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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几个问题

发布时间:2012年08月23日 | 字体放大 | 字体缩小

作者: | 来源:《学习与研究》

中国传统文化是个大问题。中国是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我们在这样一个文明古国里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固有的文化传统是什么呢?先谈中国传统文化的起源、发展,即它产生于什么样的环境,是怎样发展的。对中国文化影响比较大的因素,有经济条件、政治结构、社会结构、地理环境,这些都影响中国文化的发生、发展。

首先,中国是农业社会,6000年以前,中国就种植农作物。在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不发达。在这样的一个农业社会里,民族性格既有勤劳朴实的一面,也造成了稳定、保守、散漫的一面。

其次,中国几千年的政治体制、政治结构是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从秦始皇算起,已有2000多年了。专制主义、官僚结构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打下了很深的烙印。

第三,中国是个宗法、家族制度普遍盛行的国家。人们从小到老,生活在一个宗法结构中间。宗法意识、家族意识非常强烈。中国文化是在这样一个社会结构中形成的。

第四,地理环境也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影响。中国在亚洲东部的大陆,东面是海洋,西北是高山、沙漠,将近100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形成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跟其他文化发达地区隔得比较远,交流比较少(当然历史上也有过交流,如丝绸之路,但这种交流比较少)。在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形成了一种独立的文化系统,不同于西方文化。

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丰富,但它有个主干、核心,这就是儒家文化(以孔子为代表)。当然,儒家文化本身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也有很大的变化。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学派“百家争鸣”,儒家只不过是许多学派中的一派。汉代,董仲舒发挥了儒家学说,使其成为统一的专制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成为官方文化。汉代儒家不同于先前的儒家了。以后,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儒家也有变化,它吸收了佛学。到宋代,产生了程朱理学、新儒学。儒家文化本身也经历了一个很复杂的变化过程,也吸收、融会了其他文化,很明显地吸收了道家、法家、佛教思想,也吸收了少数民族文化。所以一部文化史就是文化的传播、交流、冲突、融合的过程。

中国文化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中成长,但它也有过与外来文化的接触。大规模的接触、交流有三次。第一次是佛教的传入。从东汉起,历经几百年,开始是比较粗浅的佛教教义的传播。但经过长期的消化,文化的整合,到唐代,发展到高峰,产生了中国化的佛学——禅宗。到宋代,产生了在佛学影响下的儒学。佛教的传入经过了几百年的过程,这是中国与印度文化的一次大交流,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极大。第二次中外文化交流是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到中国来,从利马窦到汤若望、南怀仁,从明末到康熙年间,100多年期间,到中国来的传教士有好几百人,带来了西方的宗教,也带来了西方的文化,包括天文、历法、数学、武器、地图、建筑、绘画和其他自然科学。100多年的时间,西方译著和传教士随身带来的科学仪器也很多。但雍正、乾隆年间,这种交流中断了。原因很复杂,当时中国对西方缺乏认识,所以没有形成一种吸收融合西方先进文化的潮流。第三次文化交流是在鸦片战争以后,外国的大炮打开了中国的门户,中国被动地吸收西方文化,形成中西文化的冲突,又是交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吸收、交流、冲突,到现在还没结束。当然,现在封闭的局面已打破了,不可能再回到历史上那样的闭关状态。中国已进入世界历史的潮流中,中国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将在批判地吸收传统文化的同时,随着全人类文化一起前进。

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特点是重视人际关系。在中国,伦理道德、历史学这一类学科比较发达,而不太着重于对自然的研究,不着重于研究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中国自然科学相对来说不发达。

中国编《四库全书》时(这是中国古代文化最盛时,也是中国古文化的一个总结时期),法国像狄德罗、卢梭等百科全书派正在编《百科全书》,通过这两部书的比较就可看出东、西方知识结构的不同,也可看出东、西方文化性质、价值观念的不同。当然古人对自然科学也不是漠不关心,但不是像西方人那样把它作为一个纯客观的对象,排除主观性去研究它;而是用“天人合一”的观点,用主观的思想感情、主观的意象赋予自然界以种种意义。中国的诗文里讲自然的很多,都是以自然界为题材,但是这只是叙述,并不是用科学的眼光去研究它;是欣赏它的美,而不是追求它的真。所以中国文化的特点,比较着重于人际关系,有人称之为人文主义、重视人,但我认为人文主义是西方的思潮,有它特定的内容,恐怕跟中国的传统文化还不是一回事。

