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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预期与社会建设再思考——一种文化分析的角度

发布时间:2012年09月20日 | 字体放大 | 字体缩小

作者:扈海鹂 | 来源:《江海学刊》2011年第4期

 

  问题的提出

  “中产阶级”这一概念属于西方的舶来品,其在英语中的表述为middle class。我们曾经历过的农业社会、革命社会的话语里没有也不需要中产阶级这个概念。但是,经过30年的市场化改革,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在追求公平正义、社会和谐的价值目标时,还是需要“中产阶级”或“中间阶级”这个概念的。因为“中产阶级”的形成,是市场化社会的一般性趋向。它既和“国际接轨”,又可使我们打破“臣民社会”的格局,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2002年,陆学艺先生在他所主持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中,提出了“中产阶级”这一概念,并对之作了系统的理论与实证阐发。自此,该论题成为中国社会转型期的“热点研究”,并且,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我们对中产阶级的理论分析与实际的数字评估已取得了诸多进展。近十年来,中产阶级发展的步伐持续加快。

  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2005年中国人民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GSS)的综合分析,目前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比例约为23%左右。欧睿信息咨询公司的研究显示,到2020年,中国的中产阶级将达到7亿人。而根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预测, 202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4·5亿。那么,再过十年我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将占到总人口的48%以上,到那时中国人近半数将成为中产阶级。而亚洲开发银行在2010年发布的题为《亚洲中产阶级的兴起》的专题报告中,依据自己的标准认为,中国的中产阶级人数已经达到8亿人,数量超过了亚洲其他所有国家中产阶级人数的总和。①

  在中国中产阶级人数和规模持续上升期间,中国的人均GDP从2003年的1000美元上升到2009年的3744美元。亚洲开发银行认为由于中国中产阶级数量庞大,因此具有比其他国家更大的购买力,如果国家继续采取有利于中产阶级成长的政策,中产阶级的数量还会继续增加。而且,如果中国采取提高家庭收入在GDP中的比重来支持中产阶级的发展,将加快中国经济实现从出口导向和投资导向的发展向消费导向的发展的转变。②

  如此看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不仅在中国正在逐步成为现实,而且也是中国能否实现发展方式顺利转变的前提条件之一。

  如果我们预期未来的社会阶层结构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构成,那么它和我们今天的社会建设有什么关联?这种关联最简单的表达是,走向“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将会给我们的社会建设带来一些新的挑战和要求。社会建设在适应这一要求时,将强化自身的社会功能。这种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中产阶级的发展,不仅处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而且处在信息时代、消费时代的发展中。由此我们可认定:中国中产阶级会伴随着中国消费社会及消费文化的兴起而发展。进而我们可以预见,中产阶级的发展将遇到新的复杂性,社会建设中“社会与文化”的联结,将被大大扩展。

  这种关联还涉及“文化精神”的问题。中国中产阶级逐步扩展的过程,不仅是一个数字概念及个体消费水准的提高,还将表现为中产阶级文化的出现,并在社会建设中体现出来。

  在此预期之下,本文将运用文化分析视角,对中产阶级与社会建设进行相关性探讨,从而论证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复杂的社会结构,也是一种社会发展中的新的文化类型。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预期,将推动我们在最宽泛的意义上理解“文化”这一概念,并由此在大的文化框架之中推动社会建设,从而在更深刻、更长远的意义上推动社会建设架构的完整性。

  “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涵义与社会建设的“合理性”

  “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意味着什么呢?笔者认为,首先这意味着一种西方经验。西方自20世纪50年代之后,建成了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尽管时下的金融危机暴露了欧美社会的诸多问题,但“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橄榄型的社会结构”,依然不失为一种重要的探索,它为我们提供了社会建设的价值方向。

  其次,建构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意味着市场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可能的或必需的选择。因为不选择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就将选择两极分化的洋葱头社会。因此,社会建设就是要通过公共政策及公共产品的服务,通过社会工作、社会管理来编织合理的利益关系,不断扩大中产阶级的人数。

