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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哲学的三个特质

发布时间:2012年09月20日 | 字体放大 | 字体缩小

作者:刘杰 | 来源:《理论学刊》2009年2期

  一、“英雄时代”的结束

  欲知今日西方哲学的特质,就应知一百多年来西方哲学的发展和变迁。19世纪往往被历史学家称之为“科学的时代”,因为正是在这个世纪,自然科学最终走向成熟和完善,社会科学真正诞生,并且科学在技术上的应用推动了整个工商业和社会的快速发展。但从哲学史的角度看,19世纪的知识、文化和社会氛围激发了哲学家从整体上解决问题的激情,结果是各种“体系哲学”的出现。我们熟知的黑格尔、谢林、费希特、叔本华、海克尔、马克思和恩格斯、人格主义、幸福主义、进化论、功利主义的哲学和伦理学就是其典型的代表。

  最近,美国著名哲学家N·雷切尔(Rescher)在其《哲学推论》(Philosophical Reasoning)一书中对此作了精彩的论述,下面我们对他的观点做一简单的介绍。

  在雷切尔看来,“体系哲学”和“反体系哲学”之间的博弈构成了最近百年哲学的图卷。他认为,体系哲学最显著的特征不是其研究范围(或主题)的无所不包,而是其核心思想都围绕着一个单一的、铁板一块的组织原则来构建。这种哲学风格还一直影响到20世纪初的哲学家,如G·E·摩尔的直觉主义、罗素的中立一元论、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和詹姆士的实用主义。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分水岭。战后欧美的思想氛围是否定主义和怀疑主义的,哲学家告别了体系哲学,实证主义、虚无主义、现象学和诠释学兴起。这些新的哲学思潮的代表人物告别了哲学的思辨,把目光放在自然科学、文化研究、语言和逻辑、日常生活背景上。诚如雷切尔所说:“他们把世界的事实性安排(如科学或日常生活所反映出的一样)看成是最终的和自足的,而不要求——甚或承认——进一步的哲学性奠基或证明。”[1](P260)换句话说,各种反体系哲学相信“事实本身”,把“单一原则”看成不必要的虚构,看成哲学思想的“伤害原则”。这在“拒斥形而上学”和“现象学悬置”等口号中表现得最为突出。

  但雷切尔也指出,哲学的发展从来就不是线性的。大约在1920年至1950年间,在整个否定主义的思想氛围下,还是出现了复兴体系哲学的迹象。人们仍渴望对传统哲学所关注的真理和价值问题进行新的哲学解释。东方哲学、希腊古典哲学、天主教哲学、精神分析、人类学、马克思主义、尼采哲学纷纷吸引了人们,应用伦理学也在此时兴起。似乎“复兴体系哲学”的幽灵还徘徊在西方哲学界,“渴望深刻”的意识挥之不去。

  然而,简单地复兴传统体系哲学却遭遇了文化发展的新问题,使得这场体系哲学的复兴运动胎死腹中。那么,影响体系哲学复兴的因素是什么呢?雷切尔认为,简单说来,就是“知识社会”的来临。“知识社会”这个概念并无新意,但人们对它对哲学的意义却反思不够。它意味着以下几点:

  1.知识的爆炸:大量新的科学分支的出现,极大地扩展了人们的思想框架,哲学不得不对此做出反应。以物理学为例,1911年物理学包括20个研究领域,而到了1970年则达到了210个研究领域。这个数目目前仍在增加。其他科学的情况也基本相似。

  2.形式科学(数学、逻辑学、计算科学)中系统的多样性:形式科学不再是单一的整体,各系统间不再兼容。

  3.复杂性现象弥漫开来:随着新物理学的兴起,我们的宇宙图景发生了根本改变,如亚原子物理学中“物质”的非物质化,量子物理学中因果性的复杂化,宇宙起源的新理论,新达尔文主义进化论的兴起,生理心理学的发展,人工智能的出现等。

  4.人类认知能力的有限性得到确认: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知识的局限,如哥德尔证明了数学系统不能包括整个算术,塔尔斯基证明我们的语言不能包括整个真理,我们的粒子加速器不能把粒子加速到光速,我们的冷却设备不能获得绝对零度。