中国传统文化重视人际关系、重视人,是将人放在伦理规范中来考虑的。不是肯定个人价值,而是肯定个人对其他人的意义。它的积极意义就是重视人的历史使命,它讲人对社会、对别人的关系,强调人要对社会、对别人做出贡献。但它也有消极的一面,就是忽视了人本身的权利,它把人的价值过分地放在对别人的关系上,而不在自己本身。它讲伦常关系、君臣、父子、夫妇等这一类,都是在讲人和别人应处在一种什么关系中,但是这个社会给人以什么保障呢?它忽略了这一点。

中国传统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同政治结合得比较紧密。2000多年来,儒家思想一直占统治地位,而且深深渗透到国民性中,它同官方结合得就非常紧密,是官方哲学。“学而优则仕”,其治学目的就是做官、入世。儒家有它积极的方面,即它是入世的哲学,不像佛家。儒家重视文化对社会的作用,所以儒家有许多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它强调要治天下,是治国平天下的学问。但是它密切结合政治也产生了另外一种缺陷,即依附于政治,经常以官方标准做判断,把很多事情都附会到政治上去,甚至彗星出现、火山爆发、地震等自然现象都成了被附会的对象,成为天人感应的一种现象,认为政治上有失误,天上就要“示警”。另外,缺少自由的创作,凡是不合于官方口味的,都被称为异端思想,所以中国古代的思想迫害屡见不鲜,文字狱历代都有,政治干预文化就会产生消极的后果。

中国文化第三个特点是带有非常强烈的宗法家族色彩。中国没有统一的像西方那样强烈的宗教,没有那样大的教权(西方的教皇在中世纪甚至比国王地位都高),但是族权——宗族的权力、家庭的权利很发展,它实际上控制着老百姓。老百姓把两个东西看得最重要:一个是真命天子——皇权,一个是老祖宗——族权。政权跟族权的势力渗透到各个方面,可以说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中起极为重大的作用,“君”和“父”是中国人的两个最重要的概念。“无父无君,是禽兽也”,也就是说,人和动物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人有“君”和“父”。与“君”和“父”相应,就是中国道德观念规范中“忠”和“孝”。忠臣、孝子是最完美的人格。所以宗法家族在中国人心目中是很重要的,在国民性格中也是很重要的。这还可以从中国古人有两个重要的生活目的——(1)光宗耀祖;(2)传宗接代——看出来。

光宗耀祖。人活着是为了使他的家庭光彩,个人奋斗、读书应举、做官发财,固然是为自己享受,但他更大的目的却是光宗耀祖,给家里立个牌坊或挂一块匾,或者给家里修坟扫墓。

传宗接代。就是生儿子,把家族绵延下去。“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所以人生活的目的就是家族的延续和家族的昌盛。

上面提到的“孝”,我想也应该分析,它当然有好的方面,即它是对父母的正当感情、正当态度。赡养父母、尊敬父母,理应如此,但是如果把这种感情提升到一个道德原则,并且加以绝对化,就必然会产生许多流弊。中国古人心中最大的悲剧是什么呢?不是个人的死亡,甚至不是国家的灭亡,而是宗族的灭亡,灭族之灾是最大的不幸。比如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它是一个悲剧,讲的是封建大家族的没落。

下边我再谈一点中国传统的思维方法和表现方法。中国人的思维方法似乎比较注重直观、着重于体验,相对来说在推理分析上比较薄弱。中国人思维方法的特点是先直觉到某一个真理,然后用比喻或类比等方法来表现这个真理,用例证的方法来加强、说明这个真理。缺少从未知推到已知的过程(并不是没有,但这方面比较薄弱)。

读中国思想家的书,读中国古代的经典,往往感到有深刻的哲理,但是其思想是跳跃式的,在他们的体会中想象的色彩比较多,比较凝厚和强烈,所以它有许多精彩的片断,有许多闪光的颗粒,但是不连贯,缺乏多方面的论证。中国古代圣贤喜欢用格言方式来表达思想,这些格言没有展开,没有充足的论证,比如《论语》。它的道理就几句话或一句话,“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只有一句话,这个《论语》就是语录式的。老子的《道德经》也是非常简练。宋明理学家许多语录也都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在一两句话中讲一个生活的道理。简短有力,把真理浓缩在片段中间。这同西方著作不太一样,西方的著作都是大部头,让人看了以后,觉得很繁琐。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

