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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观的历史演变及未来趋势

发布时间:2012年09月20日 | 字体放大 | 字体缩小

作者:郭庆堂 | 来源:《聊城大学学报》2007年3期

  哲学观问题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哲学观问题是元哲学问题,狭义的哲学观问题是哲学的元问题。元哲学问题不同于哲学的元问题,哲学的元问题只有一个,即“哲学究竟是什么”。元哲学是以哲学为研究对象的哲学分支,它的问题有许多,它所研究的主要问题是哲学的一般理论问题和一般发展规律,如哲学的研究对象、哲学的基本属性、哲学的社会功能、哲学的发展动力、哲学的发展模式、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哲学与宗教的关系、哲学与社会的关系、哲学研究方法论等问题,当然核心问题也是“哲学究竟是什么”。如果类比于科学学是“科学的科学”这一定义,那么也可把元哲学定义为“哲学的哲学”,也就是哲学学。实际上,元哲学问题和哲学元问题都是哲学的自我观照即哲学观问题。哲学观是哲学的自我诠释,它对探索哲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具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对社会大众理解哲学与哲学走向社会大众具有重要意义。

  哲学对自己的学理解释和功能定位历来观点分歧,而且总是处于不断的发展变化之中。“哲学究竟是什么?”这是哲学的最引人入胜又最令人困惑的问题,正是这一永恒的追问和不断更新的回答推动着哲学的自我批判和不断发展。追问和回答“哲学究竟是什么”,这不仅是哲学家们关注的首要问题,而且也是决定他们的哲学能否成为一种独特的哲学理论的首要问题,并且还是决定他们的哲学具有多少合理性的前提问题。因此,任何真正的哲学家都把哲学观作为自己哲学思考的出发点和归宿,并以自己的哲学观去创建自己的哲学理论,由此便形成了哲学史上一系列多姿多彩的哲学系统。以追问和回答“哲学究竟是什么”为核心的哲学观问题,不是一般的哲学问题,而是全部哲学的前提问题,是决定如何理解和诠释其他所有哲学问题的前提问题。

  一、西方哲学观的历史演变

  西方哲学形成于古代希腊。古希腊的哲学家认为,哲学是关于智慧的学问,哲学即是爱智慧,并且逐渐发展为一个学科,孕育了各种科学知识。从那时起,西方人一直在苦苦地追求和探寻智慧,并希望能够拥有和把握智慧。直到现在,爱智慧也仍然被看做哲学的真谛,没有人不同意哲学就是对智慧的爱与追求。在两千多年的哲学发展过程中,西方人虽然抱有哲学就是爱智慧的共同信念,却没有形成关于爱智慧的共同认识,每一个哲学家都在探寻和追求智慧,但每一个哲学家都又对智慧有自己独特的诠释。共同信念下的不同追求,使西方哲学呈现出千姿百态、相互批判、相互超越的状况,也经常使西方哲学家对哲学的元问题感到困惑并展开论争。西方人对智慧的追寻大致可以分为古代、中世纪、近代和现代四个时期。

  大约公元前8到6世纪时,哲学开始脱离神话和常识,逐渐形成为一门学问。有些古希腊哲学家把哲学理解为各种知识的总汇,哲学获得了它的广义概念;同时也有一些哲学家把哲学理解为关于世界万物本原问题的认识,这是哲学本体论的源头。从公元前五世纪开始,苏格拉底相对突出了伦理学问题的哲学地位,开创了把人的行为、伦理或“善”的问题作为哲学中心问题的哲学观路向。此后,亚里士多德对各种人类知识做了进一步系统的考察,认为哲学是与应用知识(伦理学、经济学、政治学、美术、修辞学)相对而言的抽象理论知识的总汇,它包括第一哲学及神学、数学、物理学,其中第一哲学就是狭义的哲学概念。古希腊晚期,斯多葛派则认为哲学是自然知识、社会知识、思想知识的总汇,由三个部分即物理学、伦理学和逻辑学组成。

  首先,爱智慧表现为追寻万物的“本原”。当泰勒士把宇宙万物的产生与消亡都归之于水时,第一次触及到了万物的始基或本原问题,标志着古希腊哲学开始形成。泰勒士所开创的是自然哲学的道路,自然哲学所关注的是宇宙万物的始基或本原问题。它探究问题的立场或出发点是从世界本身来探索世界的秘密;它解决问题的方法是立足于日常经验观察之上的经验理性;它对问题的回答是企图把宇宙万物的形成和消亡归结为某种自然元素。从泰勒士提出水是万物的始基后,自然哲学家们各自都提出了自己所认为的始基,气、火、土、种子等等。自然哲学发展的最高形态是公元前5世纪中叶形成的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把万物的始基归结为原子和虚空。总的来说,古代自然哲学所追求的智慧是关于宇宙万物的始基和本原问题。爱智慧就是在经验观察之上探寻世界的秘密,力图把握世界的本原,这就是古代自然哲学的哲学观。这种自然哲学不仅开创了对现实世界的经验探索的道路,为西方自然科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而且从中孕育出以经验理性为主导的科学精神。可见,哲学从产生之时起就与科学一体两端、浑然相连。

  其次,爱智慧表现为追寻“善”的理念。古希腊哲学发展到公元前5世纪,曾发生向主体和伦理学的转向,苏格拉底不满意自然哲学把爱智慧解释为从世界本身来追寻万物始基的哲学观,也不同意智者们自称自己有智慧并能教授别人智慧的观点。他认为,自然哲学关于万物的始基或本原问题的种种看法,都是一种不可穷尽的自然因果性解释。哲学所寻求的不是自然的因果性知识,而是令人满意的因果性知识。为此,就必须转变哲学的视角,从探索自然转向探索人自身。因为一切令人满意的原因都存在于人的心灵中,所以哲学应该以人自己为对象,研究人以及与人相关的问题。苏格拉底经过深刻的反省,领悟到人并没有智慧,只有神才有智慧,人只是爱智慧而已。智慧不是关于外部经验世界具体的、相对的知识,而是人所期望达到的绝对完美的善的境界。爱智慧即是人用全部的身心去追求那永远不可达到的绝对,从有限、相对、短暂的人生走向无限、绝对、永恒。这就是苏格拉底的哲学观。这种哲学观开创了探索超验世界和追求自由的哲学道路。柏拉图沿着苏格拉底开创的自由哲学的道路继续探索,建立了第一个典型的理性主义哲学体系。柏拉图认为,哲学所追求的智慧,不仅是关于自然界的,也不仅是关于人的,而是关于整个世界的。整个世界的根本是理念世界,理念世界是变化不定的经验世界的原型,经验世界不过是理念世界的影子。由此,他建立了理念论即以理念为基础的哲学本体论。这是哲学史上第一个典型的本体论体系。柏拉图认为,人是理性动物,理性特别是哲学的思辨理性,才能把握理念世界,获得真理。爱智慧就是用思辨理性去把握理念世界。