  所有这一切都促使一种新的哲学观的诞生:用一个简单的、单一模式是不能解释这个复杂世界的。

  这样,西方的哲学风格再次发生变化。雷切尔认为,这一变化可用“特殊主义”(Particularism)这个词进行刻画。特殊主义风格的哲学表现出这样几个特点:

  1.对特殊的小问题不再用普遍的理论和宏大的思辨结构来解释,而是采取案例研究的方法。

  2.关注话语分析,注意语言学的微观细节,分析语词、语句、具体论证和推理的各个细节。

  3.不再关注传统哲学的“大问题”,哲学的问题变得具体而微观。

  4.注意技术,使用逻辑学和语言学的分析技艺。

  5.“贩卖可能性”,即使用思想试验的方法,优先考虑假设性的例子和场景,不关注真实世界,而关注虚拟实在。

  可以说,“技术性”、“琐碎”和“虚拟性”是这种哲学风格的最突出特征。例如,用语言使用的真值条件来分析哲学概念,用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模型来解释人的认知和理解的能力,用社会政策和规范来解释人的循规行为等。这种风格的哲学成为英美50至70年代哲学的主流,在英国以J·奥斯丁为代表,而N·古德曼则是美国的著名人物。这时哲学家手中的工具就是语义学、模态逻辑、计算理论和学习理论等。与此同时,所谓“应用哲学”应运而生,它们关注的同样是一些“小问题”,如经济正义、社会福利、生态问题、流产、人口政策、动物权利、女性主义哲学、文学的哲学、国家防卫和战争伦理等。

  但雷切尔注意到,特殊主义哲学的零碎化、一致性和深度的缺失,以及它的技术至上主义倾向和对微观问题的关注,自70年代末以来遭致学界的普遍不满和攻击。新一代哲学家渴望恢复“莱布尼兹主义”和“黑格尔主义”,即重新建立综合的、系统的和纲领性的哲学。整体主义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并未淹没在“后现代主义”的汪洋大海之中,“体系哲学”的孤岛依旧时隐时现,尽管已处“弱势”。

  不过,雷切尔的睿智却在于发现了“新体系化”的秘密。他说,经过特殊主义洗礼后的系统化,已完全不同于历史上的任何体系哲学,这场运动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诚如前面所说,旧式体系哲学过于简单,整个体系依赖于几个单一的核心原则。而今天已进入复杂化时代,因此新的体系哲学的口号应该是:复杂时代的复杂体系。具体说来,最近30年的体系化复兴运动试图把对细节和技术的追求与对系统化的大图景的追求结合起来。因而它的另一个口号就是:“有意义的细节,同样有意义的整合”[2](P268)。

  然而,口号归口号,面对如此的复杂性任何个人显然都无法完成这种系统化。这成为任何个体的一种“宿命”。因而构造体系就不应是单个人的任务,而是通过建立流派或学派的方式形成“非聚合性合作”,从而完成体系的建构。雷切尔确信,我们确实可以建立复杂的体系,但这项活动却不再由单个人来完成,而是通过非聚合性的和非计划的合作方式,集体地和多边地来完成。历史上的那些哲学体系都是“天才人物”个人的、有意识的、有明确目标的杰作,而今天的复杂体系将是非个人的、无意识的、无目标的。由于我们大家都深受“标准哲学史教科书”和哲学史研究专著的影响,我们已习惯于把哲学史当成“大哲学家”的历史,从而也习惯于仅在天才大师的著作中去寻求创造性成果。然而,今天的情况不同了,我们可能更多地关注那些散漫的、非聚合的哲学流派或运动,而不是历史上那些耀眼的、重要的哲学明星。哲学界的专业化和分工已经非常细,从而带来每个人在微观细节方面表现得非常卓越,哲学家成为卓越的“细节工作者”(Detail Worker)。一方面是因注重细节而来的分工,另一方面则是在这种分工之上自发形成了一种非人为协调的、纲领性的统一。正如市场经济存在一支看不见的“手”一样,今日体系哲学的形成中也存在着一支看不见的“手”。“体系”和“自发性”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现象。

