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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哲学研究30年(1978-2008)的反思

发布时间:2012年09月20日 | 字体放大 | 字体缩小

作者:谢地坤 | 来源:《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4期

  20世纪70年代末发生在哲学领域的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使得哲学的变革与政治的变革交织在一起。哲学的讨论不仅使哲学再次成为理论界的“晴雨表”,引发了深刻的思想变革和社会变革,而哲学本身包括西方哲学的研究也由此经历了某些重要变化,其中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今天认真思考。

  

  中国本无“哲学”。作为一门严格意义上的独立学科,哲学是从1914年北京大学设立“哲学门”才在中国得以确立的。我们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包括西方哲学,完全是因为我们这个古老的文明体系在近代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迫使我们必须在传统文明与现代世界之间加以痛苦的抉择而不得不做出的决断。应当说,在最初与强大的西方文明相遇之际,我们传统的文明陷入了一种“失语状态”,我们不得不用西方式的概念系统来表达我们的思想,甚至某些时候因为矫枉过正还出现了全盘西化的倾向。

  但是,我们的前辈们向西方学习的态度是诚恳的。他们思想开放,主旨明确,目的清楚,这就是救亡图存,针砭时弊。比如,梁启超以其在中国的特殊影响,竭力介绍和诠释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政治社会观点,如卢梭的“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在哲学方面先是介绍近代经验论和理性论的两大代表人物培根和笛卡尔,而后介绍康德哲学。严复的西学翻译领域广、影响大,他在哲学上笃信经验论,在社会理论上推崇社会进化论和经济自由竞争原则。他们的目的就是利用和借鉴西方理论去批判封建主义,唤起国人奋发自强的意识。与梁启超和严复相比,王国维和章太炎则更重视学理的借鉴和研究,尤其是看重从柏拉图的理念论到康德的先验哲学,看重当时很有号召力的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论。王国维提出“学不分中西”,反对在学术中夹以政治和道德说教,主张学术的纯粹性和独立性,在今天看来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从“五四运动”至20世纪40年代,一方面是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深度和广度大大加强,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哲学著作,开始仿照西方的大学模式在中国的现代大学体系中建立哲学系;另一方面,则是中西哲学之融合,力图开创一条新哲学、新文化的思路,使得中国哲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希望。从这个时期起,中国开始产生了职业哲学家,一批既有国学功底、又在西方留学的名家开始担任大学的哲学教授,如胡适、张君励、张颐、金岳霖、冯友兰、贺麟等。

  如果说这个时期的中国哲学还属于初创和早期阶段,有些观点和认识比较偏激,但我们这个时期的思想是开放的,即是说,我们首先是以学生的态度去认真学习西方文明,然后加以考量辨别,仔细选择,再结合中国的文化特点和社会现实予以推进和发展。所以,这个时期我们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和研究是全方位的,对西方哲学的最主要领域都有所涉及,如希腊罗马哲学、16~18世纪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法国启蒙哲学、德国古典哲学、意志哲学、生命哲学、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在这个时期传入中国的,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才使得社会主义革命在中国获得全面胜利。客观地说,这个时期我们所选择的发展哲学的道路是正确的。

  二

  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1957年之后,在“左倾”思想指导下,我们放弃了自己的原本正常发展的哲学道路,盲目模仿苏联,我们的哲学教育和研究基本上是照搬日丹诺夫模式。从西方哲学研究而言,其基本判断是将西方哲学划分为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大阵营的对立和斗争,与之相联系的是唯物主义代表进步,唯心主义代表反动,辩证法意味着合理,形而上学意味着荒谬。在这种简单化、公式化的定性和划界下,西方哲学的研究就必然是独断论式的:凡是被我们视为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哲学家、哲学流派及其著作,就予以肯定;凡是被我们认为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哲学家、哲学流派及其著作,就予以批判。再进一步,即使是被视为唯物论和辩证法的哲学,如果它们被标上“机械的”唯物论和“唯心主义的”辩证法,我们也只能加以批判地学习和研究。于是,我们的西方哲学研究在“文革”前几乎是处在停滞状态,我们注意的对象主要就是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原因就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现在,我们可以回顾一下“文革”前我们西方哲学研究的两大基地的状况,一是中国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二是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前者的西方哲学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方面,其中最多的当属黑格尔著作,而1964年成立的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留下的唯有洪谦主编的《现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而已。

