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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流动的现状与趋势初探

发布时间:2012年08月23日 | 字体放大 | 字体缩小

作者:刘祖云 | 来源:《社会科学研究》1994年06期

众所周知,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的社会位置的变更。从个人层面上看,社会流动既表现为个人社会地位的变化,同时也表现为个人社会角色的转换,实质上是个人社会关系的改变;从社会层面上看,社会流动表现为人们在不同的行业、地区和单位间的流动,实质上是社会结构的变动。社会流动既是社会发展或社会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又是社会运行与发展和重要协调机制和动力机制。
  一定的社会流动状况是与一定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一定的社会经济管理相联系的。改革开放以前,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加之实行的是一种单一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社会流动无论是在质还是在量的方面都处于较低水平。改革开放以后,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特别是社会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社会开放的不断扩大,我国的社会流动以其前所未有的态势急剧增加,社会流动程度因此而明显提高,不仅个人根据自己的特质、专长及爱好选择职业、地区及单位的社会流动日渐增多,而且出现了成批社会成员选择和地区的结构性社会流动。我国近年来所出现的“经商热”、“出国热”和“孔雀东南飞”等社会现象实际上就是结构性社会流动,前者实际上是一种结构性职业流动,中者和后者实际上是一种结构性地区流动。
  当前我国社会流动的状况至少说明了如下两点:第一,由于它是一种结构性的社会流动而表明我国社会正以强劲有力的步伐走向开放。社会学认为,一个社会的流动程度与其开放程度成正比,而与其封闭程度成反比。因此,成批社会成员主动要求改行、易地和“跳槽”这种前所未有的社会现象表明,改革开放的启动和市场机制的引入正在给我国社会注入活力与生机,我国社会开放程度正在日益提高。第二,由于它是一种畸形状态的社会流动而表明我国社会发展尤其是改革开放在行业、地区及单位间严重失衡。从流向看,当前我国的社会流动呈单向式,而不是双向式。即相对流出一方来说是有出无进或出多进少,而相对流入一方来说是有进无出或进多出少。如上海26所高校10年流失教师近三千名,而广东于1992年一年流入高级工程师一万多名。这种流动的结果是使人才拥挤和人才奇缺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现象共存于同一社会的不同行业、地区和单位;从流量和流速看,当前我国的社会流动呈迅猛式,而不是平缓式,即单位时间内的流量过大、流速过快。其结果不仅流出一方因人才顿失而工作受损,而且流入一方因人才猛增而出现新的人才积压和浪费现象。造成上述状况的根本原因是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及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从社会运作的现实状况看,是改革开放在行业、地区和单位间严重失衡。因为社会流动的现实表明,流入一方往往是改革开放程度较高的行业、地区及单位,而流出一方往往是改革开放程度较低的行业、地区及单位。由此可见,我国的社会流动既因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调动而得到促进和加快,同时又因其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在不同行业、地区和单位间发展程度不同而出现畸型状态。因此,加快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是推动和加快我国社会流动合理进行的根本途径。
  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和扩大以及市场机制作用范围的逐渐扩大,社会流动不仅继续急剧增加,而且出现了合理化趋势。
  首先,从社会流动的主体看,我国的社会流动正在从被动服从型向主动选择型转变。
  作为社会流动的主体,社会成员本应是其社会流动的发动者,因为社会成员本人最清楚自己适合到何种岗位从事何种工作。然而,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成员的流动即人力资源的配置如同其它社会资源的配置一样,都是通过国家计划调配的,个人的流动意愿至多是其流动的参考因素,对其流动的流向、流速及流量等起决定作用的是国家计划。众所周知,国家计划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目的,需要具备两个前提:一是国家计划机关对整个社会的经济社会活动拥有全部信息;二是整个社会的利益一体化,否则,国家计划就会出现偏差,或者不可能得到严格的实行。从过去、现在以及可以预见的将来的我国社会发展状况看,计划配置资源方式不但不可能解决上述问题,而且已经出现并将继续引起诸如有的行业部门或单位人才积压,有的行业、部门或单位则人才奇缺,有的用非所学,有的学非所用等问题。由此可见,计划配置社会资源尤其是人力资源的方式往往忽视社会流动主体——社会成员本人的流动意愿,同时也难以顾及社会流动客体——用人单位的具体需求。在这方面市场配置方式明显优越于计划配置方式。
  近些年来,随着市场机制逐渐被引入我国的劳动人事管理以及此而导致的各地区、各部门劳务市场、劳动力市场和人才市场的相继建立,人们的流动开始从被动服从型向主动选择型转变:大中专学生的毕业分配开始从统包统分的旧模式向双向选择、自主就业的新模式转变;企事业单位职工的流动开始从领导拍板、组织包办的旧模式向流出者与其流出单位、流入者与其流入单位共同协商,劳务或人才市场具体操办的新模式转变;如此等等。这种择业或流动模式的变化既考虑了社会各单位的具体需求,又充分尊重了流动者的个人意愿,因而有利于社会成员与工作岗位的最佳结合。
  其次,从社会流动的客体看,我国的社会流动正在从消极控制型向积极吸引型转变。
