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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模式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

发布时间:2012年09月20日 | 字体放大 | 字体缩小

作者:瞿宛文 | 来源:《文化纵横》2012年03期

  自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对于如何界定并且评价中国发展模式,国际学界一直有很多争议。其实在这30年来,不时会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即将崩解,并且崩解论有时候还甚为流行。虽说至今中国经济每次都度过难关,但随着新问题的不断涌现,崩解论也翻新内容而不曾停止流传。①
  不过,最近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作用却有些不同。此次金融危机以及其所引发的全球经济不景气,其范围及程度可直比1930年代的经济大恐慌。在这危机过程中,中国经济的表现突出,因而中国崩解论暂时销声匿迹,中国崛起似乎终于成为共识②,中国的发展模式也因而受到肯定。譬如,Arora和Vamvakidis利用近20年的跨国数据,来测量中国经济的影响力(“gauge China's influence”)。他们发现中国GDP每1%的增长,若持续五年可引发世界0.4%的增长,称得上是显著的影响力。
  受到肯定并不只是因为中国经济成长率比较高,更是因为它在这危急的时刻,竟然担任起全球经济成长火车头的角色。在金融危机过程中,中国的经济成长率远高于先进国③。麦金农和施纳布尔(Mckinnon and Schnabl)也认为中国在危机过程中为亚洲及全球发挥着显著稳定的作用。它能够担任起这角色,首先,原因并不只是因为它的国内国外债务水平比较低,因而政府大量举债的空间比较大,不像多数先进国家政府因为债务水平过高而政策空间较小,不过这只是一种相对的必要条件。再则,这更是因为中国政府有意愿,在短时间内推动大规模的刺激经济方案,要知道并不是任何有条件的国家,都有意愿进行这种短期刺激方案,或是不愿意如此大规模的做,因为这些都可能在事后付出代价。同时,这也牵涉到对维护就业的政策目标给予多大的优先性,在不增加太多负债与减轻失业问题的政策目标中做出折冲的选择。此次在危机因应上,中国相较于西方国家,似乎对维护就业给予较高的优先考虑。譬如作为对比,于2010年危机缓和后,在英美举行的选举中,是提倡财政紧缩的政党获得胜利,而不是要求维护就业的一方④。其三,更重要的是中国政府有实践的能力,使得刺激方案能够实时产生实质的效果,达到维护成长的目的。同时,很多国家的刺激方案未必能够实时产生效果,譬如美国联邦政府若投资经费于基础建设,最快也要一两年后才可能开始施行。
  有意愿且有能力做到大规模实时有效的刺激经济,是使得中国模式在此次全球危机因应中受到肯定的地方。因此,必须要问的问题是,中国为何具有此项能力?为何能够做到?
  中国中央政府在确定救市的方案之后,地方政府以及其他相关单位的反应是立即的。地方政府都很积极提出相配合的投资及建设方案,并且快速推动实施。既然主要银行皆为国有,银行在得到中央救市指令之后,也配合放出大量贷款放松银根,使中国得以避免陷入金融危机时银行雨天收伞使危机加剧的恶性循环之中,不致于陷入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而消解宽松货币政策的作用。
  确实,此次危机最危急的时刻已过,紧急救市的作为所可能带来的弊端,包括高债务水平及投资不当等,开始成为被批评的对象。但这些其实都不是重点,在金融危机像漩涡一般向下急卷时,能够力挽狂澜是真实的需要,事后聪明式的批评并无意义。
  中国的体制能具有这样快速因应危机的机制,必须承认其是部分源自于以往中央计划经济时代的遗留。中央由上而下的指挥体系并未完全解体,重要的经济政策任务的分配尚能由此行政体系来传达并得以实行。外界常以威权政治体制来解释中国政府的行政效率,但实际上这并无解释力,因为在后进国家中,所谓的威权政治体制很普遍,其实是常态,但是极少其他后进国家能够具有如中国这般的行政执行能力。不过,本文在此无法对此问题进行深入讨论。⑤
  要指出的是,这些为救市而动用的制度安排,并非只是为了进行凯恩斯式的总体经济管理,这些制度安排其实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就存在,并且主要目标是为了经济发展。也就是说,中国具有能够在短期有效刺激经济的制度能力,是奠基于其平日推动长期经济发展的机制。确实,在过去30年中,中国总体经济曾经历过多次危机,尤其是在1990年代初期。不过,中国政府从这些经验中不断学习并攫取教训,在总体经济管理能力上,在促进长期经济成长能力上,已有长足的进步。此次因应危机的优异表现,其实是展现其在促进发展上享有的相对优势。
