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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说”应是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发布时间:2012年09月20日 | 字体放大 | 字体缩小

作者:徐洪兴 | 来源:《河北学刊》2009年2期

  进入21世纪以来,关于中国哲学的讨论不时出现一些热点问题。而“研究范式”的讨论,就属于颇引人注目的一个话题,前有所谓的“合法性”问题的争论,后又有“反向格义”问题的热议。作为中国哲学史教学和研究者,对以上的讨论不可能不关心。但至今为止,我所持的态度是以学习为主,多看、多听。当然,间或也生出一些个人看法或体认,对有的观点颇有“于我心有戚戚焉”之感,对有些说法则很难苟同,但没有发表过什么正式的意见。原因在于我一直以为,此等讨论对中国哲学学科的建设虽有一定的意义,但总给人一种隔靴搔痒的感觉——不解决问题。

  记得北宋中期的程颢因不能认同王安石的学问,曾当面批评他做学问如同“对塔说相轮”:

  先生尝语王介甫曰:“公之谈‘道’,正如十三级塔上相轮,对望而谈曰,相轮如此如此,极是分明。如某则戆直,不能如此,直入塔中,上寻相轮,辛勤登攀,逦迆而上,直至十三级时,虽犹未见相轮,能如公之言,然某却实在塔中,去相轮渐近,要之须可以至也。至相轮中坐时,依旧见公对塔谈说此相轮如此如此。”介甫只是说“道”,云我知道有个“道”,如此如此。只佗说“道”时,已与“道”离。佗不知“道”,只说“道”;只说“道”时,便不是“道”也[1](P5-6)。

  王安石之学是否就如明道所言,无关本文宏旨,在此不必讨论。我引此典故的用意在于说明一个事实:如要想真正建设和发展中国哲学学科,使之成为一种可理解的、可沟通的“普遍哲学”,就必须落实到具体的研究和实践之中,最终则必须体现在实实在在的研究成果之中。否则,就难免会有“对塔说相轮”之嫌。而“对塔说相轮”的结果,终究不能得其“道”;更有甚者,“对塔说相轮”久了、多了,容易变成“玩弄光景”。所以我坚信,今天对我们更重要的应该是如程颢所言,要“直入塔中”,只要“实在塔中”、“辛勤登攀”,就会“去相轮渐近”,总有“可以至也”的一天。

  由此看来,研究的范式不妨多元,既可以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也可以用“内在理路”的方法;既可以用思想史的方法,也可以用诠释学的方法;既可以用现象学的方法,也可以用语言哲学的方法;既可以用“反向格义”的方法,也可以用经学的方法……只要不至于产生误解,又不影响到理解,使用什么方法都不应该成为问题。因为语言与手段在这里不是最重要的。即使不满近百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认为那些都是些“汉话胡说”,要来个原汁原味的“汉话汉说”,用具有考古意义的中国传统语言来表达中国哲学的寓意,那也不妨一试,因为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语言与手段,而在于如何做及做得如何。

  究竟做得如何?并不是研究者个人说了算的,因此,研究者可以操控的只能是你“如何做”这一点。而关于如何做中国哲学,那又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没有标准答案。笔者所陈不是什么新论,更谈不上高论,只能算是个人的一点体会。我以为,做中国哲学首先是取法要正。“正”其实很简单,就是正视、正说,从正面来研究先人的思想;不要偏,不要带上各种各样的“眼镜”来研究中国哲学。

  我之所以强调“正”这一点,是因为自中国哲学这个学科诞生之日起,许多人一直未正视历史上的中国哲学思想,而总是戴着一副有色眼镜来看待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所以往往误解、扭曲了我们先人的思想。所谓有色眼镜,主要不外乎两种价值判断,一是全盘肯定,凡古皆好,颂古非今;一是全盘否定,中国哲学就是落后的、反动的代名词,不利于我们的现代化发展。相比较而言,近百年来基本上是后者大行其道,前者一直很弱,只是晚近以来才似乎稍有抬头。为此我主要讲后者。