  再次,爱智慧表现为追寻真正的“实体”。在柏拉图之后,亚里士多德试图把自然哲学与自由哲学统一起来,创立同时包容经验问题和超验问题的哲学体系。他从现实的经验世界出发,充分肯定用经验理性解决经验问题的重要性和合理性,其观点接近于自然哲学;他也怀有超越经验现实,追求永恒和无限完善境界的倾向,其观点又接近于自由哲学。他的实体说、形式质料说、政治伦理观中,处处都表露出同时对经验问题与超验问题都予以肯定的自我矛盾。在《范畴篇》中,他把实体分为第一实体和第二实体。第一实体指客观存在的具体事物,第二实体指第一实体的种或属。第一实体是最基本的东西,是其他一切东西的基础。在第二实体中,越接近第一实体,其实体性就越多。但是,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弄清一般与个别的关系,他正确地指出第二实体不能离开第一实体而存在,有时又认为第二实体是独立存在的。正如列宁所说:亚里士多德“这个人就是弄不清一般和个别、概念和感觉、本质和现象等等的辩证法”(《哲学笔记》,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8页)。可见,试图综合自然哲学与自由哲学的亚里士多德在经验与超验的关系上陷于困惑之中。亚里士多德的综合与困惑,第一次显露出形而下与形而上的矛盾,预示着科学将从philosophy(爱智慧或知识总汇)中分离出来。

  最后,爱智慧表现为追求内心的“精神自由”。古希腊晚期与古罗马时期哲学的主流是自由哲学,斯多葛主义、怀疑主义、新柏拉图主义、神秘主义等派别都继承并发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把爱智慧解释为追求和把握超验世界的自由精神的哲学观,并把这种哲学观发挥到极端。在他们的哲学中,排斥和否定现实的经验世界,极力宣扬宿命论、禁欲主义、神秘主义和信仰主义,抛弃了哲学中的科学精神,为基督教神学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条件,预示着哲学向宗教的复归。

  在欧洲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占统治地位,哲学被理解为人用自己的理性来理解上帝和圣经的手段。基督教形成于公元一世纪,其思想内容主要是犹太教与斯多葛主义、新柏拉图主义、神秘主义的结合。早期基督教哲学被称为教父哲学,其主要任务是制定教义,主要代表人物是奥古斯丁。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被称为经院哲学,并有唯名论与唯实论之分,其主要任务是从理论上论证基督教教义和信仰,主要代表人物是托马斯·阿奎那。中世纪哲学沦为神学的婢女,把智慧理解为关于上帝和天国的知识和信仰,爱智慧就是爱上帝,放弃尘世的生活,追求天国的幸福。因为这种哲学观通过宗教播撒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变成每一个人的信念,结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严重阻碍了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

  爱智慧即是爱上帝。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是至高的真善美,是纯自在的精神,不信仰就不能理解,理性必须依赖天启才能认识上帝。安瑟尔谟认为,信仰高于理性,理性服从信仰;神学高于哲学,哲学服从神学。上帝是把理性交给信仰使唤的,人们不是理解了才能信仰,而是信仰了才能理解,哲学的任务就是为信仰提供可以理解的证明。为此,他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托马斯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质料说来论证宗教与哲学的关系。他认为,宗教真理是哲学真理的形式和目的,哲学真理是宗教真理的质料和工具。宗教真理是高级的,哲学真理是低级的,哲学应该从属于宗教。天启真理来源于上帝的光照,是不会犯任何错误的,没有天启,人的理性就很不完善,没有理性,天启就不很清楚。因此,理性有助于信仰,神学可以借助哲学来发挥。于是他提出了关于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证明和目的论证明,并给人们描绘了一个上帝创造的等级世界。尽管经院哲学内部存在着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但从总体上来看,中世纪哲学是对宗教信仰的理性诠释。

  西欧的15、16世纪,史称文艺复兴时期。这一时期,在意大利、法国、英国、德国、荷兰先后出现了思想启蒙运动,形成了人文主义、自然哲学、宗教改革三大思潮,重新肯定现实世界,把人们的追求从虚幻的天国拉回现实的人间。西方人对智慧的追求表现为对自然的探索,各门自然科学纷纷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取得了独立发展的权力。自然科学的胜利,使科学、经验、理性重新成为西方人的信念。

  首先,爱智慧表现为爱知识,确信知识就是力量。知识问题是近代西方爱智慧的主题,弗兰西斯·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是对近代西方人追求智慧的真实写照。培根开创了经验主义的道路,把经验作为知识的基础,着重探讨了知识的来源、内容等问题。他试图以感觉经验为基础,为人类的知识提供必然性和合理性的证明,但由于片面地强调感觉经验的作用,贬低或否定理性思维和演绎推理的意义,结果却经过洛克向主观唯心主义的妥协,演化出贝克莱的主观唯心主义,并最终走向了休谟的不可知论。休谟的不可知论意味着对包括神学在内的一切形而上学的否定。

  其次,爱智慧表现为爱科学,把哲学推向“科学之科学”的王座。理性主义从笛卡儿开始,把某种先天的形式作为知识的基础,着重探讨了知识的形式、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性等问题。笛卡儿曾把所有科学比作一棵大树,形而上学是根,物理学(广义的物理学)是干,具体科学是枝叶。这实际上是把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弄颠倒了,具体科学不是哲学的基础,哲学反而成了具体科学的基础,成了“科学之科学”。理性哲学家们凭借所谓的“天赋观念”和人的理性演绎,建立起一个个“绝对真理”的体系,最终使哲学成为抽象的体系或空中楼阁。

