整,使得近代以后在中国产生“西化”与“中化”、“传统”与“现代”、“先进”与“落后”之争的语境再度形成:一方面,中国必须向先进的西方发达国家学习;另一方面,中国又必须保持自己的民族自主性。这一语境直接导致那个长期困扰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和政治家的问题被再度提出:在学习西方文明的同时,如何避免西方对中国的控制;如何使中国既能吸收西方的现代文明,同时又不致依附它们?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人类开始逐步走进全球化时代。全球化已经是谁也无法回避的客观现实,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只要一个国家对外开放,它就必然要被纳入全球化的轨道之中,这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必经之途,中国也不例外。全球化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倡导的,全球化的规则由它们制定,全球化的过程也受美国和西方国家主导,但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完全控制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进程的影响必将日益增大。全球化不仅对于发展中国家是一把双刃剑,对于西方发达国家也同样是一把双刃剑,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可能在全球化中受益,也可能在全球化中受损。这样一种全球化的背景,一方面,迫使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的全球化必然交织在一起,难以分离;另一方面,在文化的全球化过程中也必然使许多中国知识分子再度产生“西方化”,特别是“美国化”的焦虑[29]。

  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时又 含有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全球化首先表现为经济的一体化,但经济生活的全球化必然对包括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邓小平把对内改革与对外开放作为推进中国现代化的整体战略,从改革一开始就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的转型,除了受到上述现代化逻辑的深刻影响之外,又必然地受到了全球化逻辑的深刻影响。全球化自身的悖论,也就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中国文化转型的悖论:既有人倡导“文化全球化”,又有人倡导“文化本土化”;既有人看重“文化的单一性”,又有人看重“文化的多样性”;既有人呼吁“文化的民族性”,又有人呼吁“文化的世界性”;既有人强调“民族认同”,又有人强调“全球认同”;还有人把上述对立的两极当作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变迁的整体过程,一并倡导。

  每一个真正关注中国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家都无法回避上述语境,都必须直接或间接地对此提出自己的答案。在思考和探索上述问题的过程中,一些人更看重发展对于独立、全球性对于民族性的意义,认为经济实力和人类价值对维护民族尊严和民族文化是至关重要的,民族性和全球性从根本上是统一的,西方文化中许多先进的要素其实是人类 的共性,只是西方国家在文化发展方面先行一步,所以他们往往把强调的重点放在学习西方文明上,以期使中国 人民也能尽快享受到西方人正在享受的现代文明。对于这些人来说,比起弘扬传统文化来,更重要的是向西方文明学习,倡导文化的全球化。相反,另一些人则更看重独立对于发展、民族性对于全球性的意义,认为维护民族文化的纯洁和独立比起经济发展来更加重要;他们更担心民族国家失去自主性,决不允许中国在现代化和全球化进程中失去独立性而依附于西方发达国家;比起文化全球化和全球性来,他们更强调弘扬中华文明和文化的民族性。当这两部分人不能很好地相互沟通和理解时,就容易各自把对方和自己的观点推到极端。在前者看来,后者的观点过于保守和传统;而对于后者来说,前者的观点则过于激进和西化。

  综观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界的文化争论,我们可以发现以下这样几个趋势,这些趋势实际上也就是在现代化和全球化双重变奏下中国文化的出路。

  首先,从洋务运动开始,贯穿于整个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化”与“西化”、“传统”与“现代”、“中体”与“西用”等文化话语,在知识界的影响力正在日益淡化,开始让位于其他重要话语,如“全球化”与“本土化”、“全球性”与“民族性”、“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等。其次,从五四运动开始的中国文化的转型过程,已经接近完成,一种新型的中国主流文化正在形成之中。这种新型的主流文化,既不是传统文化的复兴,也不是西方文化的移植。它深深根植于中国传统之中,同时充分地吸收了其他文明的成果。它体现了传统性与现代性、民族性与全球性的统一,在最大程度上包容了中国文化转型过程中相互对立的两种极端观点。再次,中国文化正在走向世界,正像世界文化正在走进中国文化一样。中华文化正在成为世界主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自由、平等、尊严等人类普遍价值则正在被有机地整合进中国文化之中。

  总而言之,全球化将现代文 明提升为全球性的抽象,而不管这种文明源于东方还是西方,所以,学习现代的西方文 明并不等于“西方化”,正如学习现代的东方文明不等于“东方化”一样。中国目前正在全力实现的现代化,是全球化背景下的现代化。对于中国来说,全球化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民族化与现代化的结合,而现代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则是全球化与本土化的结合。中国要在现代化进程中保持自己的民族文明,必须积极参与全球化;进而言之,中国要真正有效地参与全球化进程,就必须充分发扬自己的本土优势和民族特色。

  

  注释:

  [1] 齐振海:《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载《哲学研究》,1992(6)。

  [2]敏泽:《关于传统文化现代化问题》,载《哲学研究》,1989 (4)。

  [3] 黎澎:《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 要条件》,载《历史研究》,1979 (l)。

  [4] 参见方克立:《现代新濡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关于儒学复兴与现代新儒学的分期、代表人物、要点、意义及更多评价,亦可参见该书的相关篇章。

  [5] 蒋庆:《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原载台北《鹅湖》杂志第170一171期(1989年8一9月),见方克立《现代新濡学与中国现代化》,第424一425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

  [6] 朱学勤:《2005年:中国文化之形色》,载《中国青年报》,2005-01-0 4。

  [7] 梁启超:《欧游心影录》,见《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第40页。

  [8] 张岱年、季羡林等:《中华文化复兴宜言》,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5-08-18。

  [9] 《人大校长详解国学复兴之路》,载《华夏时报》,2005-06-02。

  [10] 费孝通:《关于“文化自觉”的一些自白》,载《学术研究》,2003( 7)。

  [11] 王海光:《现代化语境下的文化自觉》,载《文汇报》,2004-09-14。

  [12] 甘阳:《文化自觉与中国大学的人文教育》,载《东方早报》,2005-09-09。

  [13] 朱人求:《全球化背景下的儒家文化自觉》,载《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4( 5)。

  [14] 乐黛云:《多元文化与文化自觉》(2003年1月17日在中央音乐学院的演讲),引自http://www.eemee.net/showAr tiele.asp

  [15] 李宗桂:《文化自觉与文化发展》,载《中山大学学报》,2OO4(6)。

  [16] 汤一介:《关于文化问题的几点思考》,载《学术月刊》,2OO2(9)。

  [17] 王和玉;《“文化全球化”质疑—经济全球化的文化思考》,载《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 01(3)

  [18] 王 宁:《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论争和文化对话》,见俞可平主编《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第267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2002。

  [19] 李宗桂:《文化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载《南开大学学报》,2002(5)。

  [20] 俞可平主编:《全球化的悖论》,第14-15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21] 丰子义:《全球化与民族文化》,载《哲学研究》,2001 (3)。

  [22] 龚群:《全球文化与本土文化》,载《南开大学学报》,2002(5)。

  [23] 方世南:《全球化与文化本土化的多元并存与双向结构》,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1(4) 。

  [24] 龚群:《全球文化与本土文化》,载《南开大学学报》,2002(5)。

  [25] 丰子义:《全球化与民族文化的发展》,载《哲学研究》,2001 (3)。

  [26] 参见俞可平:《增量民主与善治》,第27-5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27] 刘大年:《中国近代历史运动的主题》,载《近代史研究》,l996(6)。

  [28] 艾思奇:《论中国的特殊性》,见罗荣渠编《从西化到现代化》,第59 2-59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

  [29] 参见俞可平主编:《全球化:西方化还是中国化》,第1-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