  我们知道,中国哲学学科诞生于“五四”前后。当时一些最激烈的反传统人物如陈独秀、鲁迅、吴虞等人就不必提了,就拿写出第一本有影响的中国哲学著作的胡适来说吧。胡适确实比较重视“整理国故”,但他所存的却是一种“捉妖”、“打鬼”的心态,如其所言:“我十分相信‘烂纸堆’里有无数无数的老鬼,能吃人,能迷人,害人的厉害胜过柏斯德(Pasteur)发现的种种病菌”。所以,他“整理国故”的目的是“想采取科学方法,把那几千年的烂账算清楚了,报告出来,叫人们知道儒是什么,墨是什么,道家和道教是什么,释迦达摩又是什么,理学是什么……”是“要人明白这些东西原来‘也不过如此’,本来‘不过如此’,我所以还他一个‘不过如此’”。从上可知,胡适的真正用意是要给“国故”来上“最后的一刀”,然后让年轻人一心一意去寻找“新知识新道德”[2](P103-106)。

  胡适的这种心态具有明显的情绪化和片面化倾向,在“五四”前后那个特殊的历史语境下,这样的情绪化应该说不难理解,因为当时的中国人遭遇了太大的外部环境的压力。但是,原谅其历史的合理性并不等于承认其批判的合理性。反之,必须指出的是,由于心态上的不平衡和运思上的片面性,“五四”前辈的许多文化批判多半停留在一些激进和空洞的呐喊上,缺乏一种实事求是的而具体分析和理性的批判态度。更应指出的是,由此而带来的极大的负面影响,逐渐形成了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认为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都是过时了的、有害于现代化的,应予以全盘否定。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历史环境早已变化,但上述认识误区不仅没有得到纠正,反而进一步扩大了,“反传统”俨然成为一种新“传统”。时至今日,仍有一些人持有类似于胡适的心态。

  事实告诉我们,摧毁旧道德、旧文化不难,但很难按照自己的意图很快建立起新道德、新文化。因为人的理性设计能力是很有限的。道德和文化是几千年来无数代人的智慧结晶,这不是任何一代人、更不要说靠一群自以为发现了历史发展方向的人拍脑袋就能拍出来的。曾几何时,我们为自己将这个民族从死人的掌握中解放出来而欢呼雀跃,有人曾满怀信心地以为在这块精神的“白板”上能绘制出最新最美的图画,可结果怎么样?近百年过去了,旧的已所剩无几,新的却还在难产中。我们与祖先渐行渐远,遗忘了先人在漫长历史中所形成的信仰、价值和规则。这是要付出昂贵代价的,而且我们正在付出!所以,今天强调研究心态的“正”,绝不是什么“多余的话”。

  众所周知,中国是世界上最悠久的文明古国之一。那些差不多与中华文明同时出现、也曾辉煌一时的古老文明如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玛雅等,早已神魂俱逝,只留下一些断垣残壁供旅游者登临凭吊,发思古之幽情。而中华文明却传承不绝,精魂犹存。这不能不归功于悠久的中华传统文化,以及由她凝聚起来的中华民族的强大生命力。中华民族所以能屹立于世界东方,创造出绵延五千多年灿烂辉煌的文化,除了具有一定的物质条件外,更重要的是有其坚实的思想基础,而哲学就是这一思想基础的核心。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中国自古以来就有自己独具特色的哲学传统,它起源于我们的先民对人生、社会、自然、宇宙的思索,起源于我们的先民对万事万物及其彼此间关系的探究。中国哲学也完全可与印度哲学、西方哲学等并列,成为世界上主要哲学体系中的一种。

