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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前提

发布时间:2012年08月10日 | 字体放大 | 字体缩小

作者:胡长栓 | 来源:本网发布

  一、历史的再追问

  进入十九世纪以后,有着辉煌历史与文明的中国开始在发展中越来越落后于西方国家。以往人们往往只把它简单地归结为现代化与非现代化所带来的结果,这一认识无疑是正确的,但和把树木兴旺与否的原因仅仅归结为枝叶是否繁茂一样,势必不能找到这一历史现象的根本原因。为此我们有必要再次进入中国近代的历史,寻找社会发展更为深刻和根本的原因,从而彰显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前提。

  1840年的鸦片战争,既是中国近代耻辱史的开始,但同时也是中国近现代化的开始。中国近代社会的落后在西方发达国家枪炮声中已经到了“瓜分豆剖,渐露机芽,尤不可扰”的地步,于是首先农民起来了,他们渴望像以往一样通过推翻旧的封建王朝建立新的封建王朝,来拯救中国,实现民富。但十九世纪的历史对于这样落后的选择是无情的,太平天国运动既是在中外联合势力的绞杀下,也是在其内部矛盾的作用下,更重要的是在历史的选择中残酷地失败了。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中,与西方国家的交往使开明的地主官僚看到了坚船利炮、工艺技巧的强大力量,认为“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1](32)于是在“自强”、“新政”的旗帜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以制船造炮为核心的洋务运动,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但甲午中日一战,使洋务运动之梦想灰飞烟灭。这对图强的中国人来说很是一惊,但惊后仍需思考:船坚炮利,工艺技巧并非西洋“命脉之所在”,而只是其“形而下之粗迹”,欧洲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垒固兵强,而在于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此四事者,富强大经,治国之大本也。我国家欲恢扩宏图,勤求远略,仿行西法,以筹自强,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也。”[2](7-8)“中国所以不可以为者,由上权太重,民权尽失”。戊戌变法与辛亥革命是从和平与流血的两种方式对这一思想的实践。由器技强国到改制救国确是认识上的进步,但无论如何都是没有触及根本,最终戊戌变法成了百日维新,辛亥革命只驱逐了皇帝。人们只能再次进行深入的思考,寻找救国富民的根本道路:“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3]“今日中国的问题,……其最内在的本质是一个文化问题。”[4](246)意义深远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便在这样的条件下产生了,“我们以为改造中国── 即是改造世界的一部分── 应有三种的步骤:本科学的精神,研究现代思潮,使中国人对现代思潮的趋势有一个明确的观念;……。”[5]十月革命的炮声,最终使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题,马克思主义向中国传播的完成使中国社会的发展开始了根本性的变化。

  器技强国── 改制救国── 文化革命,是中国近代化由末入本的坎坷路径,在不断的失败中探索,最后找到“文化”这一社会进步的根本。如果我们再追寻一下西方近代化的轨迹,文化的价值就会显得更加明确,与中国被迫的近代化相反,西方的近代化则沿着思想启蒙(文化革命)──社会革命(改制)──工业化(器技强国)的道路而向前发展。

  总之,无论是中国近代化的社会实践,还是西方近现代化的历史,都说明了文化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固然不能完全认同“未来世界冲突的根源将不再是意识形态或经济利益的,人们的巨大分歧以及冲突的根本来源将是文化的,”[6]但文化对于社会发展的前导性价值却是不容置疑的,它对社会的规范也使我们在社会转型期不能不加强对它的研究。

  二、西方的实践文化

  十七、十八世纪以来,肇始于西欧诸国的现代化,已经成为世界普遍性的历史进程。随着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展开,人类在更大程度上取得了对自然的胜利,然而,西方现代化一开始就带着理性化的偏激,进入现代化视野的只是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工农业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却被遗忘得干干净净。从而把人彻底赶出了现代化的高楼大厦,经济、科技和生产力肆无忌惮的发展毫不吝啬地以牺牲人的现实生活为代价,在整个现代化过程中,人实际成了为现代化的存在,也就是说,现代化仅仅把人当成客体而不是主体,当成工具而不是目的,当成对象而不是本体,于是现代化成了无主体的非人类行为。结果是现代化的发展使人面对着更多的现代化灾难,然而,现代化首先应该是人的现代化,高扬个人主体,走出原始的自然崇拜,摆脱神的羁绊,追求自由的现实的人的生活。中国的现代化具有自身的文化前提,它要求我们必须对其进行深入的认识,以真正克服西方现代化理性化的偏激。