  此外,当西方人还沉醉在科学技术的胜利和幻想中的时候,法国思想家卢梭看到了文明发展的矛盾性,并本能地把科技文明与伦理道德的进步对立起来,认为近代科学、理性、技术的发展违背人的善良的自然本性,原始社会才是未受文明污染的人类的黄金时代,并幻想建立一个以原始社会的自然状态为原型的理想社会。然而,河水是不会向河源倒流的,历史也不会倒退到没有文明的原始社会。

  近代西方哲学把智慧解读为知识、科学、经验、理性,爱智慧就是提供某种永恒的知识基础和真理框架。但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结局,卢梭的不和谐的声音,都预示着以知识论为核心的哲学已经陷入了困境。力图使近代西方哲学走出困境的是康德。康德哲学的出现,标志着近代西方哲学的终结,预示着现代西方哲学的开始。康德哲学的主题是人或主体,他把人作为认识主体、道德主体、审美主体来研究,因而他的哲学可以叫做主体哲学,他的批判哲学就是批判主体的哲学。他从人的自然本性和自由本性的矛盾出发,把世界二重化为现象世界和本体世界。他认为,现象世界的问题属于经验、科学、认知领域;本体世界的问题属于超验的形而上学领域。以前的形而上学都不科学,建立科学的形而上学则是未来的事情。他的哲学只是“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

  在康德看来,科学认知的对象世界是现象世界。在这一领域,人凭借着先验的感性和知性的形式,是能够获得关于经验的现象世界的必然性和普遍性的知识的。这样,就既为科学提供了牢固的知识基础,又规定了科学认知的有效范围。形而上学、道德实践的对象世界是超验的本体世界。在这一领域,人凭借着理性的能力,追求绝对、永恒和自由,虽然不能得到关于本体世界的必然性的普遍的知识,但是,出于人的自由本性,是永远不会放弃形而上学追求的。这样,就既为形而上学的存在提供了根据,又为人的道德实践设定了条件。所以,在康德哲学中,对智慧的追求是具有双重意义的。从人的自然本性出发,智慧是关于经验的现象世界的知识,爱智慧即是建立科学的知识基础。从人的自由本性出发,智慧即是关于超验的本体世界的形而上的问题,爱智慧即是对自由的永恒追求。

  费希特接着康德做文章,仍然把哲学解释为科学知识的基础,但是,他反对康德现象世界与本体世界的二元学说和“自在之物”不可知的观点。他把“自我”作为自己哲学的出发点,认为“自我”的存在是不证自明的。然后,“自我”建立起“非我”即与“自我”相对立的周围世界的一切事物。最后,论证了“自我”与“非我”的统一,建立了一个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作为知识的基础。谢林用“同一哲学”否定了康德的二元论,也反对费希特“自我”产生“非我”的学说。他认为,要解决“自我”和“非我”的关系问题,就必须有一个超乎二者之上的更高的原则,即绝对的同一性。黑格尔在谢林“同一哲学”的启示下,建立了一个庞大而又有严密逻辑结构的辩证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他清除了康德的二元论和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克服了谢林“同一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在客观唯心主义基础上解决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问题。黑格尔认为,哲学体系就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过程,哲学就是反思,就是对思想思维着的考察。辩证法在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哲学体系中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但由于他的哲学体系过于完善和封闭,所以从一产生就是僵化的或没有生命力的。因此,现代西方哲学各派都是从反叛黑格尔开始,又回过头去接着康德做文章。黑格尔哲学遭到众多后人的批判,那是因为它有被批判的价值,作为爱智慧的哲学或作为哲学的智慧在黑格尔的体系中发展到了空前的或许也是绝后的高峰是学界的共识。

  康德之后,西方哲学分裂为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思潮,进入了现代时期。科学主义思潮从孔德的实证主义开始,经过马赫主义,到分析哲学、逻辑实证主义。发展了康德哲学中关于现象世界、感性、知性等思想,抛弃了关于本体世界的另一半思想。他们认为,哲学只应关注,也只能解决经验世界的问题,把哲学限定在科学方法论领域,讨论知识的基础、构成、意义等问题。科学主义思潮发展到20世纪,又把哲学问题全部归结为语言和逻辑分析。人本主义思潮从叔本华、尼采的意志主义开始,经过新康德主义、生命哲学,到存在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发展了康德哲学中关于本体世界、形而上学、自由等思想,抛弃了关于现象世界的另一半思想。他们认为,康德关于“物自体”不可知的思想表明,就本质而言,世界是没有规律、秩序、规则、合理性的,不能用科学理性的方法去把握。人的本质也是非理性,理性不过是人的非理性本质的外在表现。非理性的人与非理性世界的统一,对传统的理性主义发出了挑战。现代西方哲学与传统西方哲学相比具有一些新特点:如主体化、多元化、非形而上学化、非理性化等等,开辟了一些新的研究领域,如对语言、逻辑问题的研究,对人的非理性因素的研究等等。

  科学主义思潮的哲学观认为,智慧是关于科学知识构成与意义问题,爱智慧不是企图为科学知识提供一个形而上学的基础,而是注重对问题的分析和描述。哲学就是围绕科学认识问题的逻辑和语言分析活动。人本主义思潮的哲学观认为,智慧仍然是关于人与世界的绝对本质问题,爱智慧则是从人的非理性本质出发去诠释人与世界的构成关系。科学主义思潮拒绝形而上学,放弃了哲学的世界观功能,使哲学的路越走越窄,使哲学失去了公众,从而使哲学失去了应有的效应。人本主义思潮研究人与世界的非理性构成关系,贬低甚至反对科学、理性,使哲学近乎神秘主义,在一般民众中产生了某些不确定的或者偏激的心理效应和行为。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西方世界兴起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后现代主义思潮的核心是哲学,涉及到文学、艺术、历史、社会、政治、女权运动等人文学科领域。它不是一个统一的流派,而是许多流派形成的一种思潮。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特点是“反”或怀疑、反叛、破坏、批判,具体表现为反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建构、反体系,反认识论,反表象主义、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反文本的意义确定论,反真理、反权威,反传统、反文化,反科学主义,反一元主义,甚至反哲学或反哲学至上主义。后现代主义是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长期对峙的产儿,是对工业社会批判的理论,是消费社会的哲学,一切都将通过消费归于无,所以一切都无所谓。后现代主义的产生,说明哲学观又一次处于深度的嬗变之中。