  如果探究这现象(中国成功领导救市)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意涵,则必须说是我们应该要把“发展放回到经济理论中”。中国模式的主要意义在于它是一个后进发展的模式,而不是一个将世界经济从经济恐慌中拯救出来的机制。中国模式在后者的作用之所以特别受到注目,是因为西方先进国家近年来引领全球经济成长的作用,已经逐渐降低,尤其是在此次危机之中。因此,最终问题是中国发展模式,是不是一个好的发展模式。这牵涉到对中国式的市场社会主义的优势与劣势为何,如何评估?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意涵为何?下文将试图就此点做些很初步的探讨。
  中国式市场社会主义的优势
  对经济理论来说,中国模式在此次危机中表现优异,可说有以下三点意涵。首先,其再次证实凯恩斯经济理论的价值,即自由放任下市场并不会永远自我修正,因而有需要由政府来调节总体经济。其他两项则与格申克龙(Gerschenkron)发展理论及社会主义理论有关。格申克龙是二战后经济发展领域中结构学派的先驱,他乐观地强调后进国家在经济上的“相对落后”,有可能会诱发后进者以蛙跳(leap frog)方式来超赶(catch up)西方先行者。
  格申克龙强调“落后”的作用,认为因此“落后国家的发展途径,会和先进国有基本的不同”,这是因为落后者必须要超赶来缩小和先行者的差距。为了要超赶,落后国必须采用与先进国不同的制度来推动工业化,同时相伴随的意识形态也会不同。落后的程度也很重要。
  他所建立的后进经济发展模式,是他对经济学的一大贡献。经济越落后,就意味着工业化相关条件,如基础建设、资金、技术及相关人才等,就越是缺乏。而他的贡献是给予“相对落后”一个关键性且正面的角色。后进国的发展并不是和先进国无关的,相反的,先进国既有的发展,不单对后进国显示了其发展的可能,同时也界定了两者间的差距。换言之,后进国工业化的潜在的可能机会,与其落后的程度成正比!先进国所累积的技术创新的存量,也随落后程度而增加。
  奠基于他对诸多后进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的归纳整理,他提出以下看法。落后程度越高,后进国的潜在可能与现实的距离及紧张度越大,推动发展的动力也越大。不过这紧张度必须超过某个程度,才可能引发实际的响应。因此,当发展的障碍排除之后,经济发展不会是渐进的而会是爆发式的产生。
  他乐观地认为落后性可能会诱发替代性制度的产生,来取代后进者所缺乏的工业化的条件。譬如,在19世纪时,法国为了要超赶先行者英国,就发展出工业银行的制度,来为铁路及其他大型建设计划提供融资。随后德国发展出的银行更胜一筹,其与企业发展出密切地联结。当时的俄国则太过落后,资本太过稀少,以至于银行不可能吸引到足够资本担当融资大任,因此需要更为强势的制度──即国家,来推动工业化。
  同时,落后的程度很有关系。落后差距越大,资本与所需的人力资源越稀缺,投资的风险越大,越需要把投资风险社会化,因而市场制度的替代机制会需要具有更高的强制性。换言之,经济越落后,则市场及其相配合的制度的发展程度也越落后,会需要越高强度的国家干预,来社会化投资风险,来促进发展。⑥
  采取中央计划经济方式的社会主义,当然是最高强度的国家干预。不过经过苏联东欧经济的崩解,中央计划经济方式已经被认为是一个失败的实验。现已经很少人会再推崇这个模式了。
  中国模式的成功当可作为格申克龙理论的佐证。因为中国政府向来高度干预投资活动,高度社会化大型投资风险,以促进成长。不过,就另一方面来看,中国模式与过去的中央计划经济,仍有其相似之处。经济成长的方向,甚至具体的成长率标的,都可经由行政体系由上而下、由中央到地方传递下来。同时,除了要达成的发展指标外,地方政府也被授权寻求以各种方式来促进发展。中央政府实验以不同方式来减低软预算可能造成的问题,不过成效不一。
  苏联东欧实行中央计划经济时间比较久,实施的范围较广且计划程度较高,同时他们在开放之后经济几近崩溃,有多年成长率甚至为负值,因此他们施行中央计划经济的历史,已被认为是个完全失败的实验,也被认为证明了中央计划经济方式的社会主义不可行。而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内,计划控制的范围比较有限、计划控制程度较低,同时比苏联东欧早了十多年进行改革开放,而改革成果则远优于苏联东欧。这成果上的差异,被认为是“摸着石头过河”渐进改革法,优于休克疗法是改革的佐证⑦。不过,中国比较优异的改革成绩,对于中国施行中央计划经济是否完全失败,对于中央计划经济是否必然完全不可行的说法,是否有何引申的意涵?如上述,中国近30年来,经济持续成长的成绩已经受到肯定,但是所依据的发展模式,仍明显有过去计划经济的传承影响。这是否意味着新中国的前30年的计划经济时期,虽形式上以失败收场,或也奠立了一些对后30年相当有利的发展基础?包括重化工业的基础,也包括此次金融危机时赖以救市的中央集权行政机制?这应是待进一步探讨的重要议题。
  中国式市场社会主义的缺点
  格申克龙在依据经济“落后程度”做出他过于乐观的、对落后国家发展前景的分析时,也就已经警告过这会是一个辩证的过程,落后可以是优势,但也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如上述,中国大陆中央集权及地方分权的经济政策体制,在这30年来成功地推动了经济成长,在近几年来成功地让中国不单度过金融危机,并担任起全球经济火车头的角色。但所有的事情都有其代价与风险。政府经由大型国有企业,较容易快速将投资风险社会化,推动投资与工业化成长。但这也隐含了政府如何管理国企的问题,如何确保国企投资的决定(entrepreneurship)合乎理性,如何督促国企保持竞争力,如何运用市场竞争的力量来监督国企,这些都是严峻的挑战⑧。尤其是这样的模式必须与时俱进,譬如,或许中等技术的重化工业较为适合此种模式,但高度竞争变化万千的高科技产业或许就难以适用。