中国的艺术也有其特点——强调写意,而不是写真,现代的中国画采取了西方的一些表现手段,古典的中国画中的人很小、很远,画在山水风景中间,强调的是人跟景的交融,人在景中,不是强调人的面目;“传神之笔”要传神,不像西方油画那样写实、写真。油画创作很真实,简直像照片一样,它讲究比例、线条、透视、色彩等等,画人要画模特儿,要讲骨骼肌肉。国画不讲求这些,画人的比例也不大对,脸大身子瘦。中国的戏曲好像也有这种情况,也是表现神似,只求意思到了,而不是把真实的细节、生活中的真实都全盘托出。

中国人表现感情比较含蓄,保持分寸,保护感情,封闭自己的内心世界,不是无保留地表现。文化人与野蛮人是有区别的,他不能毫无节制地发泄感情。文化的作用之一就是在内心世界设置一层帷幕或纱巾,或薄或厚挡住内心世界。中国文化设置了较厚的帷幕。人类的喜怒哀乐本是自发的、本能的,如果毫无节制地让它泛滥,就势必引起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中国文化集中在人际关系中,因此感情世界的面纱较厚,按一定规范、程式办事。所以中国人表现感情没有采取像西方的接吻这一类方式的,而是用打躬作揖,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感情。

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几个概念是值得注意的:首先是儒家的中庸。关于中庸已经写过许多文章了,中庸这一概念承认对立面的矛盾,统一,但解决矛盾的方法是矛盾的缓和、调和,更多地强调了事物统一性的方面,保持一种和谐。中庸之道是不走极端,防止矛盾的激化。要理解中国文化,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第二个概念是礼义。这也是中国文化中一个很重要的范畴。对个人来讲,就是“克己复礼”,约束自己的欲望、自己的感情、自己的利益,不然就会引起冲突。“礼”是调解人和人关系的准则,也是工具,“克己复礼”既是理性的克制、自觉的克制,又是一种强制性的克制。人必须按礼义来办事,把自己约束在一个人际关系规范里。“礼义”不仅约束个人,也约束国家、家庭,于是有了“礼义之邦”、“礼义之家”等。中国人向来自称是“礼义之邦”,强调礼义,不重视法,礼义和法是相对的,“礼”带有更多的自觉性,带有更多的教育的性质,“礼教”形成一种“讲礼”的风气。而法更多的是强制,中国古代强调了“礼制”,而不强调法制。中国的法也有,而且在古代还很发达。但中国的法也有特点,即它似乎是专用来惩罚人的。一提法家就让人想起严厉、刻薄和无情无义来。所以,中国古代的刑法特别发达,民法不发达。对那些破坏社会制度、损害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者惩治性很强,而那些财产纠纷、婚姻纠纷等老百姓日常间的冲突却不是付诸法律,而是由家族来处理,不惊官动府。由此可见,古代法规打击什么是很明确的,但它保护什么(老百姓的正当利益等理应置于它的保护之下)就不明确了。归结为一句,就是法制不健全。还有就是“义利”的观念,重义轻利,强调道德修养,强调主体性的自我完善,而不着重于物质利益。《孟子》开章(孟子见梁惠王)第一句话,“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这话是很正常的,但孟子却当头一棒,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然后是对梁惠王的教训,最后他的结论是;“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把利和义对立起来,重义轻利。儒家文化追求的是自我的道德完善,孔子最好的学生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甚忧,回也不改其乐”,这是孔夫子对他的道德修养的称赞。轻利重义,当然有其积极性的一面,这种思想培养许多为正义、为良族大业而奋斗的有高尚人格的人,不重视个人享受,讲究气节,讲究人格,追求自我的道德完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不向权势低头。所以,在儒家所强调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熏陶下,产生了一些英雄人物。但这种重义轻利也产生其消极的一面,轻视商人,轻视商业,过分地、绝对地强调人的道德完善、道德修养,其结果就使人的正常的要求权利受到压抑,到宋元时就发展为“存天理,灭人欲”,人的欲望被消灭了。走到极端时,这种道德就变成对人的摧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