  其三,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还意味着对中国特有的中产阶级存在与发展方式的探讨。在中国,“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预期,是由持续繁荣、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决定的,预期中国将建立一种“橄榄型”的社会结构。基于此,它应该有一个社会建设的长远思路与框架。俄罗斯学者阿林娜·萨京娜认为:“中产阶级有两方面的含义:第一,它是指所有俄罗斯公民的一个确定的中间点;第二,它指的是本土原生的资产阶级,是西欧式现代化成功的证明。”③萨京娜的这段话表达了“西方与我们”的不同镜像。现今的中国中产阶级,不是西方17~18世纪的那种“本土原生的资产阶级”,也不是“西欧现代化成功的证明”。那么“我们”是什么呢?我们的中产阶级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中国社会转型的产物。在当代中国社会,拥有中等社会地位的职业,被看成是划分中产阶级的重要标准。如在中国从事专业技术的人员、民营企业家阶层、部分自由职业者、党政部门的中高级公务员阶层、大中小学教师、新型商业和服务业的中高级管理者,还有新型媒体、文化产业的中高级从业者等。他们是在社会结构中有一定社会声望,受过良好教育,能获得稳定收入,受到基本尊重的职业群体。因此,“中产阶级是公民中的一个确定的中间点”,这是无疑的。但与此同时,因为现代化实践的多样性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已修改了西欧式的“中产阶级”发展方式的理想类型。笔者认为,“西方”与“我们”,这两个“中产阶级”的镜像都是存在的,但它们又不能完全被分开。其理由在于全球化与中国的社会转型存在文化上的相关性。

  中国中产阶级的扩大,依赖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社会公共服务产品的均等化以及社会利益关系的调整。因此,不能简单地将社会建设分为所谓广义、狭义甚至中义,以避免模糊了社会建设的本质和重点。但在思考中国式社会建设时,要充分把握全球化、社会转型对中国未来社会的影响。笔者以为,中国学者已经在对中产阶级的研究中获得了新的“理论感”。这种“理论感”,也是一种新的“文化感”。社会转型、全球化把新的价值因素带进来,譬如“公民社会”、“公共精神”、“公平正义”等。这些具有普世价值的话语,是和“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的,构成了今天中国社会建设的一种新的“文化合理性”。

  从经典社会学角度看,现代社会,即工业社会、市民社会,是作为传统社会的对应物而存在的。“从市民社会这一传统的启蒙观念当中演化出来的社会维度的观念”,是“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种独特的、专门的产物”。④这种工业社会,就是滕尼斯所说的法理社会,也是黑格尔、马克思所说的市民社会。对“社会”的认识,就像对“现代性”的认识一样,是以传统为背景的。

  尽管,经典社会学家从未使用过“社会建设”这个词,但其实在对“工业社会”、“市民社会”的解释与建构中这一概念是存在的。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不仅是一个通过劳动和交换过程自发形成的人们的相互联系的体系,而且还是一个制度保障体系,以保障个人的利益、财产、安全、权力以及人们彼此达成的契约。市民社会有两个原则:一是具体的人作为特殊的人,本身就是目的,其基础是利益;二是每一个特殊的人都是通过他人的中介,同时也无条件地通过普遍性形式的中介,而肯定自己并得到满足的。⑤

  对于正在进行社会建设的中国来说,这个解释可以看成是对特定西方类型的文化解释。但就其表达的普遍性而言,也可被称作“制度视角下的现代性”,其内在价值是现代化运动的人文诉求。其实质,是使每个人成为利益的主体,形成公民权益的普遍性及自由发展。所有的社会事业、社会管理的合理性,应基于此理。旨在构建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建设,也应基于此理。

  从文化的层面说,中国当下的社会建设,已经在走向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和谐发展的公民社会过程中,它不可能是一个臣民化社会、行政化社会。这里面存在一个社会建设中的文化理念问题,这就是制度文化的现代理性。

  在“十二五”规划中重新强调并规范了社会建设的一般性内容,提出要“通过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完善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政府保障能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从而,“提高城乡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形成社会管理和服务合力”。这些作为“普遍性形式的中介”,都是中国的市民社会获得发展的条件。