  落后程度越大,与先进国的差距越大,或许超赶的动机也越大,蛙跳式追赶的优势也越大;但同时也意味着这过程中不平衡的程度也越大,要付出的代价也越大。也就是说,在落后国家以蛙跳方式追赶时,蛙跳虽意味着其能跳跃式的运用最先进的技术与生产方式,但是其内部不平衡的现象也会越严重。譬如说,资本密集的重化工业是西方工业化走了很久、工资已经上升之后,所发展出来的工业与生产方式,移植到落后地区则会有提供就业机会不多的问题,并且与周遭环境有甚大的差距。以现在的话语来说,就是赶超过程越是高度压缩,社会上新旧并存差距越大,人们及整个环境必须要做出的调整幅度也越为巨大。
  这就意味着,中国模式在推动成长上越成功,推动的速度越快,则不平衡的程度就越大,社会调整的成本也越高,永续发展的挑战也越大。首先,成长的果实若能够分布较为平均,包括社会各个阶层、区域及族群之间,则必将有助于改善发展的永续性。此次金融危机也凸显了国内有效需求的重要性,即国内有效需求的成长有助于维续整体的成长。近年来中国大陆社会上及族群间的动乱,也更加凸显了改进分配问题的重要性与急迫性。
  经验显示,中国模式至今的优势,主要显现在推动经济发展及维持经济稳定成长上。但是矛盾的是,这方面越是成功,所需要做的调整越大,在经济上、社会上、政治上及环境上的不平衡也越严重。中国模式是否能够带来永续发展,还有待模式产生进一步修正,来面对这些挑战,并找出因应之道。如韩博天(Heilmann)所指出,中国虽然在某些政策领域(如外贸等),具有优异的学习及适应能力,但在很多其他领域,这能力却相对落后甚或阙如⑨。这未来的发展会是如何,将是众所瞩目之事,对其他落后国家有重要实质的意涵,也应会是检验并推展发动经济理论的重要依据。
  (作者单位:台湾“中央研究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注释:
  *作者感谢A.H.Amsden教授、万又煊教授、姚洋教授提供宝贵意见。英文版本曾刊登于Market Socialism, Chinese-Style: Bringing Development back into Economic Theory, China Economic Journal, 2010, 3(3): 307-312,此中文版有再作修订。
  Naughton and Yang(2004)一书的序言中介绍讨论了崩解论,同时他们所编的这本论文集的书名就是“Holding China Together”。就在危机爆发之前,Pei (2006)的书名即为“China's Trapped Transition: The Limits of Developmental Autocracy”。而黄亚生在他新书中则形容中国经济其实是“crony capitalism built on systemic corruption an draw political power.(Huang 2008)
  Martin Jacques2009年出版的畅销书的书名就是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
  也可参考Hans Timmer(2010/3/10)World Bank网页的Blogposting: http://blogs.worldbank.org/prospects/can-china-become-the-engine-for-world-economic-growth.
  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并不多。观察不同国家政府愿意进行刺激方案到何等程度,应是个有趣的问题。譬如最近来美国经济学者Paul Krugman就持续在他纽约时报专栏中,批评欧巴马政府不愿意进行进一步大规模的刺激方案,容忍美国失业率停留在接近一成的高位。最近来他此类的纽约时报专栏文章包括例如:2010/7/5,Punishing the Unemployed;2010/8/20,Appearing the Bond Gods; 2010/8/27,This is not a Recovery;  2010/9/6,1938 in 2010; 2010/9/26,Structure of Excuses.
  关于中国在经济管理政策模式上的学习与适应,可参考Naughton (2008), Wang (2009) 以及Heilmann (2008).
  Amsden(1989, 2001)对此理论提出对修正。她认为到了二战之后,后进国在生产力水平上,与先进国的差距已经太大,无法以蛙跳方式一跃而上,而必须一步一步的学习,因而依据东亚经验提出她的the learning paradigm理论。
  可参照H-J Chang and P. Nolan (1995)
  可参照Chu(2010,2011),Nolan(2001)
  Heilmann(2009)将中国政策模式称之为「具前瞻性的修补」“foresighted tinkering”;亦即上层决策者追求长期广泛目标,同时随时搜寻并实验创新的政策工具。但是,他也认为这模式是有缺憾的,因为地方性实验是在阶层式权力架构下进行。他认为应寻求重组社会契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