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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科学化的评价标准探析

发布时间:2013年09月06日 | 字体放大 | 字体缩小

作者:严小龙 |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5期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科学化是党的建设科学化的一个重要领域,对于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整体水平具有基础性和带动性作用。然而,如何评价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科学化?究竟用一个怎样的标准或尺度来衡量?笔者认为,可以从执政合法、执政能力、执政绩效、党员忠诚、群众认同等五方面来考察,即至少有“五个有利于”的评价标准。

  一、执政合法标准:有利于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

  政党的执政地位是指执政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地位,党在农村中的执政地位亦即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领导地位,它源于党在农村执政的合法性。政治学视域中的合法性是指对治权的认可,亦即治理的权利。这种合法性可分为制度合法、历史合法、现实合法三个层面。前者指由法律、法规、条例所确定的合法性,中者指由过去的、历史上的民意、民心所确定的合法性,后者指由现在的、现实中的民心、民意所确定的合法性。在这三者的关系中,历史合法性和现实合法性的内在统一成就了党在农村中的执政地位,而制度合法性则是这种统一的外在表现形式。以笔者之见,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是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科学化的必然指向,因为这是农村基层党组织的一项根本任务,是它寻规律、顺时势、求实效所要努力达到的目标和奋力追求的结果。况且,党拥有在农村中的执政地位也是探讨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科学化的必然前提,倘若执政合法性丧失、执政地位不保,那么这种“科学化”自然也就无从谈起。因此,评价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科学化的首要标准,就是有利于增进党在农村执政中的合法性。为此,至少有两点带规律性的认识需要引起重视。

  一是党在农村中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中国共产党是从农村起家的,但并不是一开始就拥有在农村中的执政地位。这种执政地位的获得,来源于党领导农民闹革命、搞建设、谋改革所形成的合法性。然而,这种合法性并不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而是动态的、处于经常变化的状态中。未来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能否得到巩固,取决于党在农村执政的合法性能否得到及时而有效的增强。这就要求党始终准确反映农民的利益和要求,对他们有号召力;始终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对他们有凝聚力;始终为农民的利益努力工作,对他们有向心力;始终履行对农民的责任和承诺,对他们有吸引力。这里的“始终”,强调的就是这个动态的过程。有了这些,就有了党在农村执政的基本条件;缺少这些,就缺少党在农村执政的基础;没有这些,就没有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

  二是巩固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需要凭借国家权力,但更要靠自身的影响力和农民的自觉认同。实现党对农村基层政权的领导,可以运用法律、法规、条例所赋予的治理权力,也可以运用思想疏导、躬行示范、以身作则等影响力。其实,这种领导力的真正获得并不是靠行政权力,而是靠自身吸引力和农民的自觉认同。在取得政权之前的革命时期,正是这种吸引力和政治认同使党在农村具有很强的领导力,而执政后最大的毛病就是离开了行政权往往就不会领导。其实,如果以实际行动使农民认识到党的领导是符合他们的根本利益的,那么自然就会拉近和密切党同农民的关系,把农民群众紧紧吸引和凝聚到党的周围,这样就把党的农村政策化作了他们的自觉行动,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全面小康社会提供广泛的群众参与和支持。

  二、执政能力标准:有利于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

  执政能力是指以执政党为主体、以国家权力系统为客体执掌国家政权的能力,体现为执政党领导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本领和水平。中国共产党在农村执政的本质内涵,就是领导和支持农民当家作主,在农村建设更良好的体制机制,实现更科学的发展,创造广大农村居民更幸福的生活。它内在地规定着党在农村执政要有更好、更强的能力,深刻地要求着党的农村政策能真实反映农民意志,党的农村基层组织能始终成为农民的主心骨,党的农村干部能真正成为农民的贴心人。现实中之所以会产生某些矛盾,关键就在于,多年来一些农村基层干部习惯于,或者说是一厢情愿地把代替农民当家作主当做农民自己当家作主。这通常表现为在工作中缺乏具体的议事程序和办事制度,来调动群众参与村级事务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在农村形成党组织领导和支持农民当家作主的一整套体制机制,是改进党管农村工作的关键内容,也是评价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科学化的重要依据。为此,需要做好以下两点。

