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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为何跑过GDP

发布时间:2012年09月19日 | 字体放大 | 字体缩小

作者:许善达 | 来源:《英才》

  中国税收政策的变迁折射着经济层面的嬗变。

  随着制度的回潮,红利的消散,中国经济面临减速风险,税务改革的大幕再次拉开。在中国经济转型的节点,《英才》记者就财税改革相关问题,对中国注册税务师协会会长许善达进行了专访。

  工科出身的许善达,却选择了经济学专业继续深造。多年的财税工作以及7年国家税务总局副局长的经历,让他深知税改的复杂与艰辛。

  他认为按家庭征收个税还面临诸多困难,他反对房产税,他认为分税制改革的实施办法需要改善。在他看来,中国税制改革,仍是路漫漫其修远兮。

  财税与GDP非对称

  《英才》:中国财税收入增长多年高于GDP增速。2011年财政收入10.4万亿元,同比增长24.8%,但GDP增速却同比回落。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反差?

  许善达:拉动GDP有三个因素:投资、消费和净出口。其中,税收与投资、消费是正相关关系,投资增长税收增长,消费增长税收也增长。但是,税收与净出口的增长却是负相关关系,净出口越少税收越多,净出口越多税收越少。

  我国同等金额的商品进口征税比出口退税多。2011年顺差1500多亿美元,进口征的税(不计关税)比出口退税多了3000亿;今年顺差在减少,对GDP是负效应,但是税收反而增加得更多。另外,经济结构中低税负的部分,比如农业增长速度慢,而高税负的二、三产业增长速度快。

  同时,税务局的征管力度一直在提高。税基不变的情况下,征收率提高,税收增长速度就会超过GDP增长速度。所以,税收与GDP同步增长的逻辑是不成立的。税收增长速度与经济发展速度不一致,是正常现象。

  《英才》:数据显示,中国财政支出中,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占比大约29.3%,而发达国家达到60%。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

  许善达:中国的财政支出中,用于国有经营性资产的支出比重,要比发达国家高得多。国有企业资产占的份额很重,而且还在不断增加投资。政府工作报告中所谓的“政府基金”,也就是政府从GDP中提取的份额,最后大部分都给行业投资了。比如电力发展基金,从每度电价里头收几厘钱,最后大部分还是投资到电力行业了。另外,这涉及到不同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战略问题。从企业自身来讲,对资本的需求是无限的,要发展就需要投资。而投资需求是无限的,有多少钱都不够,这是现实的情况。

  《英才》:国外出现这种情况,是怎么做的?

  许善达:美国金融危机的时候,政府认为一些企业大而不能倒,就收购了很多企业资本金,出钱购买企业股票。等企业经营状况好转后,再把股份慢慢卖掉。1997年香港金融危机也是这样,政府出钱购买股票抬高股价,等市场好转后再高价卖出,并且给公民分红。政府出资买企业的股份是正常现象。至于怎么处理,中国和其他国家在战略上是有区别的。

  从企业角度讲,不增资是不行的。企业经营规模大了,资本金就不够。这种情况下,就需要增资。但是从政府角度讲,增资是主动的,政府认为这些企业是优良的,要分红就要增加对其投入。

  对于国有经营性企业的回报与全体公民的关系,美国人认为,税收的钱是全民所有,但企业是市场的,他们的原则是政府要离开市场。而中国的战略是,政府在市场里必须占有一定份额,不但不能出售自有股份,还要继续追加。这是战略上的两种差别。

  《英才》:当前这种“高税负,低福利”的现状,应该如何调整?

  许善达:我们国家财政支出中,对国有企业投资性投入比重偏大,相对用于民生就偏小。所以,对待国有企业的战略要有所改变。政府必须想清楚要准备投入多少,同时要拿回多少。以工商银行为例,财政部是它的大股东,财政部每年都获得百亿元量级的分红。但是,等工商银行增资的时候,为避免股份被稀释,财政部又得投回一部分资产。

  因此,我们必须编制国有经营性资本预算。要弄清楚整个国有企业一共有多少资本金,有多少负债,以及总资产、净资产和盈利回报情况,盈利回报里政府又把多少钱投到国有企业,多少钱用于公共服务。

  现在不少学者在争论增加或减少国有经营性资产的问题,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我认为,编制规范的国有经营性资本预算是必要的基础工作。这项工作做好了就可以为统一思想形成共识提供依据。

  减税的关键

  《英才》:个人所得税方面,舆论一直在呼吁上调起征点,一些“两会”代表也提议将起征点上升至5000元。你曾建议个税与CPI挂钩。这种方案目前可行性如何?

