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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和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几个问题

发布时间:2012年09月20日 | 字体放大 | 字体缩小

作者:孙正聿 | 来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2年第01期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历史,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哲学作为思想中的现实,当代中国哲学史理论地表征了当代中国史,对当代中国和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进行了哲学的总结、概括和反思,展开了一系列具有时代内涵的哲学论争,取得了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要研究成果,形成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科技哲学、伦理学、美学、逻辑学和宗教学在内的哲学学科建设的重要成果和哲学教育的重要成果。系统地研究1949年至今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为中国和世界提供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当代中国哲学史》,既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迫切要求,也是当代中国哲学学者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

  一、研究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意义和价值

    1.为中国和世界提供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当代中国哲学史。
    中华民族是富有哲学智慧的民族,并形成了集中体现中华文明的中国哲学精神。20世纪以来,中国学者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国哲学史,其中,胡适、冯友兰、张岱年、任继愈等撰写的中国哲学史产生了历史性和世界性影响。近60年来,特别是近30年来,中国学者又陆续地撰写了多部近代中国哲学史、现代中国哲学史和当代中国哲学史。但是,较之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中国哲学史和近现代中国哲学史,1949至2009的当代中国哲学史尚缺乏全面、系统、深入研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为灵魂、主线和基本内容,并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叙述方式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是当代中国哲学学者的重大的历史任务。
    2.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经验总结。
    当代中国哲学史从根本上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在当代中国60余年的哲学历程中,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此同时,当代中国哲学学者在探索和回答时代性问题的过程中,不断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在中国哲学、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话中,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伦理学、美学、逻辑学、宗教学、科技哲学以及文化哲学、政治哲学、经济哲学、价值哲学等部门哲学的过程中,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研究成果。以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方式总结这一历程和经验,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3.为我国哲学学科建设和教学改革提供《当代中国哲学史》教材。
    建国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哲学学科建设和哲学教育改革取得了重大进步。系统地梳理和总结哲学八个二级学科的建设状况及其研究成果,具体地研究当代中国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一项繁重而复杂的重要内容。在哲学学科建设中,特别是在哲学史学科建设中,撰写1949—2009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为哲学学科课程建设提供具有系统性、权威性的当代中国哲学史教材,是我国哲学教育和教学改革的当务之急。
    4.为当代中国哲学走向世界提供重要的研究成果。
    与当代中国哲学学者对外国哲学、特别是对西方哲学的了解和研究相比,国外学者对中国哲学、特别是对当代中国哲学的了解和研究是相当薄弱的。在这种背景下,撰写系统化的《当代中国哲学史》,梳理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历程,阐述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与逻辑,介绍和论述当代中国哲学家及其研究成果,特别是深入地阐发中国哲学学者对当代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的哲学思考,对于世界各国了解当代中国和当代中国哲学,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在《当代中国哲学史(1949—2009)》中文撰写的基础上,迫切需要将此项成果译为英文及其他外文出版,以推进当代中国哲学走向世界。

  二、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状况述评

    国内关于1949—2009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主要包括五种情况:一是关于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体性研究;二是分别以哲学的八个二级学科为论域所进行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三是以当代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哲学论争为对象而进行的专题研究;四是以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思想为对象而进行的专门研究;五是以当代中国重要的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为对象而进行的专题研究。与国内的相关研究状况相比,国外关于1949—2009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成果较少,其中主要是前苏联和日本学者以及一些西方学者对上述某个方面的研究。