  不仅如此,今天的哲学教育和学习模式也正在悄然发生变化。过去由一个人写的教材和学习手册,现在让位于文选集,以满足学生了解哲学的多重化和微观细节,同时又给他们一个整体印象。复印机和互联网的出现使这一切成为可能,它们深刻地改变了哲学教育。

  雷切尔感叹道,曾几何时,哲学的舞台是供少数几个伟人表演的场所,如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们。但今天那个“英雄的时代”(或“天才的时代”)已成昨日黄花。重要的、有影响的哲学著作是由那些不太有名的学者完成的,精英让位于平庸的人,学院派哲学家只能对极少数人产生影响。有人嘲讽地说,即使是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也只不过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条鱼而已,尽管是一条较大的鱼。这些大鱼也不能决定汪洋大海的性质和范围。例如,目前在美国有大约11000名哲学家,有大约150种专业哲学杂志。一个哲学家发表的文章如有2%—3%的同行关注,他就非常幸运了。哲学专业本身的细微分工和大量小哲学问题的不断出现,使得任何一个哲学家都不可能去思考所有的哲学问题,即使是一个特别有影响的哲学家也不会得到大家一致的优先关注,也不会有某一次具体的哲学讨论或一本著作成为大家都关注的对象。某一个主题,某一种思想,某一种趋势之所以凸显出来,并不是由于某个哲学家的影响,而是由于一大批无名的哲学家共同非聚合努力的结果。哲学的创新不是某个引领者的功劳,而是集体努力的结果。伟大人物的支配地位已让位于众多的小人物。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是大众教育的结果,正是文化思想的普及才拓宽了创造性思想的社会基础。哲学在英美国家不再是少数精英的特权和专利,当代的哲学史也不再是一部精英的传记,而是由一些统计数据构成。雷切尔断言,美国哲学真的告别了“上流社会的传统”。以往的哲学史都是“英雄”或“天才”史,只需要关注少数伟大哲学家及其著作就可以了。但如果写一部现代哲学史,单个哲学家都要变成一个大背景的陪衬,最多只是众多关注同样问题的哲学家集体的代表,而不再是决定性的人物。雷切尔这样预言道:“在未来的史学中,单个人的角色就是一个脚注,用来说明散漫的和多样的思想的总趋势和倾向,而历史的主体部分则是由这些趋势和倾向构成。”[1](P272)

  雷切尔总结道,最近30年来,体系哲学、系统化、综合分析、整体理解再次成为西方哲学的追求。但这种追求不同于古典传统的地方就在于,“大哲学家”、“天才哲学家”独自沿着一个纲领、一个方向构造哲学体系成为不可能。今天的许多哲学体系更像一个个“蚁丘”,而不是一个个“金字塔”。因为金字塔是按照一个事先确定好的方向或蓝图建造的,而蚁丘是无数无目的、无计划的蚂蚁共同出于自然本能修造的。大大小小的“蚂蚁”(即“细节哲学工作者”)通过无纲领计划的、非聚合性的、无组织的合作完成了一个大而复杂的“蚁丘”(即“哲学体系”)。在任何一个哲学研究领域,都有浩如烟海的文献资料,其问题均具有高度的复杂性,要想完全地掌握它们都超出了任何一个人的能力。因此,系统化不是在个人的层面,而是在集体的层面。而这个集体表现为各个思想流派或运动的无计划的、无组织的、非聚合性的合作团队中。雷切尔把这形象地比喻为,不存在按一个工程师的设计建造完成的高速公路,只存在由许多人共同踏出的条条小径。这些小径呈网状分布,彼此相互依赖。