  从共时性的角度看,我们为之努力实践的中国特色的社会建设,在方向上也是和全球文明下的世界眼光相吻合的。没有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的概念,我们就不能回答“谁是社会的主体”这一最基本的问题。

  社会建设的核心,是通过制度创新形成一个能够整合利益诉求、适应新的利益关系、协调利益矛盾与冲突的社会体系。这种利益关系实质上也是一种文化关系,其结果是用制度文化维护利益群体间的基本认同。

  因为有“西方”与“我们”的不同镜像及相关性,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预期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建设要求,需要我们有足够的理论准备和文化思考,需要看到中国社会转型带来的重建社会及社会建设的新的理念与价值整合。

  消费时代背景下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社会的复杂性及社会建设的新问题

  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基本上是一个消费社会的命题,这是欧美发达国家已经证明了的。严格地说,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并不是工业社会的产物,而是“二战”后西方逐步进入后工业社会、消费社会的产物。在由工业社会向消费社会的转变中,社会建设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它包括全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公共财政的60% ~70%用于公共服务等,这就使相当数量的中下层阶级逐步成为中产阶级。

  一般来说,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社会建设的基本内容,是发展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的重要途径。在走向消费社会、后工业社会的过程中,也是中产阶级人数和规模不断扩大的阶段。所以,我们很自然地会觉得中国只要加快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就能达到“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预期。但是,在西方所经历的消费社会中,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形成过程其实非常复杂。

  首先,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不是一下子出现的,它是在与上层阶级和工人阶级关系的演变中形成的。这个过程是一个社会结构的转变过程。因为有市民人文主义的传统,它始终存在不同阶层对中产阶级理想生活方式的向往、矛盾、斗争与反思。

  其次,在具备基本社会保障的情况下,另一种超出生存基本需要的欲求,即能使我们超过他人,感到优越与尊严的需求发展起来。因此,对经济增长与生活水平提高的习惯性期待,逐渐形成某种“应享意识”。另外,安全感、自尊、自我实现成为稀缺资源品,它们影响了中产阶级生存的自我满足感,也会带来差异性人群的权益诉求。吉登斯把这些诉求叫做“生活政治”。他说:“而生活政治则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政治……是一种反思性秩序的环境中的自我实现的政治。”⑥

  其三,信息革命与教育增加了大量的工作机会,与专业化知识相联系的新阶级兴起,但也出现了新的“精英统治”的压迫感,出现了“科层化”的工具理性对个体的压抑。自我的选择性增强了,同时,生活变得更具有“试验性”。社会变革增加了人为的风险性、不确定性,现代社会成为一种风险社会。⑦

  在解读西方20世纪下半叶的社会转型时,我们会发现对这个时代社会结构特征的概括有一大堆新的命名,如“后工业社会”、“福利社会”、“媒体社会”、“后资本主义社会”、“后现代社会”、“后社会主义社会”、“后集权社会”,等等。与此相关联,在后结构主义、后殖民理论、女权主义等思潮带动下,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个“学术转型”。⑧一些新的知识范畴、新的学术影响者开始引导对语言、符号、阶级、权力、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等主题的新思考。由此,社会理论研究出现了文化转向,而新的文化分析也促进了社会建设的新思维。

  一是反对“经济化约论”。20世纪60年代以后,英国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学者们,在文化问题上形成了一些重要观点。他们把文化看做社会过程本身,把经济、政治仅仅看做这一过程的构成因素。雷蒙·威廉斯在1958年出版了《文化与社会》一书,他把“社会与文化”的相互联系,作为揭示社会变迁的视角,把“体验”作为重要的分析范畴,认为“某一文化的成员对其生活方式必然有一种独特的经验”⑨。

  二是强调文化分析就是阐明一种特殊生活方式,开拓了文化研究新方向。英国学者在对工人阶级的重新研究中指出,“工人阶级生活逐步中产阶级化的理想”是对新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认为“工人阶级青少年亚文化的出现,实质上是对更大范围的工人阶级母体文化内部的矛盾和紧张的一种意识形态的解决。这些矛盾包括传统工人阶级生活方式和新的消费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是工人阶级生活逐步中产阶级的理想和大多数工人的生活实际仍然未获得改善的现实之间的矛盾”。⑩