  对于这种情况,外国哲学界的一些学者们是不满意的,早在1956年召开的“贯彻双百方针”会议上,贺麟、陈修斋等已经对此提出批评意见。只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们的正确主张都被压制下来,他们个人则成为政治批判的对象。从建国初期到1976年文革结束的27年间,我们的西方哲学主要工作就是有选择的翻译一些西方哲学著作,而且往往还要贴上“批判资料”、“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集”等标签。所以,文革结束后,西哲界拨乱反正的呼声相当高,在检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我国西哲界于1978年10月在安徽芜湖召开了“全国西方哲学史讨论会”,来自全国的200余位专家学者参加了那次讨论会,尽管其中有些学者是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美学专业的。会议的重点是对西方哲学研究的性质、对象、方法等基本问题进行讨论。虽然在这些问题上还有些分歧,但不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当作僵死的教条,而是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对立和发展看做是人类认识史的一个过程,承认它们之间也有互相影响、互相联系,客观地评价唯心主义哲学的地位和作用,是那次会议的一个主要收获。很显然,30年前的芜湖会议在当代中国西方哲学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它是我国西哲界解放思想,打破教条主义束缚,摆脱日丹诺夫的哲学模式,走上健康发展道路的一个重要标志。

  从上世纪80年代起,随着我国西哲界对西方哲学的基本理论和哲学史观的认识逐步深入,我们的西方哲学的研究和教学发生了深刻变化。哲学恢复了其本来的“求真爱智”面貌,西哲界与哲学领域的其他学科一样,提倡的是实事求是、勇于发问的科学精神,需要的是艰苦探索、锲而不舍的学风。因此,我们不再把哲学简单地看做是现实世界、尤其是政治状况的直接反映,而是认为哲学作为一门独特的理论形态有其特殊的性质、范畴、概念和体系,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任务和规律,有其特殊的研究方法和表述方式。我们不再把哲学史简单地看做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两军对立的历史”,而是承认哲学是人类追求真理、认识真理的一个发展过程,其中不同的学派、人物对世界的统一性原理在认识和把握上会有唯物观与唯心观的差异,但他们都以自己的创造性认识把握了世界的某一方面,构成了人类认识过程的一个环节。我们不再拒绝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流派、人物和著作,更不会把马克思以后出现的各种西方哲学思潮统统当作非理性主义的、腐朽反动的东西而加以全盘否定,而是以严肃认真的态度去重新思考和研究我们曾经否定和批判过的西方哲学史上的各种流派和人物,以开放的心态去对待和分析各种各样的新思想、新流派,我们的哲学视域大大拓展。我们的方法不再是单纯地介绍和评析,而是博采众长,既吸收西方哲学中的概念判断、逻辑分析、本质还原等方法,也继承中国文化中原有的形象思维、义理结合等传统,力图开创我们中国人特有的新理路、新方法。

  由此来看,我们对西方哲学的研究得到了全面恢复,不仅接续了此前百来年的积累,而且以从未有过的广度、深度和速度对西方哲学展开了全方位研究。从研究的领域来看,德国古典哲学(其中包括我们原本不重视的费希特和谢林哲学),古希腊罗马哲学、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包括法国的萨特和梅洛—庞蒂哲学),分析哲学和相应的语言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实证主义,科学哲学中的实在论与反实在论,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哲学、生命哲学、解释学、过程哲学、实用主义哲学、以弗洛伊德为代表的心理主义哲学等等都是我们研究的对象。近些年来,我们对后现代主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应用伦理学(尤其是其中的环境伦理学和生态伦理学)、心灵哲学、当代的政治哲学、文化哲学等也都予以了足够的关注和追踪研究。[1]当然,中西比较,尤其是分析中西哲学思维这两个范式的不同特点和差异,注意中西文化的相互补充和相互融通,常常也是题中之义。

