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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阶段划分问题

发布时间:2013年09月06日 | 字体放大 | 字体缩小

作者:胡连生 |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6期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是处于初级阶段。”[1]中共十三大报告提出:“我国从五十年代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实现,至少需要上百年时间,都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2]上述判断是正确的。然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百年的历史进程中,还有无必要再划分一下具体阶段?笔者认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应划分为两个阶段,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初期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期。

  一

  实践证明,一百年的时间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既可说是短暂,也可说不算短暂。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一百年中会发生巨大变化,有时甚至会发生多次划时代的变化。从世界各国近一百多年发展的历史看,这种变化至少有以下两种情况。

  其一,在20世纪的一百年中,有些国家出现了社会发展阶段的根本性改变。前苏联在20世纪的一百年中,出现了两次社会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先是由沙俄帝国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变革,后又经历了由社会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变。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过去的一百多年中经历了以自由市场经济为特征的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向以强化政府干预为特征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转变。中国在20世纪的一百年中,经历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变革,也经历了由传统社会主义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变革。上述转变或变革,均是社会制度或社会发展阶段的根本改变。

  其二,在20世纪百年中的一定时期内,一些国家的社会发展阶段没有根本改变,却显现出不同的发展时期。在不同的发展时期中,其社会生产力水平、生产关系状况、社会主要矛盾、社会面临的主要任务也都有非常大的变化。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推行罗斯福新政以来,一直处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阶段。但在这个发展阶段中,就出现了凯恩斯主义主导时期和新自由主义主导时期。两个时期的经济政策是明显不同的。从生产力和技术发展水平的视角分析,在整个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出现了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两个具体发展时期。西欧各国自二战结束以来始终处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但在这个大的发展阶段中,可以非常明显地划分为福利国家阶段和改革社会福利制度阶段。同样是在这个大的发展阶段中,日本无疑可以划分为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和经济长期徘徊时期。

  以上事实表明,在一个一百年的历史时期中,一个国家的基本国情完全有可能发生较大变化,因而,其社会主要矛盾、社会面临的主要任务也有可能发生变化。在此种情况下,如果一个历史发展阶段要历时百年的话,那么就有必要在这个历史阶段中,根据具体国情的变化,再划分一下具体的发展时期。惟此,更有利于准确把握一个国家在某一时期的历史方位和具体国情。

  

  中国作出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判断的时间是1981年,系统论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依据、主要矛盾、根本任务并提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在1987年。那么,在提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中国的基本国情如何呢?

  我们以1978年为例。当年中国GDP总量是3624.1亿人民币,也有人测算为2159亿美元,而当年日本GDP总量为9713亿美元,是中国的4.5倍,美国GDP总量是22959亿美元,是中国的10.6倍。1978年,中国城镇人口人均收入为34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为133元,尚有2.5亿农民处于半饥半饱状态。此外,经济体制僵化,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农产品的商品化率不足30%,文盲半文盲占人口比重近20%,大学毕业生占人口比重非常低下。生产力落后、经济文化落后、人民普遍贫穷的状况颇为明显且严重。对此,邓小平沉痛地指出:“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3]正是基于这样的国情和生产力状况,邓小平同志敏锐地指出:“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4]

  在邓小平看来,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因生产力不发达,人民处于普遍贫穷状态,因而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在他看来:“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5]也就是说,此时中国才能结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现在的问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过程,而是由低到高的动态发展过程。因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早期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临近结束时期的经济文化状况必然具有很大差异。尤其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发展明显好于邓小平当时的预想。中国经济以年均9%以上的速度持续、健康发展。进入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时,中国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人民生活状况、教育科学文化发展、生产关系的完善程度等方面与20世纪80年代初相比均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鉴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早期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临近结束时期的经济文化状况存在巨大差异的必然性,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细分为前期与后期是有充分依据的。

  首先,以21世纪第二个十年开始之际与20世纪80年代初比较,中国在以下两个方面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这决定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尚未结束。

  其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后列”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截至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4400多美元,纵向比较取得了巨大进步,但横向比较,在全世界排名仍在90位之后。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已居世界第二,但因人口众多,就人均而言,仍属于不富裕、不发达国家。