  到了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化研究的角度与方法开始刷新传统的政治史、思想史、社会史领域。罗伯特·达恩顿这样说:“那些大学正经历一场急风暴雨。研究社会史的人乘虚而入,他们不是要力挽狂澜,而是要对旧史学落井下石;不是要重建一个新体系,而是要开拓出无数新方向。于是,黑人历史研究、城市历史研究、劳工史、妇女史、犯罪史、两性史以及对被压迫、没文化和边缘人群的研究都纷纷登堂入室。社会史研究方法在各个领域都处在主导地位,从前的弃儿一跃成为主人。”○11可见,西方学术界进入后现代时期的文化转向开始关注社会结构与最真实的日常生活,“替不同社会组群的人找出共同的基础”。他们是“一群具有世界眼光和胸怀的学者”。○12

  三是深入探讨消费社会所造成的现代社会转型。丹尼尔·贝尔指出,现代社会的文化改造主要是由于大众消费的兴起,新的趋势是“经济逐步生产由文化所展开的生活方式”。整个文化的变革,特别是新生活方式的出现之所以成为可能,不但因为人的感觉方式发生了变化,而且因为社会结构本身也有所改变。○13鲍德里亚认为,“在二十世纪消费领域所完成的事情正是十九世纪发生在生产部门的生产力的理性化过程。将大众融入劳动力大军的社会化完成之后,工业体系为了满足其自身的需要,还必须进一步通过社会化(即通过控制)使他们成为消费大军。”○14迈克·费瑟斯通则强调,在后现代的城市生活中,“分析的焦点从以阶级或居住地点为基础的生活方式转向了活跃的生活风格化的生活方式”○15。正是在经济、社会与文化结构之间的新的关联中,中产阶级获得了自身的扩展。

  四是文化分析的中心话语是“权力、斗争与反抗”。汤普逊在研究中不同意威廉斯把文化看做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而宁愿看做“不同生活方式之间的斗争”。他认为,文化是不同利益集团和社会力量相互竞争和冲突的结果,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阶级斗争。后来,威廉斯运用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来说明社会过程,认为“文化是一处斗争的场所,各个阶级和社会集团为取得文化领导权进行着持续不断的谈判、斗争和调停”,强调社会“再现行为”本身是文化内部权力关系的一种体现。○16而布迪厄则把社会阶级的生活方式与文化消费模式联系起来,认为“文化为人类的交流与互动提供了基础,它同时也是统治的一个根源”。“为了社会区隔而进行的斗争,是所有社会生活的基本维度。”布迪厄强调最多的是,“符号系统不仅提供认知与整合的功能,而且作为统治工具发挥功能”。○17

  如果我们把西方的福利制度看成其社会建设的一个基本载体,那么,我们同时看到,在“中产阶级为主体”的发展过程中,充满冲突性与文化批判性。因此,社会建设是在一个“制度、文化、人(人性需求、社会运动)”相互联结的过程中展开的。

  中国在向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的社会转型中,经历了全球化、信息化、消费时代的演变历程。全球化及社会转型促成了中国消费时代的提前到来,中国总体上已经发生了以生产为中心向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中国在短短几十年中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路,从一些经济、文化条件来说,中国持续地向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发展的趋向几乎是不可逆的。