  以上雷切尔的刻画,对仍旧喜好“体系哲学”的人而言是一种警示,对热衷于宏大纲领的哲学家是一种“善意的劝诫”,对急于“走向世界”的中国哲学家无疑还是一种“提醒”。

  二、一种定义,两种哲学

  有多少哲学家就有多少种哲学,不存在惟一的一种哲学理解。由于我们传统文化、兴趣的不同,关于哲学的定义差别也是很大的。但是,就西方人眼中延续到现在为止大概有一个定义,被大多数人认为可以接受。这个定义就是最早苏格拉底在《申辩篇》当中提到的。当然他并没有给哲学下一个定义。他只是用那样一句话刻画了自己工作的意义,为哲学这项工作争辩,为一种理性的事业辩护。他的原话是“一种未加审查的生活是不值得我们过下去的”。这显然不是一种哲学定义,但它似乎较准确地把怀疑主义的哲学精神表达了出来。苏格拉底不像后来的亚里士多德和康德,提出一些建设性的哲学理论,他所做的一切似乎都是“破坏”。西方哲学史上的破坏型哲学家和建设型哲学家的区别一直就非常明显,二者的哲学地位也很不一样。审查(Examine)作为一项工作,一种追求,一种事业,这听起来就很怪。这不是法官的案件审查,也不是执政官的政策审查,也不是商人的合同审查。它是所谓的“理性的审查”。他说他每天都在审查我们过的这种生活是否值得我们继续过下去,似乎目标不那么具体,操作性很差,太宏观了,以至于听起来就很激进,就具有罪恶,就是一种无用功。但他如果被后人当成一个哲学家,那么哲学家的工作就注定了其大而无当的性质。所以,美国哲学家(John Searl)就认为哲学的一个特征就是提出“大框架”(Large Frameworks)[2](P2069)。因此后来很多人很喜欢把苏格拉底的这种说法当成一种哲学的定义。一般而言,哲学就是批判地审查我们的一切常识、传统、习俗、习惯,即我们的一切日常信念所赖以存在的那些最根本的预设和假定。

  首先,哲学归为一种“批判地审查”活动。那么什么是“批判”呢?西方人用“批判”二字的时候,讲的就是理性地分析和逻辑论证。“批判地审查”就是现在常说的“批判的思维”(Critical Thinking)。理性本身就是知识的来源,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提供自明的知识,而无需外在经验的帮助。所以,“批判地”就和“实践地”不同,它更多地依赖概念的分析和反驳。

  其次,审查什么呢?哲学并不是对生活中的样样事情都要来一番审查、考察、审视、追问、反思和分析。哲学的审查具有“后生活”的特点。人们在这个世界上首先活着,过着平凡的日常生活。通过这些琐碎的生活,他们慢慢形成各自很多常识性的观念,形成他们的传统、习俗和宗教信仰等等。这些东西都不是哲学道理,它们是一些生活的常识和驳杂的文化信念。我们生活的每天都需要很多这样的常识性观念才能进行下去,小到家庭生活,大到参与政治活动,这些观念都在发生作用。问题在于,这些琐碎的观念具有整体性吗?它们以一种什么样的方式互相依赖?它们真的像看上去的那样杂乱无章吗?苏格拉底式的哲学家恰好在这些琐碎和杂乱中发现了总体性。他们要审查的就是这个总体性。哲学家们看到日常信念总是依赖一些大家并没有能力说清楚的预设和前提,一些最根本的原则。比如,我们人人都相信,在我们(自身)之外有一个世界独立地存在着,我们通过常识就知道,我们不用学哲学就知道这个世界在我们每个人心灵之外,你可能并不自觉地相信这个世界是存在的。而你的其他一些信念都是以这个信念为根据。又比如,我们相信人活着应该不犯罪,我们相信人活着应该勇敢,很多人都相信这些。那么这些信念都基于我们的道德判断,而道德判断的根本预设我们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但哲学却不同,它要理性地去审视(追问)这些根本的预设。我们各种的信念都基于少数几个预设的前提和条件。这其实就是假定了信念和信念之间彼此相互联结,共同构成一个整体性。

  再者,为什么不经过理性审查的生活就不值得我们过呢?这就是哲学家的孤傲了!这是哲学家独特的心理需要呢?还是哲学家认为人就应该如此?实际上,未经审查的生活才是大多数人的生活,所以孔子才讲我们应该每日三省吾身。只是孔子每日要求审查的范围很有限,就是忠、诚和修习。孔子也没有讲如果不审查就不值得过。孔子比较宽容,他只要求君子审查,小人可以不审查。而苏格拉底要求人人审查,不分君子小人。不经审查的小人生活也不值得过,更何况君子的生活了。这个要求太高,一般人难以达到。苏格拉底要想建立一个人人为君子的社会,而孔子要求的是君子小人共处的社会。所以,孔子不是平民教育家,但苏格拉底是,他要教化所有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而孔子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孔子的思想更贴近自由主义者,而苏格拉底更贴近浪漫主义者。所以,如果你是一个苏格拉底主义者,你肯定就是一个革命者,而非改良主义者。革命者当然可怕,因为他们要动摇我们的传统和礼俗,所以必诛之!他们总是夸大人人拥有的理性,总是夸大哲学的作用。