    1、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体性研究状况。

  关于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体性研究,比较系统化的成果主要是邢贲思主编的《中国哲学五十年》、杨春贵主编的《中国哲学四十年》和任俊明、安起民主编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以及张永谦的《当代中国哲学记事》、刘梦义、陶德荣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稿(1949—1966)》、艾众、李唤的《建国以来哲学问题讨论综述》等,李维武的《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尹健佐、高瑞泉的《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哲学卷》、丁祖豪等的《20世纪中国哲学的历程》等也部分地涉及当代中国哲学史。这些研究成果为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1999—2009)》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础,但存在下述几个方面问题:一是从时间段上看,上述成果是关于1949—1989或1949—1999的中国哲学史,尚未延伸至2009;二是从叙述方式上看,主要是对各个时期的历史背景、历史事件、研究概况、重要文献、哲学活动的梳理和概括,尚未实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三是从研究内容上看,主要是侧重于对历史事件及其哲学论争的叙述与评论,尚缺乏对具体的哲学思想的深入研究,难以体现当代中国哲学的丰富的思想内涵。
    2、以哲学的八个二级学科为论域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
    建国6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哲学学者比较系统和深入地总结了哲学八个二级学科的历史与逻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任俊明等的《新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50年》、舒远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新发展》、郭建宁的《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提供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成果。在中国哲学史方面,陈来的《中国哲学研究三十年回顾》、张立文等的《中国哲学三十年的回顾与展望》、周桂钿的《80年来中国哲学研究的嬗变》、张世英的《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的回顾与展望》、李宗桂的《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审视和新世纪的展望》等关于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结,是具有代表性的。在外国哲学方面,汤一介主编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涂纪亮的《近三十年的西方哲学研究》、刘放桐的《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三十年的反思与展望》等;在科技哲学方面,李醒民的《一九七八年以来的大陆科学哲学》、吴国盛的《中国科学技术哲学三十年》、郭贵春等的《中国科学技术哲学的演进与定位》等;在美学方面,王德胜的《近十几年来中国美学发展基本态势概略》、章启群的《百年中国美学史略》、戴阿宝等的《问题与立场:20世纪美学论争辨》等;在伦理学方面,温克勤的《中国伦理学研究二十年》、王小锡等的《中国伦理学60年》等;在宗教学方面,何光沪的《中国宗教学百年》、吕大吉的《中国现代宗教学术研究一百年的回顾与展望》、宴可佳的《中国宗教和宗教学》等;在逻辑学方面,张晴的《20世纪的中国逻辑史研究》、赵总宽的《逻辑学百年》等是具有代表性的。在这方面的专题研究中,一是关于改革开放前30年的研究成果较少,二是侧重于各二级学科总体描述的较多而系统地、具体地论述的成果较少,三是缺少对哲学学科整体上的梳理与论述。
    3、以重要的哲学论争为对象而进行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专题研究。
   哲学的派别冲突和哲学论争是哲学发展的基本形式。当代中国哲学史也是在哲学论争中展开的。以重要的哲学论争为对象而进行的专题研究,是当代中国哲学史的重要内容。这方面的专题研究,主要有“关于中国过渡时期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问题”的研究,“关于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研究,“关于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的研究,“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研究,“关于文革期间的哲学”的研究,“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研究,“关于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研究,“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研究,“关于现代性的反省”的研究,“关于中、西、马对话”的研究,“关于后形而上学”的研究,“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课题”的研究等等。这些研究凸显了当代中国哲学史所讨论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构成当代中国哲学史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的专题研究中,一是需要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中深化对哲学论争的阐述,二是需要充实相关哲学论争的理论内容,三是需要概括和总结相关哲学论争的研究成果及其历史经验。
    4、以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对象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专题研究。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贯穿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极为重要的研究对象,特别是《人民日报》于1950年、1952年先后发表《实践论》和《矛盾论》,1951—1960先后出版《毛泽东选集》1—4卷,极大地推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标志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问题,成为哲学界最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并成为国家社科基金等立项资助的重点。石仲泉的《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陶德麟等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历史研究》等著作,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与逻辑。深入地研究毛泽东哲学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思想,并在当代中国哲学史的视野和论域中予以论述和阐发,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重大课题。
    5、以当代中国重要的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为对象而进行的专题研究。
    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进程中,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的研究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艾思奇、李达的哲学论著及其哲学思想研究,有一批成果问世;张岱年、冯契的“综合创新”和“智慧说”的研究得到深化;肖前、黄枬森、高清海、陈先达、陶德麟的文集或自选集先后出版。与此同时,“熊(熊十力)、冯(冯友兰)、金(金岳霖)、贺(贺麟)”的哲学思想,以及港台和海外的著名学者(如牟宗三、唐君毅、傅伟勋、刘述先等)的哲学思想,均有重要的研究成果。这为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提供了重要的文献资料。