  中国计划经济时代建立的权威体系崩溃了,市场经济分层体系开始占据主导位置;全球化与城市化带来了社会成员的广泛流动;稳定的职业、教育水准、高收入、新型住房、小汽车等成为新阶层的标志;网络在线参与带来更多的匿名的需要与诉求。这使得人们可能更倾向于公共领域中的个人参与,同时拥有一种私人的生活。由于中高等教育的普及与持续扩招,使具有文化资本特征的“准中产”、“主观中产阶级”认同的群体人数大大增加。全球化时代的教育带来了语言的变化,特别是英语能力的提高,培养了年轻一代自我论证的自我意识能力及对新符号的认同;快速的城市化、媒体工业与文化生产的发展,使得新生代打工者对自我发展有了更强的公平要求,使代际文化经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生活空间、消费空间、网络空间中,新的“中产体验”已被发展出来。消费主义的意识形态,似乎更像是个人生活方式的体验与选择,不断被嵌入日常生活的常规和琐碎中,同样推动了社会建设的文化层面“扩张”。加上这几年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这些都可以成为中产阶级发展的条件。在中国中产阶级的比例已达到23%,GDP总量达到世界第二时,中国几乎重现西方消费时代的所有特征。但是中国的社会建设水平却是相对低的。

  由于在经济、社会、文化方面存在既二元又交叉的“结构性的差距”,中国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面临巨大压力。工业化、城市化阶段所必须完成的基本的社会保障方面的制度化体系还没有健全,又要应付进入消费时代后,人们对城市文明、自我发展的要求的上升,“人们日益强调自己的应享”。一方面经济结构上走出计划体制,流动人口增多,体制外的群体组织增多;另一方面社会管理方面基本还是高度行政化的管理。社会冲突的协商机制、公民参与、公民素质与资讯的发达程度很不相称。社会中低收入阶层的心理挫败感,不是源自温饱问题,而是和城乡、地区、行业间的巨大不平衡性相联系,也和消费时代关于“符号、权力、社会地位”的定义及所带来的不安全感需求有关。

  中国社会建设的另一个巨大压力,是社会结构中正在出现阶级的定型化趋向。一些研究表明,中国社会的分化过程正在经历一个在吉登斯那里被称为结构化的过程。其中最重要的表现即是阶级化的过程。阶级边界越来越明晰,阶级利益越来越凸显,阶级位置越来越固定。结构的分化向结构的定型化过渡,从而导致社会阶层分化逐步朝着阶级化型塑。

  另外,由于中国的人口规模特别巨大,农民的人数特别巨大,城乡、地区、行业以及体制内外的差距特别明显,加剧了分配性的不平等,如收入差距、教育差距、财产差距、声望差距等,也加剧了阶级阶层(社会关系)的不平等。西方学者的文化分析的意义,在于他们从文化视角提供了阶层关系再解释的范畴与方法,提示了在一个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中,文化与权力的问题,依然是社会资源公平化分配的基本问题。这些文化理论大都是站在下层阶级的立场上,体现了研究者的深切的社会关怀。这是今天我们开展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研究与实践要学习的。

  从另一角度看,和消费时代“绑定”在一起的西方福利制度,导致社会财政透支、“消费透支”、生育率下降、社会养老基金的压力增大等问题。吉登斯等学者对此也有大量的研究。欧美金融危机爆发,让我们看到了享受型的消费生活方式,可能会呈现出的悖论。同时,“二战”后西方经济的持续繁荣,支撑了他们的福利制度与社会民主。而此次金融危机与全球化的深化,将冲击这样一个福利民主的模式,希腊出现严重的债务危机与社会骚乱就是一例。这同样也启示我们,只有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繁荣,才能支撑社会建设不断完善。在走向消费时代后,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依然充满风险。

  “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预期与社会建设中的“文化精神”

  假若我们认定,在从现在到未来的若干年中,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结构类型将“被选择、被塑造”,那么,在价值层面上,是否有一个相对宽泛的中产阶级文化精神的发展呢?