  二、现代中国哲学对“哲学是什么”的探询

  20世纪是中华民族主动融入世界历史的世纪。在20世纪,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科学、教育都有一个与世界或西方“接轨”的问题,哲学思想也不例外。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即“中国有没有哲学”的问题虽然有过激烈的论争,但不管是主张中国“有哲学”的人士,还是主张中国“没有哲学”的学者,有一个共识,也是一个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即中国在20世纪以前没有“哲学”这个称谓,也没有“哲学”这个学科,但在两千多年以前就有像西方哲学中的思想那样的思想。玄学、理学、心学、道学、经学等都是与西方哲学相似的学问,但又不能等同于西方的哲学(philosophy),更不同于西方作为现代学科的哲学。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通而不同”,正因为“通”,中国历史上的某些思想才能归在哲学名下,才能依傍西方哲学编写“中国哲学史”;正因为“不同”,才有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比较、会通之说,中国哲学和外国哲学作为哲学学科之下的二级学科才能成立。既然中国在20世纪以前没有“哲学”这个称谓和学科,那么也就没有哲学观问题。中国学界关于哲学观问题的讨论发生在引入“哲学”称谓并建立哲学学科之后。

  现代中国哲学的揭幕,发生在维新变法失败、今文经学宣告破产、传统经学彻底解体的时代。当时,诸子复兴,异端蜂起,大批东渡日本的学人努力追求新知识,把大量的西方学术介绍到国内,加上上海的新文化环境、出版机制、物质条件等机缘,造成一时西潮汹涌,新学大盛。具有西学背景的、作为现代学术体系之组成部分的“哲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在中国人的视野中,并很快成为20世纪中国学术活动的重要内容之一。中国人使用的“哲学”一词是晚清时的学者黄遵宪从日本引入中国的,日本人对“哲学”的使用始于一位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西周,西周用“哲”和“学”这两个汉字对应西文的“philosophy”。由此可见,中国人谈论哲学,建立哲学学科,是西学东渐、以日本为桥梁向西方学习的结果。

  “哲学”一词传入中国并开始流行后,围绕着“哲学”这个名称是否可用、哲学这门学科应否存在的问题掀起的一场风波。1903——1904年间,以张之洞为首的把持全国教育大权的清廷大老们制订了一个关于各级学堂的学制和课程设置的《学务纲要》,公然删掉了“哲学”之名,禁止大学堂设哲学科。理由是种种异端邪说,如鼓吹自由、民权之类,都是随哲学而俱来的,也就是说那些哲理之谈都有其令满清封建王朝恐慌的现实政治内容,如管学大臣张百熙所说:“盖哲学主开发未来,或有骛广志荒之弊”,也就是会使人想入非非,离经叛道,所以取消哲学一科,“哲学置之不议者,实亦防士气之浮嚣,杜人心之偏宕”[1](P66)。当然,作为“中学”之根本、“中国儒家最精之言”的“理学”(宋明理学)是必须讲的,但不可名之为“哲学”,不可像讲(西方)哲学那样流为虚无缥缈之空谈,以防空中楼阁之弊端。对于这种加罪哲学、取缔哲学的谬论,王国维写了《哲学辨惑》和《奏定经学科大学文学科大学章程书后》两篇文章力加驳斥,要为哲学“正名”。他说:“我国人士骇于其名,而不察其实,遂以哲学为诉病,则名之不正之过也”,于是他反复论证“哲学非有害之学”,“哲学非无益之学”,“中国现时研究哲学之必要”,“研究西洋哲学之必要”[2](P3-5),如此等等。这一场为“哲学”正名,实则为哲学的存在权进行的论争,是我国西学东渐史上一段极具特色、饶有兴味的历史插曲,为哲学学科在中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1914年,北京大学建立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门,亦称“中国哲学门”,开设了中国哲学史课程,1919年更名为哲学系,从而将哲学学科引入了现代中国的教育体系。

  中国确立了“哲学”这个称谓,建立了“哲学”这个学科,也就有了哲学观问题的论争。中国学者对哲学的理解,与中国文化传统的求用倾向密切相关,与中国学者的学术修养密切相关,亦即总是从人生或人的生活需求去理解。1919年,胡适在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中就明确提出:“哲学定义从来没有一定的。我如今也暂下一个定义:‘凡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根本上着想,要寻一个根本的解决:这种学问叫做哲学’”[3](P28)。同年,李大钊在《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中也提出:“哲学者,笼统的说,就是论理想的东西。”[4](P345)他还在1923年发表的《史学与哲学》中具体地提出:“人们要过优美的高上的生活,必须要有内心的修养。史学、哲学、文学都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并且都有他们的好处”[4](P635)。“人们每被许多琐屑细小的事压住了,不能达观,这于人生给了很多的痛苦。哲学可以帮助我们得到一个注意于远大的观念,从琐屑的事件解放出来,这于人生修养上有益”[3](P644)。从人生与人的修养去理解哲学是20世纪上半叶中国学术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主要倾向。

  从人生与人的修养去理解哲学,冯友兰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以反思为中心话语,系统地规范了哲学的内容、特征、功能和方法。他认为,哲学就是觉解其觉解,思想其思想,即反思。他在1920年就提出:“哲学并不是一件稀罕东西;他是世界之上,人人都有的。人在世上有许多不能不干的事情,不能不吃饭,不能不睡觉;总而言之,就是不能不跟著这个流行的大化跑。人身子跑著,心理想著;这‘跑’就是人生,这‘想’就是哲学。”[5](P1)到了1947年,他在《中国哲学简史》中更为系统地提出:“至于我,我所说的哲学,就是对于人生的有系统的反思的思想。每一个人,只要他没有死,他都在人生中。但是对于人生有反思思想的人并不多,其反思的思想有系统的人就更少,哲学家必须进行哲学化;这就是说,他必须对于人生反思地思想,然后有系统地表达他的思想。”[6](P1-2)“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它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积极的知识(积极的知识,我是指关于实际的信息),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达到超乎现世的境界,获得高于道德价值的价值。……中国传统哲学里有为学、为道的区别。为学的目的就是我所说的增加积极的知识,为道的目的就是我所说的提高心灵的境界。哲学属于为道的范畴。”[6](P4-5)哲学不仅有民族性和阶级性,也有人类性。冯友兰先生对中国哲学精神的论述是对一般哲学观的丰富和发展。晚年的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明确指出:哲学是人类精神的反思。所谓反思就是人类精神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思之。人类的精神生活的主要部分是认识,所以也可以说,哲学是对于认识的认识。对于认识的认识,就是认识反过来以自己为对象而认识之,这就是认识的反思。冯友兰的哲学观可以归结为两个:一个是“心灵境界”说,一个是“反思”说。