  从研究的重点转移和每一个时段的不同热点来看,改革开放之初,德国古典哲学、古希腊哲学、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是我们主要研究领域,这与我们原先具有这方面的研究基础有关。“随后,逻辑实证主义及其‘反形而上学’倾向和‘经验证实’原则、科学哲学中波普尔的‘反归纳主义’、‘证伪主义’,成为热烈讨论的话题。”[1]与此同时,分析哲学和与之相联系在一起的语言哲学研究,尤其是维特根斯坦哲学和蒯因哲学,也是研究热点之一。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研究受到重视,形成了当时所谓西学研究中的“显学”。从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后现代主义思潮在西方的崛起,我们开始了追踪研究,现在它已经是我们经常讨论的热门话题。

  这里我们应该提到的,是在这个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在上世纪80年代,由汝信、王树人、余丽嫦主编的10卷本《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和《西方著名哲学家传略》(山东人民出版社)率先出版,此后由涂纪亮主编的10卷本《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也于90年代初出版。参与这两套大型著作写作的有全国各单位的百多位学者,是当时我国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所完成的最重大工程。它们的更重要的意义在于,为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搭建了一个平台,为以后开展更深入、更系统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参照系。直至今天,不少学者和研究生仍然把这两套书当作学习西方哲学的入门读物和参考书。北京大学的外哲所是与该校哲学系连在一起的,洪谦和熊伟两位先生不仅自己在分析哲学和现象学两个领域各有建树,而且他们还为这两个领域培养了一大批人才,这些人至今是我国西哲界相当活跃、颇有影响的两支队伍。当然,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为我国的西方哲学发展也都作出了贡献,这里就不再一一列举。

  这个时期我们西方哲学研究的工作成效主要表现在两个“结合”上:一是翻译与研究相结合,二是通史研究与专题研究相结合。

  第一个“结合”是由我们西方哲学研究的特点所决定的。翻译西方哲学原著是为我们西方哲学研究提供第一手资料,因而翻译是西方哲学研究的前提条件和基础;反过来,在此基础上展开的研究对翻译的质量和数量会提出新要求,尤其是在概念的把握和提炼、语句的表述和文风等方面,哲学著作都必须坚持自己的严谨性、精确性、规范性等特点。30年来,西方哲学著作的翻译是文革前的数十倍,商务印书馆、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和全国各地的地方出版社出版了大量的西方哲学著作。这些年,除了翻译一些单本的经典著作外,还出版了一些重要哲学家的全集本或选集本,其中有《亚里士多德全集》、《柏拉图全集》、《费希特选集》、《维特根斯坦全集》、《尼采文集》、《康德全集》(已出6卷)等。还有一些重要哲学家著作的全集或选集正在翻译中,或者已经列入翻译出版计划,如两种版本的《黑格尔全集》、《西塞罗全集》等。此外,对西方哲学界比较有名的哲学通史、国别哲学史和断代史著作的翻译也受到重视,其中,有些已经出版,如文德尔班的两卷本《哲学史教程》、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奥康诺的《批评的西方哲学史》等;有些正在翻译或出版中,如策勒的《古希腊哲学史纲》、索利的《英国哲学史》、《劳特里奇哲学史》、《剑桥哲学史》等。这种大规模地翻译工作西方哲学著作是前所未有的,它对我们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认识和把握西方哲学的本质及其内在发展脉络,更好地开展西方哲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基础意义。

  正是我们在哲学翻译方面取得的这些成果,我们的一些专用概念和术语也成为我国理论界、甚至新闻媒体经常使用的话语,如“反思”、“存在”、“本体”、“超验”、“超越性”、“二律背反”、“扬弃”等。这表明,哲学在对我们所处的时代进行反思的同时,也对我们生活的时代发生影响。它当然是哲学包括一些哲学思考历经几千年的起起落落,仍然是我们须臾不能离开的证明之一。

  第二个“结合”是与我们这些年来在西方哲学专题研究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相关联的。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在宽松的学术环境下,我们对西方哲学的各个历史时期的主要流派、人物及其代表性著作都有一定程度的涉猎,尤其是对德国古典哲学、希腊哲学、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出现了一大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专著。在这样的学术背景下,撰写一部高屋建瓴、通观全部西方哲学发展历程,且又能够涵盖西方哲学各个流派和人物、而不失之空洞的西方哲学通史,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从90年代后期开始,不少单位都确定了撰写西方哲学通史的计划,比如复旦大学、北京大学。这并不是说,我们以前就没有撰写过“西方哲学史”之类的书籍,而是说在“文革”前后一段时间内,由于指导思想有偏差,再加上专业学者和有关资料的缺乏,我们以前所写的只是些大纲似的教材,常常是停留在俯瞰式的粗线条刻画上,缺乏对哲学史上各个重要的哲学流派的认识和每个重要哲学家思想的细致分析,在学术观点方面有时也是借用西方学者的思路、甚至是某些观点,很少有中国学者的研究视角,难以形成我们自己对西方哲学的总体认识,这与全国哲学事业的发展需要相差甚远。

