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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中国”与21世纪中国文化

发布时间:2012年08月23日 | 字体放大 | 字体缩小

作者:柴文华 | 来源:《求是学刊》

  一

  “文化”是一个歧义甚多的概念,本文所谓“文化”特指狭义文化,即思想文化。“文化中国”是近年来学界使用较多的一个概念。方克立先生曾介绍说:“80年代初,马来西亚一群华侨青年创办《青年中国》杂志,曾经出过一期‘文化中国’专号。这是较早地使用这一概念,但不知他们是否还另有所据?1987年,台湾《文星》杂志也出过‘文化中国’专号,不过此时这个概念已在港台报刊上经常出现了。……美国天普大学教授傅伟勋对此宣传、鼓吹最力,他在台湾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就叫《‘文化中国’与中国文化》(东大图书公司,1988年),力图用‘文化中国’的理念来推动海峡两岸的学术文化交流。”(注:方克立:《“文化中国”概念小议》,见《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506页。)杜维明先生指出,“文化中国”这个概念是针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这种情况而提出的。这不是一个政体,不是一个党派,而是各个地方的中华民族,或者说广义的华人的一种自觉。从这个角度看,“文化中国”可以有三个希望能够健康互动(有时当然也有所冲突——原注)的意义世界。第一个意义世界是由我们比较熟悉的大陆、台湾、港澳、新加坡所组成的。第二个意义世界是由散布在全球各地的华人社会所组成的,它差不多超过了3600万人。第三个意义世界包括世界上所有从事研究、报导、传播与中国有关事务的学者、记者、官员和企业家。总之,中华民族所共同组成的文化世界决不是一个狭隘的地域观念,它具有鲜明的全球性特征(注:杜维明:《徐复观的儒家精神——以“文化中国”知识分子为例》,见《徐复观与中国文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7月版,第17-18页。)。 

  “中国文化”是一个共时态和历时态相互统一的概念,它既是中华民族的生命本质,又贯通着历史性和层次性等,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国现实文化以及中国未来文化。 

  应当说,“文化中国”概念的提出,极大地开拓了我们的学术视野,为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参照点。从“文化中国”的角度展望,21世纪的中国文化必然是一种多元发展的文化。如果说“文化中国”有什么相对统一的精神文化基础的话,这个基础只能是经过现代诠释和创造性转换的中国传统文化。21世纪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将在创造中国文化的过程中创造出一个独立化的自我。

  

  从“文化中国”和中国的现实看,21世纪的中国文化必然是一种多元发展的文化。 

  杜维明先生所说的三个意义世界涵盖宽广,展示了“文化中国”的世界性,其中明显地包含着不同的文化类型和多维的价值系统,如新加坡文化、马来西亚文化等,即使抛开“文化中国”中的这些外国文化类型,依然存在着大陆文化、港澳文化、台湾文化。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澳门将要回归,21世纪台湾有可能与大陆联手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一国两制”已经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并至少要延续到21世纪中叶。上述情况决定了21世纪的中国社会必然是两种制度并存、多种文化类型同在、多维价值体系共生的社会,由此而产生的中国文化必然是一种多元发展的文化。 

  21世纪中国文化的多元发展主要体现为以下四种具体文化类型的并存: 

  第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是大陆正在形成中的一种主流文化,它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基础,以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目标,同时向资本主义文化开放,力图借鉴、吸收古今中外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立足大陆的现实,建构一种崭新的文化体系。社会主义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曾经历过由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又由科学社会主义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转变。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的提出,是对社会主义文化中僵化成份的清算,树立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又一典范。由于大陆文化在整个中国文化中占有特殊地位,因此,21世纪应当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在中国文化多元发展的大舞台上大放异彩的时代。 

  第二,三民主义文化。三民主义文化是台湾的主流文化之一,它最早由孙中山先生提出,后来得到了逐步发展。三民主义哲学“发展到今天,已有近一个世纪的历史。蒋介石的力行哲学、陈立夫的唯生论等都是三民主义哲学发展中的不同形态,还有一些人对三民主义哲学作过各种解释和发挥,如戴季陶的《三民主义的哲学基础》等。50年代以后台湾也出版了许多这方面的著作。大陆学术界过去除孙中山外,对三民主义哲学的后来发展很少关注和研究,但是不能否认这派哲学也有自己的发展历史,是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环节”(注:方克立:《20世纪中国哲学的宏观审视》,方克立:《“文化中国”概念小议》,见《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547页。)。事实上,三民主义文化在台湾也得到了一些发展,比如蒋介石1966年11月在《中山楼中华文化堂落成纪念文》中指出:“余笃信伦理、民主、科学,乃三民主义思想之本质,亦即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基石也。”(注:转引自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文化发展史》,第二册,近代中国出版社1981年12月31日版,第615页。)把三民主义与科学、民主以及中华文化结合在一起,体现了一种试图融会中西文化的开放心态。21世纪,无论祖国统一的目标能否实现,三民主义文化都会继续存在和发展,从而构成多元发展的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自由主义文化。自由主义文化是由文化自由主义者所倡导的文化,它在反省和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力图引导中国走上西方现代化所提供的发展道路。西学东渐尤其是本世纪初以来,自由主义文化一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的思想界,特别是一代代的青年知识分子。21世纪,由于自由主义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港澳文化的存在,由于大陆仍然要在通向现代化的道路上艰难地跋涉,由于台湾文化中胡适所宣传的实验派学术将继续产生作用,也是由于西方文化中所具有的世界性因素,自由主义文化仍将在21世纪中国文化的多元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 