  在20世纪30年代,“哲学消灭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叶青。叶青在1936年出版的《〈费尔巴哈论纲〉研究》中提出,作为科学独霸知识界的时代,哲学正在消灭中。他的这个论断有两个学理上的主要依据,一个是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另一个是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和《反杜林论》。前者指出,“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7](P73-74)。后者指出,马克思的“历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哪一个领域,都不再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了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8](P257)叶青由此引申的看法是:“在康德以后,哲学家以认识论为哲学底主要内容。这显然是科学走进自然、哲学就退出自然,科学走进社会、哲学就退出社会,现在只有退到思维来立足的表示。如果思维科学完全成立,认识论消解于认识学中,哲学不丧失了一切领域吗?”[3](P455)对于叶青的“哲学消灭论”,当时就有许多学者予以抨击,但未对叶青所依据的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断作出有说服力的诠释,也未对叶青所讨论的科学发展所引发的哲学危机作出深入的理论探讨。这里涉及的实际上是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现代科学以整个世界为对象,从而形成关于整个世界的全部思想;哲学以现代科学关于整个世界的全部思想为对象,对思想进行思想,从而实现对科学的批判性反思。叶青的“哲学消灭论”并不成立,哲学仍然有自己独立的研究领域,有存在和发展的价值。

  为了回应科学主义思潮的“哲学取消论”,张东荪对“哲学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进行了追问。他认为,科学与哲学有着不同的性质和研究范围,科学再发达也不能代替和包办哲学,哲学总有其生存和发展的一席之地。他以自己深厚的西学素养,娴熟的驾驭当时最新的哲学史料,从哲学的产生、发展、转向阐明:哲学是一种精神,一种追本溯源、穷根究底、唯真是求的精神;哲学是一种态度,一种怀疑、批判、求整全的态度;哲学就是文化,是文化的核心与本质。从古代哲学对万物根源的追寻,经近代哲学对认识能力和认识途径的探索,到新康德派哲学家文德尔班所主张的价值哲学的转向,都说明哲学是一种唯真求是的精神。这种精神推动着哲学的发展,吸引人们去进行永无止境的求索。从哲学与科学的互动关系来看,哲学就是怀疑、批判、求整全的态度。张东荪认为,与其说哲学有自己独特的方法,不如说哲学有自己独特的态度。这就是彻底怀疑的态度,批判的态度,作全体观的态度。张东荪认为,“疑”就是否定与毁坏,它是哲学入门的惟一进路。近代科学所依据的原理、假定、方法是否可靠,所取得的成绩、结果是否真实,都有审查的必要,也就是说,科学有自我批评的需要,但又承担不了这一任务,于是哲学便承担了对科学的批判。作全体观不仅是综合,而是包括分析和综合。哲学总是力图将这一部分与另一部分会通为一个整体,以求圆融的解释世界和人生,从而给人们提供一个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理由。作全体观的态度基于人们求统一的天性,与“求真”同出一源,因为综合就可以说圆融,圆融的就可以说是真的,求统一就是求真,就是力图获得绝对真理。张东荪认为,哲学的问题与哲学上大部分学说是有永久性的,原因是关于这些问题的概念都是某种文化中的最根本的概念,或者说,哲学本身就是文化,而且是文化中最根本的部分,是文化的基础和本质。哲学总是新问题时出,旧问题不灭,吸引着人们永无止境的追问与求索。所以,只要有人类文化存在,就有哲学存在。

  围绕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对哲学还有如下一些看法:早在1919年,傅斯年就说过:“哲学不是离开科学而存在的哲学、是一切科学总积。几种科学相通的道理(思想)共守的规则,就是哲学。若干科学所研究的范围不同,因而表面上好象没甚关系,然而骨子面有一个会通的所在,就是哲学。哲学可以说是一种思想,一普通的思想。又可以说是一种知识,一基本的知识。”[9](P5)1936年杨伯恺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去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哲学观。他说:“然哲学究竟是什么呢?恩格斯把它定义为‘关于自然、社会与人类思维的一般法则之学’,这是足以表现哲学本质的定义。因为哲学既以研究存在与思维的关系为其根本任务,它也就是努力探讨自然、社会等存在与其对人类的思维发生怎样的关系,并进而把这些关系所有全部根本原理加以体系化、造成总结的、系统的知识。这种知识,便是哲学。所以我们可以说哲学就是有组织、有系统地说明存在、思维与其关系的知识。它是综合地论究宇宙中最一般的最根本的运动法则的科学。不但因其所探讨的是最一般的最根本的运动法则而居科学理论之最高峰,而且是科学之理论的与方法的总体之凝结物,以其方法的作用贯通于一切科学而成为‘科学的代数学’。”[10](P4)杨伯恺明确提出“哲学”以“研究存在与思维的关系为其根本任务”,这对于我们今天的哲学反思仍然具有启发性。1941年,艾思奇概括性地提出:“哲学,首先是关于世界全体的一般规律的学问。研究哲学的结果,是使我们对于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社会和人类的思想认识)的规律性,获得一个总的认识和理解,简单地说,就是使我们掌握一定的世界观。”[11]艾思奇与杨伯恺的解释相比,艾思奇是从“世界全体”提出问题,杨伯恺是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提出问题。艾思奇把哲学理解为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把“世界观”解释成关于“整个世界”的“规律性”的“总的认识和理解”,这个观点一直贯彻到20世纪后半期的“教科书哲学”中。1942年毛泽东以“定义”的方式对“哲学”作出了著名的论断:“什么是知识?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世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就是这两门知识的结晶,哲学则是关于自然知识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12](P773)这一论断明确把科学所提供的知识成果或思想材料作为哲学的直接对象,而不是把“整个世界”作为哲学的直接对象。这实质上就是把“哲学”理解为“反思”的学说,但是20世纪下半期的“教科书哲学”并没有贯彻这一思想,从而造成了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种种误解。