  2005年,由叶秀山、王树人主持的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西方哲学史》(共分8卷11册,近600万字)全部完稿并出版,实现了学界的夙愿。全书各分卷主编及大部分作者都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的研究人员,国内一些单位的专家学者也参加了写作。尽管这部书还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总起来看,这部书应用了从古至今的哲学史阐释范式,紧扣西方哲学发展的脉络,对以往国内较少涉及或没有涉及的人物、思想、流派都进行了比较深入和全面的介绍和研究,而且特别注意分析各个哲学家及其思想之间的联系,这样,这部书不仅有系统性和完整性,而且呈现在人们面前不再是名人罗列、史料堆积的“哲学辞典”,而是一部具有精神内涵的“哲学史”,从而为今后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体系和结构的基础。这是其特点之一。其二,这部书着力突出了“中国特色”,关于这一点,叶秀山和王树人先生在全书的前言中表达得非常清楚:“我们有自己的几千年的历史文明传承,在哲学问题上,我们有自己的独特的思考方式。我们这些学者,不管自觉与否,都是在这种文明的熏陶中成长起来的,我们珍惜自身的文化传承和哲学传统。我们学者的任务在于以同样的创造性的精神来对待我们自身的哲学传统,相信只要我们努力工作,对于西方哲学的问题可以做出我们自己的创造性的阐释,可以在同等的哲学层次上与西方的哲学有真正的对话,而不仅是各说各的话。这样,我们在受命(接受这个项目)之初,就把具有中国学术特色作为我们共同努力的目标。”[2]其三,这部书的作者们重视对哲学原著的阅读、理解和研究,不是无根据的妄论空谈,而是把研究建立在对原著思想的把握基础上,结合对国外学术界最新研究成果的理解,继而独立思考,推演勾连,剖疑解难,因而做到了言之有据、言之成理,保证了这部书的学术品位。由此来看,这部书是我国学者通过自己的努力,对西方哲学做出了自己富有创造性的阐释,开始在西方哲学研究领域形成自己的理论观点,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从一个方面印证了“哲学不仅要穷通古今之变,而且要会通天下普遍之学,以达乎天下普遍之理”的学术宗旨。

  

  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自有我们的特点,这就是我们在面对西方哲学这个异质文化的时候,不是表现出矛盾彷徨、犹豫不决,就是走向非此即彼、或西或中的两极。这个特点在西学东渐之初就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从19世纪末的“夏夷之辨”、“中体西用”,到“五四时期”的民族虚无主义、全盘西化等,莫不是这个特点的显现。对此,我们的前辈们是有深刻认识的。王国维在上世纪初就提出“学无中西”的观念,他说:“学术之所争,只有是非真伪之别耳。于是非真伪外,而以国家、人种、宗教之见杂之,则以学术为唯一手段,而非以为目的也。”[3]李大钊则明确地说,东西文化各有所长,缺一不可,世界文明的今后发展将是两者互相融通,合为一体。冯友兰、金岳霖、熊十力、贺麟等一代大师,都是克服了这种非此即彼的两极模式,尝试用所把握的西方理性思维去探索、研究中国哲学问题,力图开创一条新哲学、新文化的理路,从而使得中国哲学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希望。

  然而“历史总是以惊人地相似在不断地重复着”,只不过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为不同的特点。如果说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是以开放的心态去对待和分析西方哲学的新思想、新流派,同时也夹杂着一些学者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出现了全盘西化的倾向,那么,当今天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时候,我们中的一些人以为改变这种历史逻辑的契机与可能已经出现,不仅重新拣起“五四”时期的“中学西学之争”,甚至还提出回到经史子集的传统中去。我们的时代仿佛又回到一百年以前!