  第一,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要求全面把握党在农村的历史方位,这是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科学化水平的前提和条件。全面把握党在农村的历史方位,需要正确认识以下“四个变化”。一是农村经济政治体制发生变化。农村的公益事业、人际交往、利益协调、生活方式的自治性凸显,党需要在实践中探索和形成有效领导农村社会的新的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二是农民经济政治地位和利益实现方式发生变化。他们可以在不同地域从事不同行业实现自己的经济利益,也可以依靠党组织,或参与村民自治,或加入宗教家族组织,或独立地不依赖任何组织诉诸法律来实现自己的政治利益。党要赢得农民,需要开发新的执政资源,提高自身的领导能力。三是农村党的领导方式发生变化。基层党组织需要按照中央精神,倾听群众意见,整合各种利益,创造性地解决党在农村面临的具体问题。四是农村党组织的自身建设和党员队伍发生变化。村党组织带头人人才匮乏、党员老龄化严重、队伍缺乏管理教育,党迫切需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第二,改善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要求科学谋划党在农村的基层组织,这是提高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科学化水平的方法和途径。一是村党组织要立足关怀和服务农民群众,实现领导方式从行政型、控制型、全能型向服务型、协调型、示范型转变,从居高临下型、说教型向参与并主导农村社区各项活动转变。二是以村党组织党内民主带动和主导农村基层民主,通过加强民主秩序建设,来逐步化解现实中可能存在的“金钱民主”、“拳头民主”和“亲情民主”等问题。譬如,建立健全党员认可、群众认可的民主产生村支书机制,乡、村党组织和村民相结合的新党员发展机制,以及以增强党员自豪感、责任感、荣誉感为主要内容的村党组织党内民主生活机制等。三是乡、村两级党组织应统筹处理好党的中心任务与农村党的建设的关系,围绕经济抓党建、抓好党建促发展,不能只顾其一而不及其余。在此基础上,理清党组织、自治组织、经济组织、群众组织、中介组织各自的职责,充分并有效发挥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科学构建乡、村组织体系并以此理顺乡村治理关系。四是乡村党组织应秉持务实、带头、深入的原则,围绕农民利益的实现开展群众工作,不断增强群众工作的亲和力以及组织农民、教育农民、服务农民的本领。

  三、执政绩效标准:有利于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执政绩效是指执政党执政的业绩和效率。执政党通过取得良好的执政业绩和执政效率获得广泛的民众认同,是执政党巩固执政权的一般途径。党的农村基层组织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组织体系的末梢,是党在农村的战斗堡垒。它的执政绩效如何,能否又好又快地推动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自然成为衡量其自身建设科学化的显著标志和有力准则。在当前,看待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执政绩效须持辩证态度,成绩需要肯定,但至少还有两个问题需要认真解决。

  第一,党员作用发挥出现结构分化,一些村党组织发展经济的本领不高、党员的致富能力或“带富”意愿不强。比较而言,当前农村中青年党员、已致富党员、主要在本村劳作的党员和有职党员的作用相对发挥较好,而老年党员、贫困党员、长期离土离乡的党员和无职党员的作用则难以体现。在许多地方,他们和普通老百姓没有多少差别,群众从他们身上看不出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对“老、贫、流、无”党员,尽管也有若干典型说明他们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但普遍现象并不是这样。农村党员的这种结构性特征,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带头致富的能力和带领致富的意愿。譬如在某县级市的农民党员中,60岁以上的就占了31.8%,村干部中有致富项目、能给群众作榜样、带领创业的不到1/4,党员中能带富、帮富群众的不足1/10。 [2]此外,一些村级党组织在认识上还存在误区:有的认为发展经济是村委会的职责,脱贫致富是农户自己的事情,因而放弃了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有的虽有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愿望,却缺少发展经济的本领和能力;有的只想着自己致富,没有想到共同富裕,导致党组织缺乏号召力、凝聚力和战斗力。

  第二,许多村集体经济“空壳化”或弱质化,使“无钱办事”问题很难从根本上解决。农村实行以家庭承包为主、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制度,是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政策。然而,大多数农村“统”的层面一直很薄弱,许多村无集体经营项目,有的村集体收入很少。村级集体经济的这种“空壳”或弱质状态,使得村级组织不仅没有财力为农民谋福利,而且连自身的必要开支和村级公益事业建设等费用都得向农民摊派或靠举债筹集。这样就会不可避免地形成较为普遍的村级债务,并影响基层干部工作的情绪和质量。某县截至2010年底的资料显示,全县86个行政村,村级债务总额1.3亿元,村均负债150.3万元。 [3]在某县级市,2009年村党组织负责人挣得最多的是7600元,最少的4500元,平均年工资5200元,而2008年该市农民人均收入5990元,他们比农民中等收入还少15%。 [4]由于在经济上没想头,政治上没奔头,致使一些年龄大的村干部不想事、不干事,得过且过。笔者的调查还发现,在许多村,50岁以下的村干部大都把时间和精力放在第二职业上,虽说60岁以上专职的多一些,却又受年龄限制,对于工作开展可能有心无力,因而他们“伸手向上要”的思想很普遍。总之,如果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不起来,村党组织就没有经济力量,这样它就很难发挥自己的领导核心作用,由此也会影响到党在农村执政的绩效提升和地位巩固。