  三、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哲学观的论述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哲学发展史上的革命变革。这一变革不仅表现在它的具体理论观点与旧哲学迥然有别,而且首先表现在它的哲学观与旧哲学根本不同。它改变了哲学的对象、性质和功能,改变了哲学问题的提法和探讨哲学问题的思维方式。我们只有首先深刻地理解马克思的哲学观,才有可能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变革的实质和意义。马克思在创立自己的新哲学时,并没有刻意为它制定一劳永逸的体系,甚至没有给哲学下过明确的定义。他的哲学观,是通过一系列论战性著作来表述的。透过这些表述,我们不难看到马克思哲学在哲学观上所实现的变革。早在1842年《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逐渐形成了“向现实本身去寻求思想”的致思取向,意识到哲学与现实世界的“相互作用”,表现出反对思辨哲学的倾向。他写道:“哲学家并不像蘑菇那样是从地里冒出来的,他们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哲学不是在世界之外,就如同人脑虽然不在胃里,但也不在人体之外一样。当然,哲学在用双脚立地以前,先是用头脑立于世界的;而人类的其他许多领域在想到究竟是‘头脑’也属于这个世界,还是这个世界是头脑的世界以前,早就用双脚扎根大地,并用双手采摘世界的果实了。”“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因此,必然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在内部通过自己的内容,而且在外部通过自己的表现,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13](P219-220)

  马克思反思辨哲学的倾向,在随后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神圣家族》等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他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时写道:“理念变成了独立的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关系变成了理念所具有的想象的内部活动。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他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条件变成了被制约的东西,规定其他的东西变成了被规定的东西,产生其他的东西变成了它的产品的产品”。[13](P250-252)在《手稿》中,马克思申明:“我的结论是通过完全经验的以对国民经济学进行认真的批判研究为基础的分析得出来的”[14](P45),即它们不是思辨的产物。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进一步揭露思辨哲学的秘密就在于把概念独立化、实体化,即把本来从个别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一般当作独立存在的本质,并把它视为感性对象的来源和基础,“我们在思辨中感到高兴的,就是重新获得了各种现实的果实,但是这些果实已经是具有更高的神秘意义的果实,它们不是从物质的土地中,而是从我们脑子的以太中生长出来的,它们是‘一般果实’的化身”。[14](P74)马克思讥讽说,这是一种“醉醺醺的思辨”。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终于形成了自己的哲学观。在这里,他除了对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进行批判外,又加进了对费尔巴哈在内的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批判,从而形成了自己的哲学观并与一切旧哲学划清了界限。首先,马克思在对思辨哲学的批判中阐明了自己的新哲学观。他说:“只要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及其产生的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15](P20)“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15](P15)“德国哲学从天上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15](P16)“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观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15](P17)其次,马克思在对费尔巴哈“感性哲学”的改造中确立了自己的新哲学观。马克思写道:“费尔巴哈不满意抽象的思维而喜欢直观;但是他把感性不是看作实践的、人的感性活动”[16](P85);“费尔巴哈想要研究与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活动”[16](P83)。因此,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只能是“直观的唯物主义”,而“直观的唯物主义,即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16](P86)。针对费尔巴哈直观唯物主义的局限,马克思把自己的哲学命名为“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并指出:费尔巴哈“和其他理论家一样,只是希望确立对现存事实的正确理解,然而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的任务却在于推翻这种现存的东西”[16](P41);“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16](P19)“哲学家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16](P86)“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到目前为止,一切谜语的答案都在哲学家们的写字台里,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来接受绝对科学的烤松鸡就得了。现在哲学已经变为世俗的东西了,最确切的证明就是哲学意识本身,不但表面上,而且骨子里都卷入了斗争的旋涡。如果我们的任务不是推断未来和宣布一些适合将来任何时候的一劳永逸的决定,那么我们便会更明确地知道,我们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我知道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13](P416)。马克思的这些思想鲜明而又深刻地表明了他的哲学观。他认为,哲学是一种“活动”,一种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反思和批判性活动,而不是一种提供整个世界的终极解释和绝对原则的“科学”。从而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名词”意义上的哲学观,确立了“实践的”、“批判”的、“改变世界”的“动词”意义上的哲学观。

  马克思哲学和哲学观的本质在于:第一,马克思哲学的产生宣告了以往超越实证科学的思辨哲学的终结。哲学所努力的,不再是构建臆想的联系,而是“发现现实的联系”;哲学所追求的,也不再是不能达到的“绝对真理”,而是要把“绝对真理”撇在一边,沿着实证科学和利用辩证思维对这些科学成果进行概括的途径去追求可以达到的“相对真理”。第二,马克思哲学的基本精神是科学的批判精神。马克思一贯地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教条主义地预料未来,一贯地主张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就是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地批判,这一新哲学的原则为马克思所一贯坚持和重申。正如他后来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中所说:“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17](P112)这不仅仅是对狭义“辩证法”的概括,而是对整个马克思哲学精神的概括。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对马克思在哲学史上所实现的变革做了合理的总结并做了明确的阐述:本质上是辩证的现代唯物主义产生之后,就“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一门科学都提出要求,要它们弄清它们自己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于是,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仍然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18](P364)“如果存在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那么为此我们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和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既然哲学本身已不再需要,那么任何体系,甚至哲学的自然体系也就不再需要了。”[18](P375)“我们现在不仅能够说明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说明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排除了。任何使它复活的企图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倒退。”[16](P246)唯物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要从头脑中想象出联系,而要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这样,对于已经从自然界和历史中被驱逐出去的哲学来说,要是还留下什么的话,那就只留下了一个纯粹思想的领域:关于思维过程本身的规律的学说,即逻辑和辩证法。”[16](P257)