  上面讲了一个苏格拉底式的“哲学定义”,这个定义被后人广泛地接受下来,在西方哲学传统中扎下了根。

  从西方哲学传统讲,被我们人类理性审查的根本预设或原则大概有五种,这五种作为我们各种复杂信念依赖出发的前提假设。第一种是与“我们知道什么?”这个问题有关。它关涉知识论和怀疑主义。怀疑主义的可贵之处就是为知识的可能敞开了一个空间,尽管我们迄今为止还真的不知道什么是所谓的“知”。怀疑主义的各种冲击深化了我们对知识的内在逻辑结构的认识,从而使各种教条主义的弊端现形。第二个哲学研究的领域与自由意志和决定论有关。人到底有没有自由意志?人真的是被一种超自我的必然力量所决定的吗?人的自由意志纯粹是一种形而上的假定吗?必然的力量也只是某种类似的形而上的假定吗?这些问题在哲学史上有过复杂的争论。决定论和非决定论都有多种形态。关键的问题在于:意志自由论者认为选择是可能的,而决定论者则认为选择是不可能的。第三大预设与我们假设物质和心灵二分相关。这也是哲学的重大问题之一。最近,美国哲学家John Searl提出了一种看法,他认为神经科学已接近解决这个问题了,所以心—物问题将不再是一个哲学问题,而成为了一个科学问题。精神其实就是物质世界的一种属性而已。[2](P2073-2075)第四个预设与上帝是否存在有关。上帝是否存在?到现在为止这仍然是西方哲学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关于上帝的存在,从古至今有各种各样的论证。最近有很多所谓的“科学论证”,最著名的就是“智慧设计”论,再一个是用黑洞理论来论证,还有一个用宇宙大爆炸说来论证。第五个大的预设与道德标准问题有关。审查这五方面的内容就构成了哲学的基本问题和理论。

  由上可知,尽管我们有无数的信念和观点,但从西方哲学看来,它们都可归结为这五大方面,它们都基于这五种基本原则和预设。而哲学就是要对大家习以为常的习惯、所遵循的那些基本原则进行理性的审查。而这种审查的目的是什么呢?当时苏格拉底认为这种审查本身并不是目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提高人们的自我认识,增加我们的自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知就是美德。只有人才在黑暗中有一个自觉。这与佛教的精神基本一致。佛教讲一个“悟”字,悟就是awaken,即醒过来。那就是佛,当大家都昏睡的时候,你能觉悟。佛就是觉悟者。这与希腊人讲的自我认识是一个道理。所以说,哲学不在于那些理论学术,重要的是能够提高人的自我认识。但是,正是因为哲学的这一特点,它不诉诸本能,不诉诸“神秘的力量”,而诉诸理性去审查。这给哲学带来很大的危险。因为哲学捍卫一种理性自由的精神,它不为习惯、传统所容忍。我们的传统、习俗、宗教的最大好处是它给我们带来最大的确定性和安全感以及行动的动力。但哲学恰好相反,哲学就是要破坏这一确定性和安全感,这在人心里就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效果,使人对哲学采取两种完全不同的态度。

  一种人特别具有冒险精神,因此,他把哲学看成是一种责任,一种力量,一种使命,所以这种人最不需要确定性和安全感。因而哲学很好地满足了这一部分人的需要。他们以冒险精神向祖先立下的规矩进行挑战,敢于质问我们的权威。这种人最适合做哲学家。