  三、研究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思路与目标

    1.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体框架和基本内容。
    哲学是思想中的现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当代中国史,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因此,1949年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从根本上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并构成《当代中国哲学史》的灵魂、主线和总体框架。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形成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标志,当代中国哲学史相应地分为两个大的历史阶段,即:1949—1977的改革开放之前的哲学;1978—2009的改革开放以来的哲学。因此,从总体上把《当代中国哲学史》分为1949—1977的上篇和1978—2009的下篇。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为实质内容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设社会主义所形成的哲学思想,其中主要是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三个代表”的哲学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哲学思想;二是当代中国哲学学者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成果,其中主要是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对重大现实问题和重大理论问题的哲学探索以及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三是当代中国哲学学者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研究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科技哲学、伦理学、美学、逻辑学和宗教学所取得的研究成果,其中主要是各哲学二级学科所讨论的重大问题、所出版的重要著作、所实现的学科发展;四是建国六十多年来所展开的重要的哲学论争,以及在哲学论争中所形成的重要的推进哲学发展的经验。
    2、当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
    当代中国哲学史研究应当依据马克思关于“研究方法”与“叙述方法”的相互关系的思想,把内容研究与体系叙述相对地区别开来,首先是以子课题的方式开展内容研究,然后再集中力量进行体系研究,以系统的、深入的研究成果构成《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完整体系。
    在总体设计上,关于当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可分为“问题研究”、“论域研究”、“历史研究”和“体系研究”。首先是具体地、深入地进行当代中国史与当代中国哲学史、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当代中国的哲学学科建设、当代中国重要的哲学论争、当代中国的重要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的历史研究我、问题研究和论域研究,然后再进行撰写本书的体系研究。以历史研究为基础,以问题研究为统率,以论域研究为重点,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对体系结构进行统筹安排。“问题研究”主要是提炼、概括、梳理和回答当代中国哲学史的重大问题;“领域研究”主要是概括、探讨和评价哲学八个二级学科的各个时期的研究状况和研究成果;“历史研究”主要是分析当代中国哲学史与当代中国史的具体的内在关系,揭示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系研究是在内容研究的基础上,对问题研究、领域研究、历史研究的成果进行总体性和整体性的研讨,对叙述体系作出总体安排,并按照1949—1977和1978—2009上、下两篇的总体框架设计章、节、目的具体内容,实现内容与形式的统一。
    3、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主要目标。
    以历史研究、论域研究、问题研究和体系研究为基础,以完整的体系构架、翔实的文献资料、深入的问题分析和具体的理论论证撰写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1949—2009的《当代中国哲学史》,是本项目的基本目标。
    从本项目的基本目标出发,具体目标有四:其一, “问题是时代的格言”。以概括性地提出问题统领历史叙述,以具体性地分析问题阐述理论论争,以建设性地深化问题探索哲学发展规律,而不是表层地描述当代中国的哲学史,不是把当代中国哲学史写成事件、人物、著述、观点的“实例的总和”,是本项目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目标之一。其二,当代中国哲学史从根本上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历史,是在哲学论争和学科建设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系统地阐述这一历史,深刻地总结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经验,是本项目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又一目标。其三,任何一种哲学理论都是一种作为意识形态的“学说”,又是一种作为文明积淀的“学术”,还是一种作为理论思维和人文精神的“学养”。当代中国哲学史,既是作为“学说”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当代的各种哲学运动、哲学思潮、哲学理论批判的“学说史”,也是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当代的各种哲学对话的“学术史”,还是作为“学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追求”的“学养史”。从“学说”、“学术”和“学养”的互动中阐述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主体的当代中国哲学史,是本项目的又一目标。其四,当代中国哲学走向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是通过撰写完整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系统地介绍和阐述当代中国哲学的历史与逻辑,全面地介绍和论述当代中国哲学家的著述及其哲学思想。在撰写中文《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基础上,将其译为英文及其他外文出版,推进当代中国哲学走向世界,是本项目的又一目标。