  其二,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基本局面没有根本改变。几十年来,虽然中国经济文化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并未完全摆脱经济文化不发达的基本局面。目前,中国农业人口比重大的基本格局还没有根本改变。根据世界银行2009年《报告》,中国至2005年城市化率为40.4%,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47%。按中国目前的城市化进度,至2015年,中国的城市化率可达到49.2%,但仍然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75%。[6]截至2010年,中国居住在乡村的人口还有6.74亿人,占人口总数的50.32%。这说明,中国农业人口比重还很大,比较发达国家乃至中等发达国家还有较大差距。同时,中国文化教育比较落后的基本局面也没有根本改变。根据中国教育部2003年首次公布的《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中国15岁以上国民受教育年限仅为7.85年,25岁以上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为7.42年,两项平均仍达不到初中二年级水平,与美国100年前的水平相仿。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调查,2010年中国尚有文盲人口(15岁及以上不识字的人)为5465万人,占人口的4.08%,如果再加上受教育不多的半文盲,估计中国文盲半文盲的数量在8000万以上。

  其次,与20世纪80年代初比较,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际,中国经济文化显现出一些新特征。这些新特征的出现说明中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后期。

  第一,总体上的经济实力已达到发达国家水平。2010年,中国GDP总量达到39.79万亿人民币,折合5.9万亿美元,列世界第二位。中国经济总量不仅远超英、法、德等国,而且超过了日本。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和世界公认的制造业大国。其外汇储备高达3万亿美元,持有美国国债1.1万亿美元,成为美国的第一大债权国。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银行第三大股东、载人航天三大国之一、世界最大出口国、最大汽车生产国、最大外汇储备国。对此,有人评价说:“中国经济以9%—10%的年均增长率,获得了将近30年的高速增长,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主要出口国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而且现在拥有超过2.5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中国制造’席卷全球。”[7]同时,中国也成为稳定世界经济、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2008 年中国经济对全球经济的贡献率高达22%。联合国2009年世界经济报告指出,如果中国能够在2009 年实现8%的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的贡献将达到惊人的50%。事实上2009年中国经济增长达到8.7%。[8]香港学者金耀基说:“中国扭转了16世纪以来西方占踞世界支配性地位的格局,在今日全球化时代,中国已从边陲走向中心,中国很大程度上已实现百年来追求的富强之梦。”[9]上述评论佐证了一个事实:在总体经济实力方面,中国已经跻身世界经济强国行列,生产力落后的局面已经改变了。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已经比较发达,国家的经济实力、金融实力已比较强大。按美元计算,中国2010年的经济总量是1978年的27倍,按人民币计算,则是100多倍。那种“十亿多人口,八亿在农村,基本上还是用手工工具搞饭吃”的状况已经成为历史。

  第二,人民生活基本达到全面小康的水平。201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了4400多美元。城市人均收入达到19109元人民币,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达到5919元人民币。在13亿人口中,贫困人口只剩2688万,占总人口的2%。胡鞍钢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采访时指出:“根据《201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人均收入水平分类标准,按高收入国家平均人均收入水平37141美元、上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人均收入水平12297美元、下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人均收入水平4592美元以及低收入国家平均人均收入水平1407美元计算,中国处在‘第一世界’的省区有上海、北京和天津,处在‘第三世界’的省区有安徽、江西、广西、贵州、云南、西藏和甘肃,其余的多数省区市处于‘第二世界’,已没有任何省区处于‘第四世界’。”[10]这意味着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中国大多数地区民众的收入水平已经达到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少数不发达地区民众的收入水平也达到了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据世界银行的统计,2009年,世界中等收入国家人均国民总收入为3373美元,而中国人均是3590美元,超过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2011)》披露: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现程度到2010年已达80.1%,而在生活质量方面的实现程度则达到86.4%。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2009年人类发展报告》披露:2009年中国人类发展指数达到0.799,高于世界0.753的平均水平,在183个国家和地区列92位,达到“上中等人类发展水平”,其中,人口出生时预期寿命为73.5岁,已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日益完善,人民群众的社会保障水平大幅度提高。据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披露,截至2010年底,全国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25707万人,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数为43263万人,参加失业保险人数为13376万人,参加新农合人数为8.32亿人,参合率超过96%。中国人民生活基本达到了全面小康的水平。