  恩格斯的论断分别从哲学与自然科学以及哲学与历史科学的关系角度,说明了那种黑格尔式的思辨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及其所体现的旧哲学的终结。恩格斯简捷地把旧哲学叫做“哲学”,而把马克思所创立的哲学叫做“现代唯物主义”或“世界观”。他说:“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马克思哲学“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现代唯物主义,否定的否定,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的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各种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因此,哲学在这里被‘扬弃’了,就是说,‘既被克服又被保存’;按其形式来说是被克服了,按其现实的内容来说是被保存了。”[18](P481)恩格斯是说,现代唯物主义是古希腊罗马唯物主义的否定的否定,它不再是那种追求“世界本原”和“最高原因”哲学,它综合了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成果,成了正确的世界观。在这里,恩格斯明确地把马克思的哲学叫做世界观。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哲学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惟独不是供人们信仰的教条。他在1895年3月11日致威·桑巴特的信中说:“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6](P742-743)

  四、哲学观的未来趋势

  历史上的哲学观是多样性的统一,各种各样的哲学观都可以统一到爱智慧上来。未来的哲学观仍将是多样性的统一,还会在爱智慧的意旨下演化出多姿多彩的具体形态。

  第一,哲学是“智慧之学”或“爱智之学”的根本涵义不会改变。

  英文哲学一词philosophy是由古希腊文philei(爱)和sophia(智慧)组成的,从造词的本义说,哲学就是爱智慧。在汉语中,“哲”就是智慧的意思。哲学作为一个学科,它的爱智慧的意旨古今中外没有任何一个哲学家予以否定,“哲学就是爱智慧”是所有哲学家都同意的说法,尽管对于爱智慧的理解各有己见。以前的哲学家在“爱智慧”的前提下演绎出更多不同类型的哲学观,构建了许多不同类型的哲学系统,使人类生活得愈来愈智慧;未来的哲学家还会在“爱智慧”前提下演绎出许多不同类型的哲学观,构建出更多不同类型的哲学系统,使人类更智慧地生活。哲学观是一个发展嬗变的过程,不论将来生化出多少种不同类型的哲学观,哲学是爱智慧的意旨不会改变,哲人们将把所爱的智慧愈来愈聚焦在生活智慧和发展智慧上。

  第二,哲学的形上特征不会消失,哲学的“根”和“本”就是“形而上学”。

  古希腊伟大学者亚里士多德所办学园的第十一代继承人安德罗尼克将亚里士多德关于事物普遍本质的著述编为《物理学之后》(拉丁文为metaphysica,英文为metaphysics)一书。中国启蒙思想家严复借用《周易·系辞》中“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术语将其译为《形而上学》。所谓“形而下者”意为可感知、可经验、有形体的“器”,即自然之物,是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所谓“形而上者”意为超感觉、超经验、无形体的“道”,即宇宙之道、世界的本质、事物的普遍规律等等,这正是哲学研究的对象。19世纪中期以来,尽管拒斥形而上学的呼声不断,形而上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经过生死存亡的考验之后,形而上学仍然是哲学的主题,只是这一主题有时是显形的,有时是隐形的罢了。有些哲学家为消除哲学的形上性立志要消灭哲学,事实证明,消灭哲学的学问也是哲学。哲学消灭不了,哲学的形上性也消除不了,就是因为形而上学是哲学的“根”和“本”。

  第三,哲学曾是本体论,本体论的意蕴只会衰减,不会消亡。

  本体论的概念出现在欧洲中世纪,17世纪德国的哲学家沃尔夫曾经作过详细的论述。其实,本体论肇始于巴门尼德,形成于柏拉图。柏拉图的理念论、亚里士多德的第一哲学、中世纪的上帝存在论、康德的物自体说、黑格尔的绝对观念说都是典型的本体论。本体论在古代哲学中占主导地位。其他学说研究存在者,本体论则研究存在本身,研究世界、宇宙的本质,探索最普遍最一般的规律,所以有人将本体论视为形而上学的同义语并力图对其解构。其实,不能把本体论等同于形而上学,本体论属于形而上学,但并非所有的形而上学都是本体论。以前的本体论都被超越了,当今很少有人对建立新的本体论感兴趣,但是,哲学作为形而上的学问,它只要存在,其本体论的意蕴是不会消亡的本体论本身作为哲学的“硬核”是很难解构的。总是有人力图建立新的哲学本体论,如张全新构建的“塑造论哲学”就是一种哲学本体论。

  第四,哲学曾经是认识论,但认识论的意蕴将不断衰减。

  近代,哲学发生了从本体论研究向认识论研究的转移,人们称之为“认识论转向”。英国哲学家培根开创的经验主义、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开创的理性主义、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都是以认识论为主题的哲学。近代人认识到“没有认识论的本体论无效”,对世界的认识必须以对人的认识能力、认识途径、认识方法的反省为前提。因此,哲学的任务就是研究人的认识,哲学也就是认识论。但是,认识论是具有科学性的学问,随着科学性的增加,作为哲学的认识论就会被作为科学的认识学所代替。作为科学的认识学将属于科学范围而不再属于哲学的领地。因此,随着认识学的形成,哲学作为认识论的意蕴将不断衰减。

  第五,哲学曾经是科学方法论,但科学方法论的意蕴将不断衰减。

  现代西方哲学中的科学主义派别反对传统的形而上学和本体论,认为超验的世界本质是不存在的,是人的感觉所无法达到、人的经验所无法验证的。从孔德开创的实证主义到罗素、维特根斯坦建立的逻辑原子主义,再到卡尔纳普等人的逻辑实证主义,都毫不例外地拒斥形而上学和本体论。他们认为,哲学的惟一使命是为科学提供精确的方法和符合逻辑的命题,因此,哲学就是科学方法论。20世纪40年代以来,随着科学的迅猛发展,各种科学方法论不断以科学学科的身份问世,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等。这些学科都是科学的成员而不归哲学管辖。由于科学方法论学科的崛起,哲学本身的科学方法论意蕴将不断衰减。

  第六,哲学是人本学,人本学的意蕴不断增强。

  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人本主义派别认为哲学是以人为本的学问,人的生存中的各种问题才是哲学研究的课题。人的生命、存在、自由、价值、意义、痛苦、意识与无意识、理性和非理性等等,才是哲学的终极关怀。因此,哲学是以人为本的本体论,也就是人本学或人本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哲学界,曾经讨论过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谁占主流的问题,虽然未曾达成共识,但哲学的人本学意蕴不断增强。