  第四,以现代新儒学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文化。现代新儒学并不一概地反对现代化,而是倡导一种“儒家资本主义”,力图站在新的历史制高点上,从儒家传统的内圣之学中开出民主、科学的新外王,以克服西方现代化带来的种种负面影响,接续上中华文化发展的一线血脉。从本世纪初梁漱溟提出“新孔学”直至今天,现代新儒学已经经过了三代发展。 

  90年代以来,大陆的文化保守主义(包括现代新儒家学者)公开打出了自己的旗帜:其一是反对革命,批判激进主义,鼓吹“君主立宪”和改良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其二是追随港台新儒家,主张中国走“儒家资本主义”的道路;其三是把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希望开辟一条“儒家社会主义”的道路。最近,香港中国文化研究基金会主席胡国亨先生在其著《独共南山守中国》中,提出一种“大孔子学说”,试图以孔子及儒学为基础,重新思考现代化的道路问题,建构一种能够真正面向21世纪、面向未来的全新文化。可以说,随着人们对现代化认识的深化和全面化、随着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不断探索和前进,以人文主义为特征之一的现代新儒学仍会找到适合自己生存和发展的土壤,从而成为21世纪中国文化多元发展中的一支劲旅。 

  综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三民主义文化、自由主义文化、以现代新儒学为代表的保守主义文化是中国21世纪文化发展中的四种主要的具体文化类型,试图以一方、多方取代其它显然是不现实的,也是有害的。由此,多种文化类型的并存共生必将成为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不争事实。 

   

  从“文化中国”的视野出发,21世纪多元发展的中国文化如果说有什么相对统一的精神文化基础的话,这个基础只能是经过现代诠释和创造性转换的中国传统文化,也可以称之为中华文化。 

  如上所述,“文化中国”包含不同的具体文化类型和多维的价值体系,不存在一种绝对统一的精神文化基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虽然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光明的发展前途,但它不可能被大陆文化以外的“文化中国”的其它具体文化类型所完全接受。事实上,尽管“文化中国”中许多不同的文化类型存在着相互沟通、相互结合的可能性,但其间的矛盾冲突是很难完全消解的,比如,三民主义文化、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文化在传统上都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至少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即使在当代,它们也并没有放弃自己的基本原则立场。因此,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不可能成为21世纪多元发展的中国文化的相对统一的精神文化基础。同样,三民主义文化只能在很有限的空间中存在和发展,尽管它构成了21世纪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决不可能成为“文化中国”相对统一的精神文化基础。自由主义文化在港、澳、台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大陆文化中所占的比重很有限。由于它所具有的浓郁的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色彩,所以它不但过去没能成为大陆的主流文化,今后也决不会成为“文化中国”相对统一的精神文化基础。尽管现代新儒学具有越来越大的包容性,不仅能够与现代化相融,甚至能够正视和尊重马克思主义的存在,但它本身所具有的非世界潮流以及理想主义特征,使得它不但受到大陆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甚至也被港台的思想文化界所长期冷落,这一点正像方克立先生所指出的那样,“新儒学在港台并非思想界的主流,香港弥漫着殖民文化和西化思潮,新儒学不可能居于主导地位;而在台湾,新儒学的势力也不大。……用台湾学者自己的话来说,新儒学不是在庙堂,而是在山林;就是在民间,它的影响也远远赶不上天主教、佛教、道教等宗教势力的影响。”(注:邵汉明:《现代新儒学研究十年回归——方克立先生访谈录》,方克立:《“文化中国”概念小议》,见《现代新儒学与中国现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版,第610页。)当然,近十几年来,这种状况随着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的开展而得到了改善,但它依然很难构成21世纪中国文化相对统一的精神文化基础。 