  许善达:我不赞成每年讨论数字。讨论数字是没有意义的,讨论一次起征点社会成本是非常高的。我认为,法律应该规定一个跟CPI挂钩的指数和公式,老百姓和政府都能算出来。对于普通收入人群,起征点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股息红利税负还有降低的空间。

  《英才》:对高收入人群的税收,有什么办法更好地实现调节分配差距?

  许善达:对于高收入人群的税收,最大的问题不是税率,而是监督管理。越是高收入人群,收入来源越广泛,越是低收入人群,收入来源越单一。美国税务机关有权随时调查收入来源,但中国的税务机关目前没有法律保障,也没有技术支持来获取收入信息。根据现有法律,税务局只有立案才能调查收入来源,日常工作中无权调查,不掌握这些信息,税收就无从谈起。因此,对高收入群体税收监管的矛盾大于税收制度的矛盾。

  尽管我国税收制度对高收入群体的法定税负不轻,但实际征收率不高。改革的方向,是降低法定税负水平,同时加强监管提高征收率。对于个人所得税改革,按照家庭征税是大方向。中国人均收入才4000多美元,按家庭征税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税负水平跟用什么制度没有关系,什么制度都可以收重税。税负水平与按家庭还是个人征税也没有绝对关系,科学的税制必须以征收监督管理为前提。税制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不能征管,能征管的税制才是科学的税制。如果征管的力量特别弱,税收的调节作用就很难实现。

  《英才》:结构性减税的突破口和总体思路是什么?

  许善达:上海已经开始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这是结构性减税中最重要的内容。全国营业税的规模1万多亿元,上海1000多亿元,进入改革试点范围的规模为300亿元左右,减税额度估计100亿元左右。

  上海试点单位12.5万户,8万多户是小规模纳税人。原来按5%税率缴纳营业税,调整为按3%缴纳增值税。我估计全国推行的话降低的税负可达到1000亿-2000亿元。现在试点只涉及10个小行业,如果几年后全国范围推行,税负将是普遍下降,这是最大的结构性减税。征

  房产税异想天开?

  《英才》:分税制改革后,一些地方土地收入占据地方财政将近一半,地方政府过度依赖土地收入,有评论称这是造成中国房价迅猛飙升的重要原因。你对房产税的态度是怎样的?

  许善达:我不赞成房产税。很多人对土地财政持一种负面看法,我不这样看。土地价格不是随意定的,必须经营好了才能卖个好价钱,最终要体现在市场房价和租金上。土地卖高价是市场经济水平发展的标志。全世界来看,哪儿的地价高,哪儿的经济发展水平就高,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伦敦的房价比北京高,伦敦的经济发展水平也高,难道伦敦不好吗?

  《英才》:房价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系,但中国存在居民收入与房价不匹配的问题,这如何解决?

  许善达:居民收入与房价不匹配,要具体分析居民收入与什么房价不匹配。政府应该提供足够数量的保障房与普通商品房,必须要满足公民基本生活的住房。这样的房价政府是应该控制的。政府还要保证居民收入与保障性住房和普通商品住房的房价匹配,比如双职工白领的10年、15年或20年的工资与90平方米的普通住房价格相当。

  《英才》:在中国保障性住房没有完全配套的时候,房产税是不是一个弥补的措施?

  许善达:房屋只是入住,是没有任何收益的,有收益就必须将房屋销售变现。所以我认为,征税应该在销售环节,可以在消费税中增加一个税目,从销售的增量中征收,这叫增量税收。而房产税是从购房款外的其它税后收入缴纳的,这叫存量税收。我认为,在中国人均收入4000美元的情况下,增量税收才是我们可以选择的办法。

  另外,中国的房产关系非常复杂,住房的人不一定是房产主,房产主可能是没有收入的人群,而财产税是向房产主征税。如果征收房产税,在现实的操作中会遇到很多阻力。

  目前,中国不应该征收房产税。税制与经济发展水平相关联,人均收入水平很低的时候,流转税占比最大,所得税次之,财产税最低。现在中国流转税占比从1994年的75%降到63%,所得税从15%上升到28%,其它税包括财产税在内还是维持在8%—9%的水平。

  中国人均收入4000美元,征收保有环节的财产税是不符合当前中国国情的,通过房产税取代土地转让收入更是异想天开。去年土地转让收入3万多亿,谁能设计出一个3万多亿的房产税?以美国等发达国家为依据提出这种建议,可谓“食洋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