  西方最先开始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从自然与神学牢笼里走出来的人们,活动着受困已久的筋骨,砸碎自然与神学的锁链,并把他抛得远远的,充满激情地追求人性的复归与高扬,并大声呼喊着个人主体性。“我思故我在”的理性主义给主体性的高扬注入了勃勃生机,于是人们开始锻造确立主体性统治的工具,要对自然、对社会行使人的统治。终于在培根“知识就是力量”那里找到了最有力而又最放荡不羁的工具——科学技术。正是在这里,西方现代化带着感性的傲慢与狂妄,充满着统治的冲动,把人的解放变成了高挥着科学技术的工具对自然与社会进行的猛烈报复,人道主义也从这里跨上了形而上学的门坎。霍克海姆与阿多诺在他们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中这样描述了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启蒙一直旨在将人类从恐惧中解放出来,并建立人的主宰,但充分启蒙了的世界却弥散着胜利的灾难。”[7](3)罗齐克在他的《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中也对这种状况进行了揭露:“存在的只是个人,不同的个人以及他们所拥有的个人生存。”“不是作为他人工具的独特的个人存在,”而是至高无上的类似于国家的“至高无上的个人”。他们对自然——人类的无机身体进行掠夺性的破坏,疯狂地开采资源,肆意地污染环境,大胆放心地破坏生态平衡;而人与人之间也是一种狼性的争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生存竞争戴着主体性的假面具被表演到淋漓尽致的极端,一切人类特有的温情,被彼此之间的残酷扫荡得干干净净。然而他们忘记了,主体性的完全彻底化,却正是主体性的丧失,无条件的占有与无条件的索取同无条件的不再占有与无条件的奉献一样,是对极端的恐惧而走向的极端。

  然而历史并不迁就人类的错误。在人类解放的历程中,人遭受了与人的世界相同的命运,人对自然与社会的统治最终导致了自然与社会对人的统治;对个人主体性的高度迷恋,不仅没有赋予人至高无上的地位,相反却把人变成了物的奴隶;对科学权威的信仰,并没有给人类的发展带来昌明,相反却使人们走进了科学蒙昧主义。“通过割裂自然来终止自然的每一次尝试,只不过是加强了这种奴役。”[7](13)人不得不在人自己布下的层层机关的中心,精疲力竭地左躲右闪,时时面临着灭顶性的灾难:人类社会中,生活失去节制,物欲横流,人欲横流,对理性主义的极端反感,物质生活中高消费主义盛行,而精神生活却极度空虚,人变成了金钱的奴隶,成了发了疯的挣钱机器;而人类的无机身体自然因受到人类自身掠夺性的摧残而造成了生态失衡、淡水短缺,环境污染,臭氧漏洞等等。人类处在极度的矛盾纠缠之中,其结果是“主体性的死亡”或“终结”已迫在眉睫。于是西方在思想界敲响了后现代主义的晨钟。“当代哲学和社会思想中所发生的各种转变使得许多在以前曾为笛卡尔主义和主体性哲学所淹没的现代思想家又重现异彩,”[8](369)并不现实的非人类中心主义也开始光明正大地与人类中心论进行声势豪大的论战,这一切都表明主体性的困境,一切客观主义和自然主义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最终并没有走向灭亡,而是又在人们面前跳起了疯狂的舞蹈。然而如果他们仅以原有的存在而喧嚣,这只不过是唯意志主义和形而上学人道主义给他们带来的幸运,真正让人迷恋的舞蹈,应该是否定后质的飞跃。“胡塞尔认为,欧洲(西方)文化的目的或使命不在于炫耀其技术之威力,而是要稳步培养和加强理性的反思以及人类道德的自律。”[8](259)“在伽达默尔看来要与世界相协调的努力要有人类根本的开放性,愿意将自己暴露给不熟悉和令人不安的生活方式与经历。”[8](406)后现代主义把一切否定性批判的火焰都喷射在“主体性”身上,企图通过否定主体性来拯救处在主体性所带来的灾难当中的“人”。这就是中国现代化实践的西方实践文化前提。