  另一种人不喜欢哲学,他们不喜欢的原因在于哲学使他们丧失了确定性和安全感。这种人又可细分成三类。一类不喜欢一味地审视下去,他们不喜欢打破沙锅问到底。他们认为人更应该停留在本能上,本能告诉我们的就是对的。第二类不喜欢哲学的人主要是不喜欢被别人一味地审视下去。他不喜欢别人分析他,宁愿停留在无知上。第三类不喜欢哲学的人认为,过分的理性沉思会使行动迟缓,哲学式的过度地审视或不行动,会使社会变得不良。若一个社会完全缺乏哲学思考,就会变得极坏,但如果这个社会哲学太多,这个社会也会变得极坏。因为过度地审视、理性地批判,会使人们变得敏感、脆弱和不安,从而加剧社会的病态和动荡。

  以上是从定义来分析西方哲学。但如果从宏观的方法上来分析,西方哲学则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被称为修辞学论理的活动,一种是逻辑推论的活动。通常我们说,逻辑是理性思维的工具,但事实上理性还有另外一种表现形式。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在逻辑之外还有一种不成熟的理性方式或者说是有缺陷的方式,但是它同样也是一种理性的方式,这种方式就是修辞学的论理。修辞学也是为了论理的,但是它的方式跟逻辑推理不一样,因此哲学家在利用理性的时候就把哲学大概分成了两种不同类型,一种叫修辞学论理的哲学,另外一种叫逻辑论证的哲学。

  逻辑论证的哲学又可分为两种,一种是描述的,一种是修正的。所谓描述的哲学就是要为我们确信不移的各种信念提供辩护。例如,你相信人活着是有意义的。你不知道从哪里得到的这个结论,可能是你的家人或者你的老师传授给你的,他们说“活着比死了要好”,活着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否则活着做什么呢?但如果你是研究哲学的,你就会问,活着比死了要好的理由是什么?你能给出一个令所有自杀者都接受的理由来吗?你说活着比死要好,人们就会问为什么?你至少要给他们一个能令人信服的理由。你想活着多好啊,我可以找各种美好的食物,我还可以看到2008年我们国家举行奥运会,死了就看不到了。你可以为自己找各种理由。但是,哲学的理由不是这么简单的结构。哲学家会认为,活着不是为了生物学意义上的各种快乐,不是为了满足感官欲望的刺激。他要证明给我们大家看,让我们驳斥不倒他的理由。尽管从感情上讲我们不喜欢他的论证和结论,但我一时没有办法反驳倒他,所以就只好接受。

  第二种逻辑论证的哲学叫做修正的哲学。它是向我们确定不移的信念提出挑战。它说明哲学还有一个否定的功能。你不是相信活着比死了好吗?有许多人和你相反,我就要证明死了比活着好。柏拉图就论证了死比活好。当然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你要提出一个强有力的反驳他的理由和论证来才行。

  当今英美国家搞分析哲学的人,非常重视所谓论证。一篇论文的好坏主要看这篇文章的论证做得如何。比如你的一个观点要成立,至少前提要成立,论证要符合逻辑规则,才能保证你的结论成立。但实际上,哲学的论证远比这复杂得多。哲学实际上是一个论证与反论证的关系,哲学家不断地提出正面的论证,同时,他又要驳斥不同的观点。为什么逻辑论证在哲学当中有那么重要的作用?原因在于,哲学所要回答的那些根本性的问题,是不可能在我们特殊经验范围之内找到答案的。所以说,哲学具有先验的特点,它提出的问题,原则上不可能在经验范围内找到答案、得到解决。有一些人很喜欢举出例子来说明哲学的本性,但举例并不能说明问题的意义本身,因为哲学的问题超出了经验的范围。哲学的命题是全称判断,尽管哲学研究不是逻辑研究,但如果哲学要取得结果的话,哲学就必须是通过不断论证的方式与反论证的方式获得。因此,学习哲学也就是学习各种论证。换句话说,哲学经常被看做抽象的先验科学。哲学家绝对不可能像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一样在经验之中进行概括。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观点。通过论证我们就可以获得清晰的证明,清晰的证明推理可以让我们更容易接受哲学家们的论证。哲学家既然在经验中找不到论证的方法、辩护的方法,那就只能从理性范围去寻找。

