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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定位

发布时间:2013年09月06日 | 字体放大 | 字体缩小

作者:李先明 |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2年第6期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内外经济、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1]的认识与所持的态度经历了一个由批判继承到继承发扬再到弘扬创新、由工具理性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相统一、由强调“时代性”到强调“时代性”与“民族性”相统一的历史性转变过程。考察与审视这一过程、总结其中的宝贵经验,对于我们在当下更好地认识与把握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借鉴意义。有鉴于此,本文拟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专题会议和重要文件为文本,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认知与定位的发展过程作一梳理和分析。

  一、20世纪80年代:批判继承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启动和现代化事业的发展,中国社会旧有的文化观、价值观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在此背景下,如何认识和对待传统社会的文化观、价值观,或者说如何认识传统文化在当下的价值和作用,就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改革开放初期,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继承和发展了马列主义与毛泽东思想,主张对传统文化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即采取历史的、阶级的、辩证的方法“划清文化遗产中民主性精华同封建性糟粕的界限……实事求是地肯定应当肯定的东西,否定应当否定的东西”[2]。邓小平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定位,很快在全党形成了共识。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毛泽东提出的“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是“具有长远意义的重要思想”,“至今仍有重要意义”。[3]不过,由于当时赋予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历史使命是“肃清封建主义余毒”,“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因此在接下来的党的十二大报告中,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所应担当的“建设性”作用并未被提及。直到1985年,中国进入了全面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新阶段,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建设的关系问题方被正式提出并渐成热点。1986年9月,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决议强调指出:“新中国的成立,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开始了伟大的中国文明的复兴,我们国家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要赋予这个复兴新的强大的生机和活力,这个复兴,不但将创造出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将创造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而又面向世界的,这样一种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4]此次决议中首次采用了“中国文明的复兴”的提法。与过去立足于“今”的“古为今用”相比,“复兴”的提法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价值的重视与推崇。

  需要指出的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与方法来科学地认识和对待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主张。但是,在这一时期,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之前,中国共产党基于反思“文化大革命”、扫清改革开放思想障碍的考虑,在很多正式场合和文件中阐述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时,更多地强调了“反封建”、“肃清封建主义余毒”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加之当时社会大环境中“一手硬,一手软”现象的客观存在,致使以文化学术界为主要阵地的反传统运动潜滋暗长,一些论者甚至错误地认为,要现代化,就必须彻底抛弃传统文化,电视记录片《河殇》运用现代传媒,更是将这种虚无主义的渲染推向高峰。同时,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腐朽、堕落的资本主义思想文化和生活方式纷至沓来,严重侵蚀着社会主义肌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乃至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工作因此一度陷入了比较被动的境地。

  二、20世纪90年代:“继承和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经过1989年的风波,在“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的新形势下,中共中央第三代领导集体开始重新审视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内在价值精神。江泽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发表的讲话中说:“不能设想,一个没有强大精神支柱的民族,可以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要深刻吸取近几年来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的教训,在努力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切实抓好精神文明建设。”[5]1990年初,李瑞环在“全国文化艺术工作情况交流座谈会”上作了《关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若干问题》的讲话,指出:“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一份极其丰厚、极其珍贵的文化宝藏。……我们应该珍惜、保护和发掘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并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造,有所前进。”[6]同年5月,江泽民在纪念“五四”运动的讲话中,进一步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7]由此,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将反封建的任务纳入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之中,并逐步确立了以弘扬和发展传统文化来推进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理念。

  1991年,继“东欧剧变”之后,前苏联又骤然解体,社会主义发展遭遇到重大挫折,马克思主义信仰受到严峻挑战。在此背景下,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及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受到重视。1992年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优良的思想文化传统,吸收人类文明发展的一切优秀成果,在生动丰富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创造出人类先进的精神文明。”[8]党的十四大发出了对传统文化不仅仅是“批判继承”,而且要重在“发扬”的明确信息,标志着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传统文化的认识与所持的态度完成了由“破”到“立”的根本性转变。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重在建设”的态度在十四届六中全会上得到更为具体的展示。这次会议《决议》强调要以“继承和发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党的优良传统,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反对封建主义残余影响,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为重要方针,坚持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纳入“新时期爱国主义教育的主要内容”之中,并且将“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作为“我们的文化事业”保持“健康发展,愈益繁荣”的根本举措来加以突出。[9]1997年召开的党的十五大,则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列为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纲领的一项基本内容,并明确指出“它渊源于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史,又植根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10]。这一重要论断深刻揭示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历史联系,为我们科学对待传统文化,坚持和发展科学的、民族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提供了充分的理论依据,表明党对传统文化在新时期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更加深刻,表明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开始进入了一个理论探索的新起点。

  三、21世纪:“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人类历史进入21世纪后,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与交融, 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而发达国家借助其经济优势,不断推行“文化殖民”政策,致使发展中国家的民族文化和文化安全问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开始越来越多地从文化民族性和文化软实力的视角,来看待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的地位、价值与作用。