  作为社会流动的客体,流入单位或流出单位一般都希望流入他们所需的人才而流出他们不需要的人员。那么,怎样才能实现这一愿望呢?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劳动人事指标是国家划拨的,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是国家“封赐”的,因此,各企事业单位都视其分配给本单位的工作人员为其单位所有财产,并设置种种障碍限制他们流动。这种控制职工流动的作法具有明显的副作用:第一,影响和了破坏整个社会流动正常而又合理地进行。依据社会流动的运行,一般将其划分为良性运行、中性运行和恶性运行三种状态。前者是一种有来有往、有上有下的运行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单位通过社会流动实现新陈代谢、促优汰劣和拾遗补缺;个人通过社会流动寻找能够用其所学、用其所长的最佳工作岗位。中者是一种来多去少、上多下少的运行状态,这种运行状态虽然能暂时给单位和个人带来收益,但它蕴含着社会流动最终会严重失衡并发展为恶性运行状态的危机。后者是一种有来无往,有上无乎无下的运行状态。由此可见,如果所有的用人单位都控制其职工流出,那么他们就没有职工流入,社会流动就必然处于一种恶性运行状态,单位和个人的发展都将缺乏活力与动力。第二,影响和压抑了人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以及才智和特长的发挥。“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既是自然法则、社会规律,也是人们的一般心态。因此,作为用人单位控制其职工流动,既违反了自然法则和社会规律,又违反了人们的一般心态,其结果是留住了人而未留住心,职工日益失去其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更谈不上发挥其聪明才智和个人专长。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在了解其职工流动原因的基础上努力改善本单位职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不断增强其凝聚力和吸引力,以此来使即将飞出的孔雀转意、已经飞出的凤凰还巢。
  近些年来,随着劳动人事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市场经济的推行,越来越多的单位和领导认识到了上述道理,并纷纷制定优惠政策吸引人才。目前我国的人才市场以海南为代表呈现出以下四种趋势:(1)招聘范围日益扩大。目前已出现跨省招聘人才,到世界各地招聘留学人员的趋向;(2)招聘质量日益高精。由过去招聘管理、公关、技术人员为主,发展到以招聘高级经济师、会计师、工程师为主;(3)招聘政策更加优惠。从过去企业提供高工资、高资金的优惠政策,发展到由当地政府出面提供包括高薪与重奖汽车、电话、住宅在内的优惠政策;(4)招聘形式更加多样。很多地方除召开新闻发布会,刊登招聘广告等形式外,还结合本地游览活动的民俗传统,召开引进人才、洽谈项目交流大会,从中吸引招聘人才。总之,通过限制性控制其职工流出的做法已经过时,而通过种种优惠政策吸引人才流入的做法方兴未艾。
  再次,从社会流动的过程看,我国的社会流动正在从单向型向双向型转变。
  社会流动作为一种社会过程,本应是有来有往、有进有出、有上有下的双向社会过程,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单位制和身份制的限制,社会流动往往呈现出有来无往、有进无出、有上无下的单向社会过程。
  所谓单位制,就是社会成员被组织到一定的社会组织(如企业、学校、医院、机关等)中,并以此为中介发生多方面联系的制度。由于我国是“单位办社会”,因此对于个人来说,单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单位不仅是职工工作的地方,而且职工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以及子女入托、上学和就业都要依靠单位。一个人的流动与其说是个人工作岗位的变化,不如说是整个家庭生活环境和条件的变化。这无疑给社会流动增加了困难和障碍。此外,没有单位批准,职工也无权流动,而未经许可的流动会使其本人失去档案、工资、编制等一系列关系到切身利益的东西。
  所谓身份制,就是根据一定标准将社会成员划分为地位或身份不同的阶层并将其固定化的一种管理制度。在我国,身份制主要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一是户籍制度把乡村和城镇人口人为地分割为两种性质不同的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国家对这两种人的就业、教育、住房等实行有差别的社会福利政策。这不仅客观上把城乡人口分为两个经济利益不同的阶层,而且强化了人口对所在地区的人身依附关系,从而限制了社会流通;二是通过人事制度即干部管理制度在编制上将社会成员划分为干部和非干部两大部分。这两部分社会成员在工资、待遇及管理等方面有严格的界限。一般来说,一个人一旦为“官”,可能终身为“官”,而“民”升“官”则困难重重、障碍种种。这种制度虽然对向上流支开放了羊肠小道(如工农子弟可通过升学获得干部身份),但它却把这种流动的结果固定化,形成了干部终身制;三是通过劳动制度将社会在职职工划分为全民所有制工人和非全民所有制工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两种工人在工资、待遇以及安定的保险系数等方面存在严格界限,因而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职工在不同单位间的流动。
  由此可见,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单位制和身份制是导致我国社会流动呈单向型的一个重要原因。近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化和劳动力或人才市场的建立,单位制和身份制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并开始付诸改革。一方面,随着各种社会组织的劳动、人事、工资等制度和其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展开,以及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为目标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进行,单位办社会的弊端开始被人们所认识,人们正开始着手改变这种社会状况;另一方面,随着干部招聘制、竞争制和全员劳动合同制的试点或试行,以及部分省市在企业中取消干部与工人的界限,身份制开始崩溃,人们的就业身份开始走向消亡。这两方面的改革及其变化使我国的社会流动获得勃勃生机并开始从单向型向双向型转变。
  综上所述,改革开放的深入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推行正在使我国的社会流动从被动服从型、消极控制型和单向型走向主动选择型、积极吸引型和双向型,我国的社会流动正在从不合理走向合理。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我国的社会流动从不合理走向合理还有一个过程,而且在这一过程中还会遇到并需要克服重重困难和障碍。这一方面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种种制约和影响社会流动合理进行的具体制度和体制不可能很快得到改变,另一方面是因为市场经济在推动社会流动从不合理走向合理的过程中可能会同时产生某些负面影响。譬如,市场经济固有的特征之一是经济运行的自发性和盲目性,这一点不可能不影响社会流动并使之带有一定程度的自发性和盲目性。因此,我们要加快我国社会流动的合理化进程,既要借助市场和体制的改革,又要注意市场经济的某些负而影响,并通过政府的宏观调控将其控制在最小范围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