  但修辞学论理的方式正好与逻辑论证的方式相反。我们知道,修辞学论理同样是一种理性活动,但这种方式不是给出一个完整的证明。修辞学就是用令人喜好的方式向人介绍各种有争议的观点,从而说服他们。亚里士多德说修辞学是一个不完整的逻辑,修辞学靠的不是证明,主要是靠调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喜好。因为每一个人的喜好不同,因此说服一个人接受各种观点的主要方式就是满足他的喜好。修辞学不靠证明,而靠说服。修辞学就是关于说服和书写的艺术。故亚里士多德认为,它是不完善的论证,是一种省略了的三段论。在哲学中,我们使用修辞学这个说服工具。说服要达到什么目的呢?可以说,它的目的主要在于激发我们,改变我们的情感。因此,它具有煽情的作用。有些哲学家很善于使用此方法,如尼采和叔本华。他们用世界上最恶毒的语言来形容女性。他们运用修辞的方法来表达他们的思想,因为修辞学最大的特点是根据每个人的喜好来说服他们。他们的语言极具煽动性,思想可能没有真理成分,从逻辑上讲不通。但它们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别人可能被说服,转而同意他的观点,这样他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许多哲学家都是这样的人,他的观点从逻辑上根本就讲不通,但是大家都乐意读他们的书,因为在大家读他们的书的时候,感觉有意思,实际上就是被说服了,放弃了自己的立场,接受了他。历史上,许多哲学家故意使用修辞学的方法来达到他们的目的。修辞技术具有一种唤醒的、激发的、煽动的功能。煽动性的哲学语言充满了大量的贬低和赞美的形容词,通过这些形容词达到煽动你同意他观点的目的。很多读过尼采、叔本华哲学著作的人,都会赞美他们的高明。其实这只是哲学家的一种论理方式而已。

  因此,逻辑论证的哲学研究主要依赖于逻辑推理和论证以支持它们的主张,而修辞论理的哲学研究则主要依赖于说服人心的煽动性语言技巧。前者寻求通过推论性推理获得读者的赞同,而后者则是通过煽动性的语言寻求你的价值和评价上的认可。所以,我们多数人喜欢读一些叛逆性的哲学著作,而不愿意读非叛逆性的作品。如康德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读起来就很沉闷,也没有多少东西能唤起你读书的激情。但你一旦读尼采的书,你就会有超人的感觉。这其实是哲学家的一种手段。像尼采这种哲人,他就属于典型的煽动性的人。而像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休谟、康德、黑格尔等人就属于推论和论证型的哲学家。古典的像米利都学派的自然哲学家,就是论证型的。而色诺芬、赫拉克利特、毕拉哥拉斯等人则喜好修辞手段。目前,很多人喜欢读海德格尔的后期作品,他的作品犹如诗歌,尽管很多人读不懂,但还是对他很崇拜,被他所迷恋。又比如,有些人喜欢德里达的作品,道理同样如此。当代法国哲学把哲学的修辞技巧发展到了极端,而现代英美哲学家则更强调分析论证这种方法。

  就当代中国哲学家而言,一般来说,这两方面都不是最好的,尤其是逻辑论证的技艺偏弱。这应该是我们努力学习的一个思想技术。

  三、哲学家与哲学史家

  研究哲学的人有两种,自古以来都是如此。一种是哲学家,另外一种是哲学史家,他们都是研究哲学的人。大家知道,研究哲学的人就像研究文学的人一样,他必须读一些经典作品。但读原典不一定意味着你是研究哲学史的。做哲学研究的人和做哲学史研究的人都要读原典,但他们对待原典的方式和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哲学家实际上试图考察历史当中的各种问题及其解决办法,通过分析,提出自己的立场、理论观点,追求普遍有效的结论。但哲学史家追求的却是特殊性,他的目的是再现历史,是复原历史上每个哲学家的思想原貌,因此他追求的是特殊性而不是普遍性。所以说历史的方法和哲学的方法正好相反。