  尽管现代新儒学不能成为“文化中国”相对统一的精神文化基础,但它为我们提供的思路是深刻的。因为现代新儒学涵蕴着自觉的民族意识和深厚的爱国情怀,展示了“文化中国”的根和源。应当说,21世纪“文化中国”相对统一的精神文化基础只能是中华文化。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文化中国”之所以为“文化中国”,并不完全在于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而在于他们拥有一个共同的根,即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源远流长的共同的文化心理结构,也就是中华文化。中国在政治上、地域上是分裂的,但在文化上却是统一的。中华文化是唯一能够把“文化中国”所有成员联系起来的纽带。不过这种中华文化并非原典意义上的中华文化,而是经过了现代诠释或创造性转换的中华文化,是具有世界性的符合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也就是中华文化中那些具有现实化和未来化因素的精粹。用中华文化统一起来的“文化中国”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统一战线,它的存在对于整个中华民族的繁荣和地域上的统一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然而,相对统一的精神文化基础并不等同于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唯一方向,甚至构不成主流导向。21世纪中国文化的趋势是多元发展基础上的一种深层次整合,即多种文化类型、多维价值体系在相互冲突中的相互渗透,在相互对立中的相互结合。这种渗透和结合在本世纪就已经开始,如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对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和中国传统文化精粹的重视,三民主义文化对民主、科学以及中华文化传统的肯定,自由主义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切,现代新儒学对西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宽容,等等。这种渗透和结合在21世纪中国文化的多元发展中必将得到进一步的深化,它是前无古人的伟业。如果21世纪的中国不能在古今中外文化大整合的背景下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文化,那真是对时代恩赐的莫大辜负! 

   

  作为中国文化主要载体的知识分子在创造21世纪中国文化的过程中也将创造出一个独立的自我。 

  与西方的知识分子相比,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具有较强的依附性。古希腊的知识分子是处于“后生存状态”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解决了自己的物质生活之后,利用闲暇的时间来从事知性活动,从而形成了西方为知识而知识的传统。他们也参与政治,但不从属于政治,更不屈服于政治。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则是处于“前生存状态”的知识分子,他们的知性活动是政治活动的工具,他们本身也从属于政治。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这种特征集中体现在“养士”这一概念上,“养士”者,非养人,而是被人养,被养者明显地依附养者,它本身无经济、学术甚至人格上的独立性。所以,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一切言行操作往往被政治所左右,从而形成了较强的依附性。 

  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上述依附性有所削弱,但并非消除,甚至延续到当代。在大陆摧残文化的“革命”中,知识分子作为“臭老九”被一些人玩弄于股掌,许多人成了批判和革命的对象,从肉体到灵魂遭到了极大的摧残和侮辱,甚至连申辩的权利和机会都没有,以一种极端扭曲的形态展示了知识分子和政治的关系以及由此带来的苦果。几乎与此同时,台湾也搞起了所谓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此运动并非纯粹的文化运动,而是被政治运动着的一些知识分子借文化之名而掀起的政治运动。90年代初,港台的个别学者撰文认为,大陆的现代新儒学研究不是纯粹的学术研究,而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的意识形态化的研究,是中共搞的统战把戏,是所谓“打着儒家反儒家”的“红儒家”,是缺乏学术自主性的表现。这种评价显然失之偏颇,同时也恰恰体现出他们自身的意识形态性,即反对马克思主义,完全认同新儒学。上述情况都反映出中国文化专制主义传统的顽固以及知识分子对政治的一种不正常的依赖性。 

  知识分子摆脱依附性,走向独立化,这是21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要求。大陆自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逐步消除着文化专制主义的影响,并加快了社会法治化的步伐,个人的自由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尊重,加上21世纪中国文化多元发展的趋势,这就为知识分子的独立化提供了宽松的大环境。另外,中国的大多数知识分子清楚地认识到了传统知识分子身上的缺陷以及由此产生的危害,摆脱依附、走向独立已经成为他们不可逆转的心理导向。更为重要的是,不少知识分子通过多种途径参与到了经济领域,21世纪的中国社会必能继续造就更多的经济独立的知识分子,而处于“后生存状态”的知识分子也必能在创造中国灿烂文化的过程中创造出一个独立化的自我。 

  与上述相连,作为知识分子自身应该如何实现独立化呢? 

  首先是经济的独立化,这是知识分子走向独立最坚固的基石,经济上依附于人,根本谈不上其它方面的独立。这种经济上的独立已经开始,并且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其次是学术的独立化。一方面努力促成学术自由的法规化,通过法律途径确认学术确立的正当性,使“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真正落到实处。另一方面要正确处理学术和政治的关系:学术应当参与政治,成为政治的一种制衡力量,但不能依附于、屈从于政治;政治应当指导学术,但不能干预甚至玩弄学术。 

  再次是人格的独立化。这是知识分子独立化的内在依据和动力。从学术史上的事实来看,的确存在着两种截然相反的学术人格。第一是“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杜甫),这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摇摆性学术人格。 

  第二是“咬定青山不放松”,“任尔东南西北风”(郑板桥),这是一种威武不屈的自主性学术人格,也就是独立化的学术人格。21世纪中国文化的发展显然需要自主性、独立化的学术人格,也只有自主性、独立化的人格,才能创造出五彩缤纷的学术、绚丽多姿的文化以及自觉自为的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