  第七,哲学是语言分析学,仅仅是一种说法。

  从古代的本体论到近代的认识论转变,使哲学发生了根本的变革。现代哲学又发生了一次新的变革,即由认识论向语言学的转向。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语言学派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是文明的水库,是存在的家,哲学应透过语言来发现文化和文明的底蕴。这种观点虽有片面的合理性,但只能是一种说法。

  第八,哲学是“人生的境界”,是指哲学具有提升“人生境界”的功能。

  中国传统哲学强调哲学是人的精神境界。冯友兰说,中国的儒家并不注重为知识而求知识,主要的在求理想的生活。他还认为,哲学的目的,是使人作为人能够成为人,而不是成为某种人。其他的学习(不是学哲学)是使人成为某种人,即有一定职业的人。人成为某种人与成为人的精神境界是不同的,成为人即成为大写的人,会做人的人。哲学使人获得真正的人生意义和价值,达到完善的精神境界。这里冯先生分明是说哲学有育人的功能,哲学可以提升人的“人生境界”,而不是说哲学就是“人生境界”。

  第九,哲学就是人学的说法反映了哲学的发展趋向,但人学取代不了哲学。

  现代德国哲学家卡西尔说:“认识自我乃是哲学的最高目标。”现代中国哲学界也有些人认为,哲学的中心问题是人。如果认为哲学是寻求一般规律,科学是寻求具体规律,那么哲学与科学就仅仅有层次上的区别而没有性质上的区别了。哲学的目的不是揭示世界是什么。而是告诉人们人的世界应如何,因此哲学的实质是人学。还有些学者认为,哲学的现代形态是人学,从古代的本体论到近代的认识论再到现代的人学是哲学发展的轨迹,是人类自觉意识提升的体现。还有人认为,世界上只有物和人两类存在物,关于物的学问是物理学,关于人的学问是人理学(陈立夫有一本讲演录,名字就叫人理学)。人理学也就是与物理学相对应的哲学。不论怎么说,人学取代不了哲学,历史上的哲学就不能都归结为人学,哲学是人学的说法只是反映了哲学发展的一种趋势。

  第十,哲学是关于世界最一般规律的学说的说法难以成立。

  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基本上都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具体科学研究的对象是世界的某一个领域,哲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的世界,整个世界是普遍联系的,具有共同的规律,共同规律是具体科学所不能揭示的,研究这个共同规律就成了哲学的任务。哲学在具体科学成果的基础上,探究世界最一般最普遍的规律。这种观点难以成立,仅仅是一种追求或一个幻想。世界是无限的,作为整个的世界是人所不能把握的,探究整个世界的最一般的规律仅仅是人的一种奢求,永远也达不到目的。

  第十一,“世界观的理论体系”是哲学永恒的主题,但需要正确理解。

  我国的哲学教科书都首先把哲学定义为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或世界观的理论体系,但对这一定义的理解却存在着差别。譬如,世界观是人对世界的总看法,世界观是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总看法,这两种解释就不一样。前一种理解显然使人置身于“世界”之外,以超然静观的姿态去观世界。这样,世界就成了“非人的世界”而不是人置身于其中的真实的世界了。后一种理解把世界观界定为“对与人世界的关系的总看法”,比前一种理解合理的多。另外,许多教科书把“世界观”规定为人们关于世界的“根本观点”。什么是“根本观点”呢?如果说“根本观点”是指人们对整个世界的普遍本质和规律的认识,那么前面说过,这仅仅是一种奢求,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空想。如果把哲学世界观理解为“观世界”,即“观照”世界的“视界”或“观”世界的学问,那就比较符合哲学的本义。这就是说,哲学世界观不是由直接的科学知识客观的、静态的结果构成的,而是对科学知识的反思主观的、动态的视阈,正因为如此,它对科学知识才会有指导、影响作用。

  上述哲学观及其发展趋向讲得相当简略,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哲学到底是什么呢?过去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未来仍然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尽管见仁见智,莫衷一是,但谁都不放弃哲学这一概念和领域,都将自己的理论、学说和观点称为哲学而不是其他什么学科。这说明对哲学的各种界说和理解必定有其共同点,这就是哲学之为哲学的“硬核”。就连主张“哲学的最高问题是人学”的卡西尔也认为,在所有的特殊哲学的多重提问中,哲学最终似乎都要反身于那些根本性和起源性的问题,反身于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哲学在澄清这一普遍性的问题之前不可能涉足于任何特殊的问题。那么,哲学的根本性问题是什么呢?哲学与具体科学都探究事物之“理”,即规律,但哲学是在具体科学之“理”的基础上追求宇宙人生之共同本质和终极关怀。用台湾哲学家邬昆如的话来说,叫做“定位宇宙,安排人生”。[19]

  人类之所以需要终极关怀,一是因为世界万物存在着共同本质、普遍联系和一般规律而又不可完全被认识。二是因为人类的思维有追根究底的本性。假如人类只是对具体事物具有好奇心,而没有追寻具体事物存在的更深层的共性、本质、联系、规律和原因的兴趣,那么哲学就没有存在的理由。因为对任何事物由好奇而探究的活动都可以称之为“爱知识”或“爱智慧”。“爱知识”不是哲学的专利,“智慧之学”也不应该被哲学垄断。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是“爱智慧”的结果,所有学科都可以叫做“智慧之学”。哲学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为古老而艰深的学问,归根结底是由于人们对大千世界万事万物终极的共性、本质、联系、规律和原因这一不可企及的鹄的的兴趣和追寻。哲学从根基上必定是关于追根溯源、究根问底的世界观的学说。自古至今,不论是主张哲学是形而上学、本体论、世界观、认识论、人生论、语言学、科学方法论、人本学、人学、实践论,还是主张哲学是自然哲学、社会哲学、历史哲学、人生哲学、政治哲学……,实际上都是从不同的侧面和角度,以最集中、最抽象、最凝练、甚至是最晦涩的方式“定位宇宙,安排人生”的学问。如果否认了这一点,哲学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就失去了自身。世界观是哲学之根,形而上学是哲学之本。诚然,哲学的视域是广阔的,并不是每个哲学家都在建构世界观,但是他们研究的问题都与世界观的问题密切相关,否则,人类就不会安身立命,更不会健康发展。只要人类存在,就会不断转换“观”世界的“视野”,就会不断形成新的“世界观”,就会不断形成新的哲学观,从而不断追求更高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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