  诚然,就人均GDP、人均收入和社会福利水平而言,中国与中等发达国家尚有差距,但也有两点需予以正视:其一,中国人均收入和人均GDP与20世纪80年代初比已有非常大的变化。人均GDP是当年的20多倍,农村人均收入是1978年的44倍,城镇人均收入则是55倍。人民群众的普遍贫穷状态已经被大多数民众比较富裕的状况所代替。其二,中国人均收入同中等发达国家已经比较接近。从日常生活角度考察,中国多数民众在吃、穿、住、用、行等方面的生活水平与中等发达国家的差距比较微小。那种“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的局面已经改变了。

  第三,人民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得到比较充分而持续的满足。虽然中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依然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矛盾的内容与特点则有很大变化。20世纪80年代,这一矛盾突出表现为人民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得不到满足,衣、食、住、行均呈现出短缺经济特征和普遍贫穷状况。而今在基本物质生活方面,人民的需要基本得以满足,丰衣足食是不争的事实。铁路、公路、民航、地铁、公交的发展,轿车的普及,人民出行的需要也基本得以满足,绝大多数人的住房条件极大改善。社会主要矛盾在今天的突出表现已经不在基本物质生活方面,而在人民全面发展需要的满足方面。如人民的社会保障需要、绿色环境需要、食品安全需要、健康保健需要、旅游休闲需要、文化生活需要以及全面发展需要等,因社会生产还不足够发达,尚不能充分满足。显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前期与后期,社会主要矛盾的具体内容、特点是不同的。前期主要在基本物质生活方面,后期主要在人民的全面发展方面。划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前期与后期,无疑有助于深化我们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更加有针对性地做好工作。

  第四,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已经实现。在经济体制方面,到2010年,中国已经基本确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法律体系,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体制机制已经建立。中国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已经实现。过去那种“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式的农业形式,已被“种养加”一条龙、“产供销”一体化的现代农业形式所取代,过去那种“小而全”的手工作坊式的工业形式也被以现代科技为基础、以现代企业制度为纽带的现代工业形式所取代。

  事实上,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一个发展过程的论述,已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期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他指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由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逐步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占多数,包含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工业化国家的历史阶段;是由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逐步转变为经济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历史阶段;是由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科技教育文化落后,逐步转变为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的历史阶段;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逐步转变为全体人民比较富裕的历史阶段”。显然,20世纪的后50年乃至21世纪之初,中国的主要特征是农业人口占很大比重、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文盲半文盲人口占很大比重、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基本上属于主要依靠手工劳动的农业国。然而,在过去的60年里,中国的经济文化一直在快速发展,在进入20世纪第二个十年之时,“量的积累”已然带来“质的变化”。此时中国呈现出的主要特征是非农业人口开始占人口多数、经济市场化程度已经较高、科技教育文化比较发达、全体人民比较富裕,开始属于经济实力强大的工业化国家。故此,有理由认为中国已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后期。

  

  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划分为前期和后期,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利于中共更加准确地认识中国发展变化中的具体国情,进而有利于我们更好地从现实实际出发,更加有针对性地制定或调整路线、方针和政策。

  首先,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主要任务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但它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前期和后期的具体侧重是不同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前期,“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人民处于普遍贫穷状态,“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连温饱都没有保障”。因此,发展生产力的侧重点是采用一切有利于推动生产力的方法,加快经济发展,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注重GDP的增长,努力推进“翻两番”发展战略;允许并鼓励小煤窑、小造纸厂、小化工厂等全面发展,以利于搞活经济、繁荣市场,增大经济总量和经济实力。

  然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后期,继续“采用一切有利于推动生产力的方法”来发展经济就可能不再符合现实实际。因为,此时中国生产力已经比较发达,人民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已能得以满足。相反,由于生产力总量的大幅度提升以及人民物质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高,一些经济落后时期未曾遇到的问题凸显出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一年石油消费量高达4亿吨,每年需进口石油2.1亿吨,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凸显;随着经济总量的增加,环境保护问题凸显。小煤窑、小造纸厂、小化工厂等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考虑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期的具体国情和现实实际,此时发展生产力的侧重点应坚持科学发展。通过科技进步,使经济又好又快的发展,以“好”为先。发展生产力的着眼点是既要发展生产,又要节约资源能源,保护生态环境,要着力发展循环经济、节能经济,通过科技进步,淘汰落后产能,优化产业结构,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发展先进生产力,“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此时,对GDP增长的追求,是追求绿色GDP、低碳GDP的增长,注重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资源能源节约、人口素质提高的关系,力争做到经济的永续发展。