  党的十六大报告对中华传统文化在世界多元文化并存中的角色,在综合国力中的地位,在增强民族的生命力、凝聚力、创造力的价值与功能等方面,作出了空前未有的论证。与过去对传统文化的定位相比,此时中国共产党审视传统文化的视野更为宏阔、更富时代性,也更具民族性。此后,这一论证主旨在党的报告、专题会议和重要文件中不断被强调和重申。2005年,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民政部和文化部联合下发《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的文件,认为:“中国传统节日……对于进一步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认同感、推进祖国统一和民族振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1]同年9月正式出台的《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首次以政府意志的形式对我国的传统文化教育作出了系统安排,从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视域下党的思想文化工作世纪创新的重要标志。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沿袭了十六大以来的基本判断,明确地将文化作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成分加以确认,并强调指出:“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现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2011年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至此,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批判继承、传承发扬的基础上,以弘扬创新为主题的传统文化观已经成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由此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

  四、经验与启示

  纵观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认知、定位与调整的过程,我们可以得到以下经验与启示:

  一是必须从战略高度来认识传统文化的价值。由于受到时代条件和认知水平的制约,在很长的时期内,我们对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和现实意义认识不够,重“破”不重“立”,始终未有摆脱对传统文化批判有余、传承不足的境地。事实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并非是可有可无的东西,它不仅以经史典籍、辞赋诗词等形态保存在各种经典传世之作中,而且已经渗透到当代人的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之中。[12]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生命延续、发展的根砥,是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无法割断的文化命脉,忽视了它的存在,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会走很多弯路,甚至遭受重大挫折。因此,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顺应时代要求,对传统文化给予高度关注和重视。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着重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角度,分析和评判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及影响;延至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则逐渐把传统文化当做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从综合国力、社会全面发展的战略高度,突出论述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与意蕴;而从新世纪开始,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我们开始越来越多地以文化的民族性为基点,从文化安全、文化软实力、民族凝聚力乃至国家统一的高度提升传统文化资源的战略价值,并将其视为中华民族能否振兴,能否自立、自强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重要因素。

  二是必须始终如一地对传统文化采取批判继承的立场和态度。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华夏民族为主流的多元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融合、形成、发展起来,具有稳定形态的中国文化。其精华与糟粕往往共生、互生、互渗、互动,并存在于传统文化的知识系统和思想体系之中。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即批判继承的立场和态度来对待传统文化。全盘西化论和中国文化本位论或保守主义都是不可取的。当然,在批判与继承之间找到合理的结合点是不容易的,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们可能会根据国情、世情的不同情况,或偏重于批判传承,或偏重于传承发扬。事实也正是如此,改革开放初期,我们为了反思“文革”、扫清改革开放的思想障碍,更侧重于揭露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对抗和消极作用;而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以及西方负面文化的冲击,我们则越来越重视优秀传统文化对于现实的正面价值和意义,并在越来越高的层次上来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但是必须看到,无论是在哪一个时期,我们都始终没有也不能脱离批判继承的精神。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与方法,理性地、客观地、辩证地评价和看待传统文化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立场和态度,是我们必须始终如一坚持的重要原则。

  三是必须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要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就必须继承和高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而要保持社会主义性质,则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这两者是不可分离、对立统一的关系。在处理两者的关系时,我们曾犯过“左”的和右的但主要是“左”的错误,即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教条化、形而上学化的理解,从而一度造成了简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的缺憾和偏颇。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每一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专题会议,在谈到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时,无一不强调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意义;在谈到马克思主义时,也无一不强调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必要性,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事实上,无论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科学发展观,都带有深深的传统文化的印记,都是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进程中,既不能教条化地固守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和已有观点,简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也不能一味强调和鼓吹文化本土化,否定拒斥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惟有坚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相通性和互融性,实现两者的有机统一,中华民族文化的复兴和现代化才有可能。

  综上所述,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世情、国情的新变化,不断提升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地位,实现了传统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工具价值与内在精神价值的辩证统一,充分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回顾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认知与定位的历史轨迹,总结其中的宝贵经验,对于我们科学合理地认识和评估传统文化的价值和作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健康发展、全面实施文化强国战略意义重大。

 

  注释:

  [1] 传统文化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上应指以前的一切文化遗产,包括现代以毛泽东思想为核心的崭新的优秀文化,狭义的则仅仅指中国长期封建社会里所创造出的文化传统。本文所论及的是后一种意义上的传统文化。

  [2]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33—335页。

  [3] 《三中会全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78页。

  [4] 《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指导方针的决议》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

  [5]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79页。

  [6] 戴舟主编《邓小平理论与当代中国》第4卷红旗出版社1998年版第3063页。

  [7]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4页。

  [8]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38页。

  [9] 全国思想文化工作科学专业委员会编《中国思想文化工作年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版第78—80页。

  [10]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3页。

  [11]《中宣部中央文明办教育部民政部文化部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载于2005年9月19日《教育部公报》第20页。

  [12] 徐剑雄《论传统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发展中的作用》,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年第1期。

  (作者单位: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