  三、中国的实践文化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有三重文化背景:西方工业文明背景下的科学理性精神;以检讨理性为核心的20世纪文化精神和中国农业文明背景下的传统文化。”[9](147)实质上按照马克思对人的发展阶段的划分,构成中国现代化的文化前提的三种文化也就是群体性文化、个体性文化和类主体性文化。其中个体性文化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主体文化前提,类主体性文化构成了中国现代的前瞻性文化前提,而群体性文化则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历史文化前提。

  个体性文化对应于人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人的独立性”发展阶段,在西方是随着文艺复兴而萌芽,发展于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之后。而在中国思想启蒙则始于20世纪初民主与科学等理性精神的输入而兴起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历经延安整风运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及至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基本完成。由农业性社会向工业性社会转型的思想启蒙的基本完成使个体性文化最终取代群体性文化而成为当前中国的主体文化,中国的现代化正是在这种主体文化前提下展开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等实质就是要实现与个体性文化规范的统一,从而真正地把政治、经济、教育、法律、伦理等建立在个体性文化所反映的人性基础之上。张扬个人主体性、增强创造性、鼓励竞争、激发个体生命潜能、以促进形成思想开放、富于进取、勇于创新的个体是中国当代社会发展的必然前提。

  类主体性文化是对应于“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阶段的文化,作为具有时代前瞻性的文化形态,仍具有当下的实践意义。“我认为我们不要将现代性及其计划作为一项失败的事业放弃,而是应该从那些过分的,试图否认现代性的纲领的错误中吸取教训,”[10](106)哈贝马斯对后现代主义的评价实际上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关于对待类主体性文化的态度。“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11](7)思维可以超越历史,但历史不可以超越时代,类主体性文化是文化辩证发展的未来形态,只要还没有真正主导我们的时代,那么它的价值就只能存在于对现代性的理性反思以及对个体性文化的极端的克服之中,而不能成为否定现代性的客观力量。尤其在中国现代性并未完全展开,个体性文化尚未走出最后的寓所,类主体性文化的意义就只能是前瞻性的。因为,只有个体性文化的充分发育才能为类主体性文化的成熟提供前提。

  群体性文化则是对“人的依赖关系”阶段表达,它在世界范围内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尽途,但在中国仍然以历史的积淀而成为中国现代的一重文化背景。群体性文化作为正在被克服的文化和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一样阻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而且这种阻碍力量只要群体性文化不被完全克服就不能最终消除,因此,“如果我们想通过一种有意义的方式得到拯救的话就必须进行一场真正有创造力的全新的运动,一种最终在整个社会和全体个人意识中建立一种新秩序的运动。”[12](75)这种全新的运动就是用个体性文化对群体性文化的存在进行最后的荡涤,使富有追求、创造、激情、理性的个体性文化牢固统治每一个人,从而,确立起我国工业性社会的人性基础与文化前提。

  四、 结语

  在西方现代化走向黄昏并敲响后现代主义的晨钟声中,中国才欢呼着迎来了现代化初升的朝霞——个人主体性的凯旋,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