  中华文明五千年来“其命维新”的事实告诉我们,中华民族必有许多优秀的理念在发挥着支撑的作用。但由于时间的悠久、内容的繁多,说中国传统哲学复杂多变决不为过。正因如此,其中有待厘清的观念、范畴决不是三言二语就能说清楚的,要对这些内容作出客观且相应的批判就更非易事了。近百年来,我们的前辈在这方面尽管做了不少工作,但问题仍远多于答案。当前,我们更应该做的是端正态度,尽可能地从历史实际出发,从正面的来理解并作出诠释,进而最大限度地接近传统哲学的思维。譬如说,究竟如何来理解西周的“礼乐”文明,我们现在还仅限于对“等级制度”的理解上,西周的“礼乐”文明的确是一种“等级制度”,但仅此而已吗?又如,孔子在政治上强调“正名”,“正名”难道就是如今人所理解的是维护“奴隶制”的等级制度吗?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庄子讲“齐物”就是相对主义的诡辩吗?董仲舒讲“天人相与”就是神学目的论的迷信吗?佛教讲“缘起性空”、“因无所住而生其心”等就是西方哲学所说的唯心主义吗?宋明理学强调“存天理,去人欲”就是封建“禁欲主义”吗?……这些问题通过我们今天的那些理解和解释恐怕还远远不能解答。

  从20世纪到今天,质疑中国哲学的人开口闭口就是有碍于现代化,但这是政治理由而不是学术理由,有几个人真正是从学术或学理观点来批判的?比如,对孔子讲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除了许多关于政治的诠释外,很难看到符合历史实际的哲学解释。实际上,孔子的意思不难理解,即事实要符合理念,它的作用是通过明确的秩序和价值使社会进入一种稳定的状态,人的行为会因此有了明确的规范。这应该说在任何社会都具有普遍的意义,因此在哲学上也是能够成立的。当然,孔子企图依照此理念来塑造世界的“正名”思想也包含了很大危险,因为世界并不总是按照理念来变化发展的,世界不会永远安顿在人所给出的秩序与价值体系中不动,任何真理只是在有限的时空范围才有效。于是,就出现了道家否定名言的学说,提出作为宇宙本原、同时也代表根本真理的“道”,它不具有任何明确的规定性,却是宇宙变化无穷、有无限可能性的根源;我们不能用理念、名言来代替世界本身,因为没有永恒不变的“名”。这样的诠释或许更贴近我们的先哲对当时社会问题哲学思考的事实,尽管我没有胡适所谓“实验主义”的“证据”。

  毋庸讳言,孔子的“正名”思想在当时确实有其政治含义,说它维护等级秩序,也不能说就完全错了。但除了政治解释之外就没有其他解释了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师生是坚决支持奴隶制而反对民主制的,好像西方人并未因此而说他们反对现代化;反之,我至今还没看到西方有人否定他们是西方文明主要源头的定论观点。在这里,我们是否可以思考一个问题,现代化难道一定需要以牺牲民族文化传统为代价吗?如果是,为什么西方人不如此呢?再者,日本、韩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似乎对其传统文化的保存和转化也做得很好,难道唯独中国就特殊了吗?

  当然,我强调研究中国哲学要从正面叙述,绝不是说中国传统哲学就批评不得。反之,古书中的不少漏洞完全可以“批判”,但“批判”决不是先入为主地预设一些框架,然后往里面填内容,而应该从事实出发。宋儒朱子说得好:“看文字,且依本句,不要添字。那里元有缝罅,如合子相似。自家只去抉开,不是浑沦底物,硬去凿。亦不可先立说,拿古人意来凑。”[3](P184)当然,就更不能用一些非学术的、超越时代的预设来左右我们的研究。

  先哲有言“修辞立诚”。研究中国哲学或做一切学问,都应该如此,这是最起码的学术纪律和学术道德。进入21世纪的我们,迫切地需要了解中国的传统哲学。了解的目的当然不是搞什么“国粹主义”或全盘继承,而是在于了解历史,接续历史,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的遗产。一旦我们建立起对自己传统的自信,剔除了它的弊病,就可以与悠远的历史接上脉,滋养健全的道德、价值和生活方式,学会如何安顿自己的身心,如何与人打交道,进而去开创未来。

 

  徐洪兴(1954-),男,上海市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研究。

  

    参考文献

  [1]程颢,程颐.二程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胡适,整理国故与“打鬼”(给浩徐先生信)[A].胡适文存三集[M].合肥:黄山书社,1996。        [3]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