  这种在两极中不断摆动的文化氛围和心理状况,对我们的西方哲学研究当然发生了消极影响。稍有常识的人都很清楚,中国不可能全盘西化,也不可能完全拒斥西方文化,在当前的全球化大背景下,不同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融合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态失衡,我们的哲学立场和态度也会随之发生一些变化,不是采取形而上学的非此即彼,就是某种意识形态或民族情绪占据主导地位。

  于是,在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以下这些问题:

  1.缺少以中国学者的眼光去研究西方哲学的文化自觉,盲目地跟随西方时髦,以西方的学术标准去衡量中国的学术,以至于不少学者还是跟在外国学者后面“照着讲”,从而造成我们的西学研究缺少自己的建树,完全脱离中国社会现实,丧失了西学在中国的活力。

  2.不把西学研究看做是一项创造性的劳动,而是当作简单地介绍和评述,不少学者在自身还没有完全理解原著的情况下,就用那种谁也看不懂的汉语去翻译和解说西方哲学。这种情况被戏称为“汉话胡说”或“胡话汉说”,这种“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做法,如果在西学东渐之初是可以理解的,那么,现在则是必须“叫停”的。

  3.与上述两种情况完全相反,无视中西两种不同文化的差异,以一种所谓“纯粹的”中国文化形态去比附西方哲学的一些概念和范畴,甚至完全用中国的传统概念去解释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方法等,形成了一种“非西非中”的特殊东西。

  4.学风浮躁,一些学者乐于炒作一些学派和人物,乐于创造概念新词,但却不肯下功夫去读书,常常是借用西方的二手资料去哗众取宠,不仅得不到真经,甚至是以讹传讹,误人子弟。

  5.学术翻译质量滑坡。这里面又分为几个层面:其一是现行的出版和版权制度,要求译者在很短时间就把书翻译出来,过去提倡的“十年磨一剑”在现行制度面前行不通,再加上出版社和编辑都以市场效益为核心,致使很多学术译著粗制滥造;其二是少数译者缺少学术良心,外语不好、汉语不好,不懂学术,已经很糟糕了,再加上争名争利,以致昧着良心在说话。明明是从英语转译过来的,却偏偏说是从希腊文、拉丁文、法文、德文等原版翻译的。其三是我们缺少正常的批评氛围,明知哪些译著存在问题,碍于面子,很少敢于公开提出意见。

  当然,我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中现在还有一些其他问题,这里并没有提出来。但总的来看,最近几年由于上述问题造成了西方哲学在中国与大多数人的疏离,与中国社会生活现实的隔阂。现在,很多学者,包括不少本专业的学者,都感到现在的西方哲学的书籍很难懂,更遑论一般的读者。这种情况自然与这门学科有关,也与我们学者的立场、态度和治学方法有关,不改变上面提到的那些问题,我们就很难使西方哲学研究在我国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在哲学领域的“中、西、马”三大学科中,为什么现在西学研究显得比较沉寂,得不到学界的关注,恐怕与上述问题不无关系。

  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和改变那些问题,确实把西学看做是一项艰苦的劳动和“创造性的理论转变”,[4]不能满足于单纯地翻译介绍西方哲学,而是要主动地把西学研究与中国的文化、国情、现实结合起来。我们要明确认识到,中国学者的西方哲学研究工作担当着沟通马克思主义哲学与西方哲学的任务,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开展西方哲学研究的同时,使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更具有普遍性和时代性。我们必须努力提高自己的哲学素养,提高自己的汉语和外语水平,要真正地做到学贯中西,融通中西,为中西哲学的融通与中国哲学的新生提供广阔的资源。这样,我们才能使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从“接着讲”和“对着讲”,进入“自己讲”的自主创新的境界,才能不辜负时代的期望,开创出既有中国特色、又有普世性真理的西方哲学研究的新篇章。

 

  【参考文献】

  [1]周晓亮.我国西方哲学研究的回顾、现状和展望[J].哲学研究,2007,(7).

  [2]叶秀山,王树人.西方哲学史:第一卷[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3]王国维.王国维学术经典集(上)[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7:99.

  [4]赵敦华.关于“西学”的几个理论问题[J].哲学研究,2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