  其次,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的发展目标都是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前期,由于人民处于普遍贫穷状态,在短时间内让人民共同富裕起来是不可能的。它只能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阶梯。所以,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前期,我们的工作重心是消灭贫穷,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而带动后富,侧重于激发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和创业积极性。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

  然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后期,继续“浓墨重彩”地鼓励一部分人先富,继续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显得“不合时宜”。允许一部分人先富无可争议,但继续强势推行一部分人先富的鼓励政策则值得商榷。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期,消灭贫穷的任务基本解决,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活已经达到小康水平。此时,贫富差距过大问题日益突出,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迫在眉睫,提高人民生活质量,争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议题凸显。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的政策导向应侧重于缩小贫富差距,采取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的举措和有利于共同富裕的举措,重点强调效率与公平并重。应侧重于“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提高扶贫标准和最低工资标准”,“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让“中等收入者占多数”,努力建设“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社会,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确保“人人享有基本生活保障”。

  再次,在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始终坚持对外开放的政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前期,由于中国生产力落后,技术、资金严重匮乏,此时对外开放的重点是招商引资,利用国外的资金和先进技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获取后发性利益。但在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期,情况有了重大变化。截至2010年,中国拥有外汇储备3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同时也是世界最大出口国和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此时,中国经济建设资金充足,科学技术基础比较雄厚,吸引外资虽然仍有必要,但已不再是对外开放的唯一重点。此时的对外开放应施行吸引外资与对外投资并重,要着力研究中国3万亿外汇储备的投资、经营、管理,着力研究中国对外投资的投资方向、投资策略、投资安全、投资管理等问题。

  此外,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前期,中国农村生产力十分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几乎完全依靠手工劳动,大多数农民的温饱得不到解决。为了发展农村经济、解决农民温饱问题,从当时农村生产力实际状况出发,中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这一制度的实行,调动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搞活了农村经济,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因此,要继续坚持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长期不变,这一点毋庸置疑。

  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后期,情况有了新的变化。此时,农业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手工劳动的比重减少,机械化程度增加;农业生产中的科技含量大幅度增加,农产品单位面积产量明显提高;农业的商品化、市场化程度大大提高。特别值得重视的是,绝大多数农民已经从温饱型生活状态转为小康型生活状态。此时,农民的主要诉求不再是温饱与生存,而是增收与发展。在此情况下,以家庭为本位的承包制在追求规模经济效益方面、吸收最新科技成果方面、支持农民增收方面、抗市场风险方面的弱势地位显现出来。因此,还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将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作为农村生产经营的首选形式和最普遍形式恐怕未必合适。在坚持家庭联产承包经营责任制长期不变的同时,应采用合适的体制机制,“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发展规模经营”和农业产业化经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积极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社,推行股份合作制,推广“公司加农户”的经营模式,走种养加一体化、产供销一条龙的现代农业发展道路。

  显而易见,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划分为前期与后期,有利于人们自觉地、动态地认识中国发展变化着的国情,更准确地把握中国的现实,更好地坚持从实际出发,适时调整我们的工作重心,制定出符合现实发展实际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注释:

  [1]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注释本》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1页。

  [2] 《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页。

  [3][4][5]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11页,第252页,第225页,第137、255页,第116、111页。

  [6] 曲星等《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是发展中国家》,载于《求是》2010年第18期。

  [7] [英]吉迪恩·拉赫曼《美国衰落——这次是真的》,载于《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11年4月号。

  [8] 麦强盛《金融危机历练中国模式的生命力》,载于《中外企业家》2010年第1期。

  [9] 参见丁学良《辩论“中国模式”》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

  [10] 《胡鞍钢:中国“四个世界”差异正在缩小》,载于2010年8月11日《国际先驱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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