  四、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重点、难点问题

    1、对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体把握和评价。
  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和评价当代中国哲学史,是本项目研究的首要的重点难点问题。1949年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史,既不同于1840年以前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形成和演进的哲学史,又不同于1840—1919的西学东渐和救亡图存的近代中国哲学史,也不同于1919—1949的救亡图存和传播与实践马克思主义的现代中国哲学史。1949—2009的当代中国哲学史,是以理论的方式表征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领导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确认当代中国哲学史的这一灵魂、主线和根本内容,是研究和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具有根本性的重点问题;而如何在研究和撰写过程中切实地体现这一灵魂、主线和根本内容,则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需要解决的根本性的难点问题。
    2、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前30年”和“后30年”的关系。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当代中国史从总体上可分为建国以来的“前30年”和“后30年”。与此相对应,当代中国哲学史也可分为改革开放前30年的哲学和改革开放后30年的哲学。对这“前30年”和“后30年”及其相互关系的总体把握和评价,是撰写1949—2009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又一个重点难点问题。2011年7月1日,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把中国共产党90年的光辉历程概括为“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三件大事”。这为撰写当代中国史和当代中国哲学史,特别是为理解和评价“前30年”与“后30年”及其关系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指导思想。依据总书记讲话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重要文献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基础性的重点问题。
    3、党的领导集体的哲学思想与学者的哲学研究的关系。
    1949年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从根本上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历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哲学思想,特别是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哲学思想、“三个代表”的哲学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哲学思想,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此同时,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不断深入地研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对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深入的哲学探索,形成了内涵丰厚和形式多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果,艾思奇、李达、杨献珍、冯契、肖前、黄枬森、高清海、陈先达、陶德麟、孙伯葵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及一批中青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学者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各自的哲学思想。如何从总体上把握和评价这些研究成果及学者们的哲学思想,如何在统一的叙述体系中阐述党的领导集体的哲学思想和学者们的哲学思想,并使其重点突出、相得益彰,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一个重点、难点问题。
    4、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哲学其他二级学科的关系。
    按照现行的学科分类,作为一级学科的哲学,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哲学、外国哲学、科技哲学、伦理学、美学、逻辑学和宗教学八个二级学科。建国60多年来,哲学的八个二级学科既有共同关切的重大问题、共同参与的重大哲学论争和相互渗透的研究成果,又有相互独立的研究领域、研究课题和研究成果。因此,对于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总体线索、基本内容、叙述方式及文献选择等诸方面,各二级学科的理解是各有侧重的。如何在《当代中国哲学史》中处理哲学二级学科之间的关系,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二级学科之间的关系,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又一个重点、难点问题。
    5、重要的哲学论争的理解与评价。
    哲学史的重要内容是各种哲学派别、哲学思潮、哲学理论、哲学观点之间的论争。这些哲学论争既同复杂的现实问题息息相关,又同复杂的理论问题密不可分。1949年建国以来的当代中国哲学史上的哲学论争,首先是同建设社会主义的复杂的现实问题息息相关的。与此同时,这些哲学论争又表现为对复杂的哲学问题的不同学术思想、学术观点之间的论争。在当代中国哲学史上,哪些哲学论争是重要的,哪些哲学论争是次要的,如何看待这些哲学论争的性质,如何评价这些哲学论争的成果,从这些哲学论争中总结出怎样的经验教训,从这些哲学论争中概括出怎样的哲学发展规律,这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又一重点难点问题。
    6、重要的哲学理论和哲学家的选择与评价。
    哲学史离不开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在当代中国哲学史上,究竟有哪些哲学家是非写不可的,哪些哲学家是可以不写的,哪些哲学理论或哲学思想是需要着重阐述的,哪些哲学论著或哲学观点是可以忽略的,对这些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应当怎样评价?如何在当代中国哲学史的意义上阐述重要的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这是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在材料选择和评价上的一个难点问题。
    7、当代中国哲学史与当代外国哲学的关系。
    在历史已经成为世界历史的我们的时代,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面向未来”的当代中国,关切和研究世界各国的哲学,是当代中国哲学家的重要内容。建国以来外国哲学名著汉译工作所取得的成果,推进了我国学者对外国哲学的了解和研究。改革开放以来,现代西方哲学的各种运动、思潮、流派,特别是分析哲学、现象学、存在主义、后形而上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哲学研究中产生了持久的广泛影响。20世纪80年代的“尼采热”、“萨特热”、“弗洛伊德热”,90年以来的“维特根斯坦热”、“胡塞尔热”、“海德格尔热”以及“福柯热”、“德里达热”、“罗蒂热”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热”,是当代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哲学现象。如何把握、阐释和评价这种哲学现象,这些哲学现象包含哪些重大的现实问题和理论问题,当代中国哲学怎样在世界哲学的舞台上发出自己的独特声音,是撰写1949—2009的《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又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
    8、《当代中国哲学史》的体系结构和叙述方式。
    哲学史是思想性的历史,而不是事件、人物、观点及其评点的陈列史;当代中国哲学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历史,而不是哲学各二级学科建设的演进史。在以当代中国史的主要历史时期为基本线索的基础上,如何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灵魂、主线,如何以重要的哲学论争为背景提炼和概括当代中国哲学史中的重大问题,如何叙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二级学科的相互关系,如何选择和阐述各个时期的重要哲学家及其哲学思想,如何论述各个时期的哲学状况及其发展趋向,这些都是以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哲学理念撰写《当代中国哲学史》的必须认真研究和严肃对待的重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