  从史的角度能够研究哲学吗?这历来是有争论的。这涉及哲学史研究是否具有创造性的问题。一般人认为,研究哲学最好学点哲学史,因为如果你不知道那些哲学问题的历史,怎么能做好哲学研究呢?但许多著名哲学家却不这样认为。比如,最著名的反对以学哲学史来研究哲学的人就是康德。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的前言中指出,一个试图通过研究哲学史来研究哲学的人,就好像只是一个不育的活人模型而已,即你看起来像一个活人,但却不生育。康德的意思就是,研究哲学史只会使我们获得“临摹的智慧”,那最多是一种“仿效”而非一种“原创”。

  为什么不能通过研究哲学史来研究哲学呢?因为研究哲学史采取的是一种“历史具象”的思维方式。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来研究“政治独裁”这个课题。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研究进路就截然不同。历史学家会说:什么是政治独裁?请看《秦始皇传》吧。因为你看后就知道什么是政治独裁了。不需要概念分析,没有必要构建各种关于政治独裁的理论,通过历史上的真实故事,你就明白什么是政治独裁了。但哲学家则不同,他会告诉你“政治独裁”的各种定义,告诉你政治独裁的本质和结构,告诉你政治独裁存在的规律等等。这是一种非事实性推论。

  由此可以看出,历史的方式追求的是特殊性,是事实的复原,没有普遍性。康德就认为,这种思维方式完全与哲学追求的目标背道而驰。因为,历史的方法是有缺陷的。历史学家只是模仿前人的思想,而模仿是没有创造性的。哲学则不然,它本质上是创造性的,依赖于一种自发性。所以,史学家的工作不是哲学家的工作。我们知道,康德著作中基本没有引用前人的观点,完全凭借他个人的想法。他认为哲学创造性来自一种自发性(Spontaneouty)。他认为,人有理性,而理性天然地就寻求先验知识。这是哲学的优点。而历史学家主要依靠模仿,而不是依靠自发性。这样,康德就区别了两种知识,一种叫理性的知识,一种叫历史的知识。模仿不是出于理性,完全是被动的需要。理性是主动的,而历史往往是消极被动的。

  康德的观点并非独创,他深受柏拉图的影响。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十章中讲了几乎同样的意思。但很多人不赞同康德的说法,比如黑格尔。他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中讲了哲学史的作用。他认为研究哲学史就是研究哲学。后来的海德格尔也这样认为。他说:无论我们试图想什么和怎么想,我们都是在传统范围内来想。

  这样,研究哲学的人就一分为二了。有些人认为研究哲学史无助于研究哲学,而另外一些人则认为研究哲学史就是研究哲学。目前英美派的哲学家完全赞成康德的立场。你在美国的大学哲学系就会发现,它主要传授怎样做逻辑论证、做辩护、做思想试验、做先验论证,很少强制要求熟读经典。他们的许多人认为,把经典背得滚瓜烂熟毫无用处,背得再多都是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但德国、法国则不一样,强调版本的解释、翻译和考证,这是欧洲的传统,与英美的传统截然不同。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似乎可以寻求一种折中的办法。这个人就是伽达默尔。伽达默尔在哲学与哲学史之间、逻辑论证和修辞学的传统之间找到了一种折中。伽达默尔认为,历史研究不是要再造一个你认为事先存在的过去。应该把历史看做是过去和现在两极之间的互动。现在和过去是交融的,叫做历史视域的交融。如果采用伽达默尔的这种历史观,我觉得就有可能解决我们的问题。他认为历史的真理不是在精确地再造过去,历史的真理应当是在思想的解释当中。因此哲学的真理就在哲学的解释当中。如果这样,就克服了英美不注重史、德法太注重史不注重哲学的二分。伽达默尔把康德和黑格尔作了一个综合,这是诠释学的一个优势。诠释学并不等于做一部客观史或分析文本,而一定是包含着解释者的立场。但哲学的诠释学方法也有其缺陷,因为它把“文本”看得太重,似乎文本就是做哲学研究的惟一资源。我们知道,作为哲学资源的除了历史上的经典外,还有其他的文化、知识、社会发展的种种状况等等。

 

  刘杰,哲学博士,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参考文献】

  [1]Rescher, N. 2001. Philosophical Reasonig(Blackwell Publishers).

  [2]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Biological Sciences, Vol. 354, No. 1392.(Dec. 29,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