  四、党员忠诚标准:有利于增强农村党员对党的忠诚度

  忠诚,即忠信、赤诚,亦即人们因忠信某个对象而体现出来的赤诚状态,它在任何时代、任何阶层、任何场合都是考评一个人德行的基本标准。忠诚度,是指对一个人、一种理想、一项事业,或对政党、国家、政府的忠实、忠信、真心、赤诚程度。党员对政党的忠诚,是指党员对政党的政治信仰、政治纲领、政治使命的忠诚,具有典型的非人格特征。中国共产党要求的党员忠诚,既与世界上其他政党要求的党员忠诚有区别,也与我国传统的忠孝观念有根本的不同,有着更加丰富的内涵和更高的境界。 [5]这种忠诚,不是单纯的个人知恩、报恩,不是对党内某个个人无原则的效忠,不是盲目的迷信和崇拜,更不是追名逐利的做秀和有条件、讲价钱、图享受的忠诚,而是烙入灵魂的毕生操守,是忠于真理、忠于人民、忠于时代。它是在对党的理论和政策理性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对党的事业的稳定情感和持久的责任行为,是党员个体、党员群体与政党之间关系的基本伦理规范。党章向来规定,对党忠诚是党员的基本条件之一。农村党员对党的忠诚度,自然也是衡量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科学化的评价标准。

  在当前,现实中的确反映出部分党员对党的忠诚度不够,出现了信仰动摇、对党的感情淡化、党员先锋作用弱化等现象,“不信马列信鬼神,不信组织信个人”。这种情况深刻提醒着执政党,应高度关注和重视党员的政治忠诚问题。农村党员的政治忠诚建设应包括以下四方面:第一,坚定理想信念。信念坚定来自于对理论的深刻把握,理论上的认同是党员对党忠诚的思想基础,直接影响党员对党的忠诚度。为此,需要与时俱进地奋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三化”,以真理的力量和创造性的成果去赢得人心,以党员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语言去获得他们的信赖,从而使党员坚信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共产主义的科学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以及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性。只有当党员对所应该信仰的东西和为了实现信仰所应该掌握的东西“真学、真懂、真信”了,党员的忠诚才会有深厚的根基。第二,强化党员意识。不仅要使农村党员意识到在实现党的中心任务中的责任感、使命感和荣誉感,而且还要使他们能够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认识到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并不是与生俱来、恒古不变的。对于党的事业及其取得的成就,作为党员完全有理由自信和自豪,但绝没有理由自满和懈怠。第三,突出教育的针对性。譬如,对务农党员的教育,应重视农业实用科学技术的学习,使他们掌握一至两门致富本领,增强致富、带富能力;对流动党员的教育,可以利用春节返乡时机,集中开展党的基本理论、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学习,引导他们守法经营,勤劳致富;对企业党员的教育,则需要着眼于提高他们的生产经营水平,开展市场经济知识和现代管理知识的学习。第四,强调关爱的实效性。可以在上级与下级党组织之间,党员干部与普通党员之间,经济、技术、能力的“富裕”党员与“贫困”党员之间,通过帮思想、帮资金、帮技术、帮服务、帮项目等途径,积极为困难党员排忧解难,从而使广大党员切实感受到组织的关爱和集体的温暖,以此增强党员的安全感、归属感和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

  五、群众认同标准:有利于提升农民对党的认同感

  “认同”至少有两层涵义:一是指一种情感,即认为跟自己有共同之处而感到亲切;二是指一种态度,即承认、认可。政党依靠公众的认同、信任、支持取得执政权并巩固之,是政党政治的基本逻辑和一般规律,也是谋划政党科学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基层组织而言,离开农民群众的信任和认同来谈它的科学化建设,没有任何意义。因此,农民群众对党的认同感、信任度、支持力,就是衡量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科学化的根本标准。在当前,农民对党的认同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即党的政策、党的组织、党的干部。也就是说,他们对党的政策认同,不等于对党的组织和党的干部也认同。他们对党的组织和党的干部的认同,又被细分为不同的内容。这可以从以下的两个特征中得到说明。