  后现代主义在进行主体性反思时,并没有找到真正通向自由王国的道路,而是又走向了问题的另一端。对自我中心人道主义的恐惧使他们否定批判虚假主体性的同时,却把真实主体性也丢掉了,对形而上学人道主义的批判,却使他们离开了真正的人道主义,对科学蒙昧主义的厌恶,却也使真正的科学受到了诛连;“知识就是力量”成了自然与社会统治人的罪魁祸首,成了增大人与自然鸿沟的元凶而被无情的诅咒。于是在他们砸碎锁在目的性身上枷锁的同时,却也毁掉了真实的美丽花朵。然而人道主义本身并没有错,人的解放和主体性的高扬始终是人类社会的根本,“人是人的最高本质,”[11](9)只要人还不自由,还没有获得独立主体性,只要还戴着精神的或物质的枷锁,那么人类就要一直在人道主义——现代化的旗帜下呐喊前进。人的异化,主体性的概念不应分崩离析,烟消云散,人始终应该是人自己围绕旋转的太阳,消解主体性,消解人或是逃避主体性,逃避人都只不过是天真的幻想,当然也是不可能的,因为那不是人的发展所追求的。如果一旦成功了,那么人永远也无法品尝到成功后的幸福与喜悦。无人的世界与非人的世界一样充满着死亡威胁的痛苦与不幸。消解非人的人,逃避非主体性的主体,无疑是正确与紧迫的,但如果因此便把真正的人,真正的主体也消解了,那正是列宁批判的倒洗澡水时,把孩子也倒掉的可笑作法。

  中国快步走出了对自然的崇拜,却在对“神”——天子的崇拜中很久的徘徊;刚从信仰的权威中走出来,却又走进了权威的信仰劫难中。即便如此,上帝还是终于没有辜负中国人的聪明与智慧,但如果仅以此就来否定中国刚刚取得的进步,而要我们陷入后现代主义的误区,那么我们得到的只能是痛苦,失去的却是欢乐与幸福。因为抽象的思维可以产生时代的跨跃,而现实的实践却不能跨跃时代,只要从中国的现状出发,从中国人的发展阶段出发,无论采取任何思维方法,对现代化——个人主体性的否定,都要犯当代中国的时代性错误。因为整个中国的发展(着重指人的发展)并没有超出或达到西方十七八世纪的发展,那么中国人的实践顶多只能像十八世纪的西方一样,在中国自身的经济基础与人文因素的前提中,面临的是现代化——个人主体性的迫在眉睫,而不是犹豫和徘徊;面临的是科学的发展与运用,而不是科学的非难与诅咒;面临的是人的呼喊,而不是人的消解。现代化就是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11](43)一切现实的实践都是实践的现实基础上的实践,人类存在的环境,不仅是过去现实的实践的产物和结果,而且也是现实的实践的前提和基础。任何人类的历史活动都不可能摆脱实践的现实,在没有任何前提和基础的任意中凭空进行,人类的历史存在与发展事实上就是在实践的现实与现实的实践中的开放性循环。

  中国的现代化面临的正是这样的文化前提,抛弃“本体论”的思维方式,走出“两极对立”思维定势的纠缠,运用现代思维,从“价值论”角度出发,把世界实践的现实和现实的实践,中国实践的现实与人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理性化,完成中国现代化的前提思维,首先“从宣布人本身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出发,”[11](11)要使真正的主体性走向凯旋,就必须先使虚假主体性走向黄昏;要获得真正的主体性,就必须抛弃极端的虚假的主体性;要实现人对自然与社会的统治,就必须先使人与自然和社会相和谐。中国的现代化可以而且必须借鉴西方现代化的实践及后现代主义者对现代化实践的反思,但却不能脱离中国自身的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物质基础与中国人所处的人的发展阶段状况的人文前提,不仅必须抛弃旧制度与文明的沉重枷锁,而且在吸收西方现代化文明时也必须抛弃西方现代化中的错误与极端,西方现代化给现代化的目的性本身套上的枷锁,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抽象思维的时代跨跃虽然不能帮助现实的实践跨跃时代,但却可以使它避免再犯时代的类似错误。人应该成为人类自己围绕旋转的太阳,但却不应该以此而对于涉及环境所造成的任何不利后果不负责任;应该高扬科学的工具,但却不应该陷入科学蒙昧主义的泥潭;应该培养人的独立主体意识,但却不应该引入社会达尔文主义生存竞争的恶魔,应该向现代文明世界学习,但却不应该欣赏现代西方世界的社会病毒;应该高举人道主义的旗帜但却不应该走入以我为中心形而上学人道主义的困境。只有这样,中国的现代化才能在抛弃历史文明的锁链与摘取现代文明的真实花朵中为人类的解放和社会的全面发展带来革命性的进步,这也许正是类主体性文化的中国现代化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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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6.

  [12] 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 载于《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 2003.1.P60-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