  在中国这样一个东方农业古国谈论“中产阶级的文化精神”,必然要考量过去与现在之间的模糊、断裂。如此看来,中国的国民性似乎有一个非现代性的宿命。因为,我们几千年的社会结构就是一个君臣结构、家国一体的体系。

  但是,在整个20世纪中华民族的民族救亡与复兴的奋斗中,又充满着克服断裂性的变革与创新,出现过灿若晨星的思想家、教育家、科学家、实业家。他们具有横贯中西的学养及人格力量,为改造中国进行了艰难探索,这些是我们培养中产阶级文化意识的一笔巨大精神遗产。

  笔者以为,在今天,中产阶级的文化意识,从最一般层面说,就是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中的秩序,其关涉到公正、尊严、尊重、自由、平等、宽容、理性、自律等这样一些现代品格,也包括公共生活中行为规范的遵守,其核心是陌生人之间的秩序文明。

  布迪厄的文化社会学理论中有一个“惯习”的概念。他把“惯习”作为联结主观心智与客观外在社会的结构。惯习,既是一种心理习惯、性格倾向,又被看做“塑造习性的力量”,“具有结构能力的结构”。○18这是很有启示意义的。在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预期中,我们要找到或培养出两种东西:一种是支撑个体的中产阶级文化意识的心智力量(也是新习俗);另一种是生长、引导“文化精神”的社会力量(社会文化认同),使之成为一种介于主客观之间的“惯习”。

  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中的秩序与品格,既可以培养不同于以阶级斗争为纲时代的心智模式,又可以塑造积极的中产阶级化的生活方式,发展新的社会结构中的文化精神。总的来说,中产阶级的文化意识离不开全球文明中的普遍价值,同时也应内化传统文化的良好传承。

  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文化的差异性。由于中国社会的人口总量巨大与地域文化的丰富性、不平衡性,社会建设的文化取向,包括中产阶级文化精神的发展,应是多元的。对这种差异性、多元性的认同,也是一种文化精神。“多元的文化性,应该被理解为社会建设的民主性、自治性发展的一个基础。”要有社会建设的历史感、人文感、差异感,而不应该把社会建设(乡村或城市)看成对另一种同质化的城市社会的模仿。这将会使人类学、政治学、社会学、民族学等多学科的视角进入对中国社会建设的设计与实践。○19

  从一个更长时段来看,强调一种绿色的、低碳的生活态度及生态伦理,应该是中产阶级文化精神的选择。西方金融危机显示出过分的福利政策导致的某些反向结果,如对资源的浪费、技术主义以及高消费模式的追逐,证明了高福利不等于“幸福”。日本海啸引起的核辐射危机,再现了中产阶级为主体社会的“生态限制”。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引以为戒的。丹尼尔·贝尔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大声疾呼:“我们正在摸索一种语言,它的关键词汇看来是限制。”○20在讨论“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预期与社会建设的文化精神”时,社会建设中的生态伦理,是很重要的。

  在今天的中国,泛泛谈论中国“中产阶级应占多大比例合适”,也许并不重要。关键是要培育这样一种社会的视角。“通过什么途径,这样类型的人被选择、被塑造”,其实质又是一个社会教育的课题。这里面存在一个文化理念、文化精神的建构过程,并且这种文化的建构就在社会建设里面,而不是在它的外面。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消费文化对青年价值观的影响”(项目号: 09BZX06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扈海鹂, 1955年生,江苏省。

  参考文献:

  ①②Asian Development Bank, 2010,Key Indicators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 The Rise of Asia’s Middle Class,Asian Development Bank, pp. 3~5, pp. 3~5.

  ③阿林娜·萨京娜:《俄罗斯中产阶级》,《俄罗斯社会科学评论》2004年。

  ④布赖恩·特纳:《社会理论指南》,李康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5页。

  ⑤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197~203页。

  ⑥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1页

  ⑦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李惠斌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29、146页。

  ⑧李陀:《九十年代的分歧到底在哪里?》,《南都周刊》2007年8月27日。

  ⑨雷蒙德·威廉斯:《文化与社会》,吴松江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

  ⑩○16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8~9、21~23页。

  ○11○12罗伯特·达恩顿:《拉莫莱特之吻———有关文化史的思考》,萧知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8、168页。

  ○13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35、102页。

  ○14Jean Baudrillard,The Consumer Society: Myths and Structures

  ○15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刘精明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3、140~141页。

  ○17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7、97页。

  ○18○21戴维·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87、118页。

  ○19扈海鹂:《反思乡村文化的走向》,《中国社会科学院报》2009年6月4日。

  ○20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