  第一,农民对党的组织的认同感呈现出从高层到基层逐级衰减的态势,对党中央的认同感要远远超过党的基层组织。中共福建省委组织部的调查显示,“愿意跟着党中央走,不愿跟着基层党组织走”的大有人在,对地方(基层)党组织不信任的占53.28%。 [6对舟山渔农村的调查也表明,村民对上自中央、下到村级组织的看法并不一致,中央的威信最高,次为省,再次是县,然后是乡,最后是村。然而,否认所有政府(包括村民自治组织)威信的村民仅占1.02%。 [7]这说明党中央、党和政府作为一个整体在农民心目中仍有着很强的认同感。这个结论也可以用对湖南郴州、株洲,江西吉安、赣州,广东韶关五市的调研来说明,数据显示,农民对党的业绩持认可态度的占91.67%,对党的领袖持认可态度的高达97.22%。[8]农民对基层党组织的较低评价对农村稳定的影响是负面的,但他们将身边的党组织同“上层”或“高层”党组织“分割”开来、区别对待,并作出不一样的评价,特别是对党中央的高度认同,却有助于宏观政治的稳定。

  第二,农民对党的干部的认同感呈现出从解放初期、公社时期到改革以来逐代递减的趋势,但进入21世纪以后这种趋势有所回升。舟山渔农村的调查显示,村民(包括村干部)最喜欢的是解放初期的干部,人民公社时期的干部次之,最不喜欢的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干部,对他们的认同感最低。但是,村民对2007年以来现任干部的认同感比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干部都有所提高,尽管如此,还是明显低于解放初期和公社时期。 [9]其实,建国以来农民对党的认同感出现过两次高峰,一次是在解放初期,原因是废除了封建的土地占有关系,农民拥有了梦寐以求的土地,他们不仅对党的政策很赞成,而且对党的干部也很满意。另一次是在改革初期,家庭联产承包制的推行赋予了农民对土地的直接占有权、自主经营权和收益权,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被极大地调动起来。然而,这一次农民虽然赞同党的农村改革政策,对基层干部的满意度却较低。十六大以来,党的强农政策给农民带来了更多的实惠,就生活质量的绝对水平而言,远远超过了建国初期和公社时期,农民对农村干部的认同感却低于上述两个时期。其中缘由,或许就在他们对社会公平的诉求与不断强烈的过上幸福生活的渴望的交织,形成了农民政治认同的心理基础,而部分农村党员干部的素质不高、能力不强、作风不正,不但降低了农民对他们的满意度,更有损于党的形象。譬如,2004年底在对西安市长安区库峪镇虎峪村、三原县陵前镇陵前村、潼关县港口镇关于农村党群关系的调查中,有44.4%的农民认为目前党群关系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领导干部以权谋私、违法违纪、贪污腐败”,在各个选项中名列第一;认为主要问题是“党群联系的渠道不畅通”和“党员干部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观念淡薄”的也占35.6%;认为党员干部特别是村干部不关心群众疾苦的占46.6%;认为党员干部与群众关系不融洽的占到62.2%。现实表明,提升农民对党的认同感,关键在提升农民对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和党的农村干部的认同感。这也是把群众认同作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科学化评价标准的重要缘由。

  注释:

  [1]王长江《清醒认识党的执政地位》,载于2004年10月27日《学习时报》。

  [2][4]吉林省九台市政府办公室综合科《关于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的调查报告》,参见九台市政府网http://www.jiutai.gov.cn/html/200904/21_18358.html

  [3]朱辉《关于农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几个问题》,参见木兰县政府网http://www.mulan.gov.cn/tpxw/2011/09/12539.html

  [5]陈章元《强化共产党员的忠诚意识》,载于《求是》2007年第9期。

  [6]曾业松《现阶段党和农民关系的思考》,参见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7507/5454746.html

  [7][9]张春晓《渔农村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力与渔农民政治认同研究》,参见中共舟山市委党校网http://www.zsdx.gov.cn/mainWebSite/lp0000000756.html

  [8]阳芬等《农村基层党组织公信力的社会学思考——以湘粤赣边区农村基层党组织为例》,参见中国政府创新网

  (作者单位:中央编译局博士后工作站,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