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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联系

发布时间:2013年09月06日 | 字体放大 | 字体缩小

作者:陈洪玲 |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2年第3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它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文本体现和规范表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确立的。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过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在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二者相辅相成。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相辅相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巩固和发展的过程,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是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二者有机统一。

  第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称《共同纲领》)与“五四宪法”确立了新中国的国家政权与制度。1949年2月,毛泽东主持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与确立解放区的司法原则的指示》,同年4月,华北人民政府颁发了《废除国民党的六法全书及一切反动的法律的训令》,这既指明了人民民主法制建设的方向,也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1]。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并通过了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把党的七大通过的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提出的政治纲领制度化、法律化,确认了新民主主义宪政体制,明确指出新中国的国体即国家政权的性质是:“以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基础”,确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实行以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2]新中国的政体,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之。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各级人民政府”,“各级政权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3]同时规定了多种经济成分[4]并存的经济制度与政策,确立了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共同纲领》确立了新中国的各项制度,规划了民主政治的发展方向,集中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意志和利益,它不仅在建国初期起到了临时宪法的作用,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的制定奠定了基础,提供了蓝本,而且为我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合法性基础。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历史告诉我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中国除了走社会主义道路没有别的道路可走。”[5]这一时期,在人民民主思想的指导下,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掀起了新中国第一次立法高潮,制定了工会法、婚姻法、土地改革法、法院暂行组织条例、民族区域自治和公私企业管理等法律、法规。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实施,不仅使新中国的法律体系初具雏形,而且指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方向,为日后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及时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事业,逐步实现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在这种情况下,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将国家体制及政治、经济等各项制度确立下来,以指导、推动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就成为一项迫切需要实现的任务。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制定并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即“五四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一种人民权力至上的制度,一切国家机关由它产生并向它负责;确立了中国特色的检察监督体制、法院独立审判原则、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同年,我国还制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国务院组织法、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委员会组织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这些法律确立了我国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为进一步推进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标志着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政治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国家生活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原则和人民民主原则、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各种”形式[6]、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等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初步确立。[7]由于此时我国正处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并且,1954年宪法的指导思想是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因此“这个宪法,是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但还不是完全社会主义的宪法,它是一个过渡时期的宪法”[8],体现了社会制度与法律体系同时

  发展的内在统一性。到1956年9月,“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9]。这既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供了前提条件,也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制度基础。

  1957年全国范围内的整风运动、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打断了建国后法制建设发展的正常历程。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更是将“左”倾错误推向极端,将建国后建立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破坏殆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法治建设遭受毁灭性打击的情况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也只能陷入停滞不前乃至大幅度倒退的境地。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探索与实践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深刻总结我国长期忽视民主法制建设的惨痛教训,并根据邓小平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10]的讲话精神,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的历史性任务,确立了“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方针。同时,会议总结了“文革”期间国家在制度建设方面存在的问题。邓小平强调:“文化大革命”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11]叶剑英也指出:“林彪、‘四人帮’ 从反面给了我们血的教训,使我们懂得,一个国家非有法律和制度不可。这种法律和制度要有稳定性、连续性。”[12]1979年在纪念建国30周年大会上,叶剑英又一次强调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重要性,并承认我们的制度“还处在幼年时期”,“还不成熟,不完善”。[13]这些讲话对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与创新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法律是制度的文本解读,而宪法则是制度的最高诠释。1982年12月,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新中国的第四部宪法,即现行的1982年宪法,以国家根本大法的形式规定: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权力机关,它由民主选举产生,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有监督宪法和法律实施、选举和罢免国家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等领导人、审查和批准社会发展计划和国家预算等十五项职权。

  从1978年到1992年,五届、六届和七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先后制定了138部法律,对10部法律进行了修改,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体系框架。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4],并指出“再经过二十年的努力,到建党一百周年的时候,我们将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15]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初步确立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深入发展,为了应对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新问题、新情况,党和国家对法制建设和立法工作不断提出新的任务和要求。1993年宪法修正案正式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长期存在和发展”写入宪法,使得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得以法律化。另外,此次宪法修正案还明确要“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并宣告“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加强经济立法,完善宏观调控”。由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各种法律尤其是经济立法的保驾护航。1993年,党在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新时期的立法任务是“遵循宪法规定的原则,加快经济立法,进一步完善民商法律、刑事法律、有关国家机构和行政管理方面的法律,在本世纪末初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法律体系”。1997年,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对外开放的水平不断提高、民主法制建设深入向前推进的时代背景下,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加强立法工作,提高立法质量,到二〇一〇年形成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16]。按照这一目标要求,为保障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继续深入发展,国家开始加快立法步伐。

  1999年宪法修正案一方面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写进宪法序言,另一方面又在宪法第五条增加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由此,构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两个重要支柱,即发展市场经济和实行依法治国,正式在我国的根本大法中确立下来。此外,1999年宪法修正案还明确规定:“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制度并存的分配制度”;“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内容适应了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从宪法层面上确立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在我国市场经济中的地位。

  从1993年到2007年,为了从法律层面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先后制定了反不正当竞争法、公司法、商业银行法、票据法、担保法、保险法、合伙企业法、证券法、合同法、个人独资企业法、信托法、农村土地承包法、企业破产法、物权法等经济立法。另

  外,这一期间还先后出台了国家赔偿法、法官法、检察官法、公务员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立法法、反分裂国家法、行政许可法等法律,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我国的立法制度、行政制度、司法制度、检察制度。

  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要“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树立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实现国家各项工作法治化,保障公民合法权益;坚持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特点和优势,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为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政治和法律制度保障”[17]。此后,立法机关除进一步加强立法工作外,还专门组织开展了大规模的法律清理工作。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立法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至2011年3月,吴邦国委员长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宣布:“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的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18]同年,胡锦涛在“七一”讲话中宣布:“经过90年的奋斗、创造、积累,党和人民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的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19]2011年10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明确指出: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经过各方面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到2010年底,一个立足中国国情和实际、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集中体现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意志,以宪法为统帅,以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等多个法律部门的法律为主干,由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多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提供了法制保障,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而不断完善和发展。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完善过程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提出和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与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相伴随的,是我们党对执政规律的科学认识与总结,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要求和必然结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整个国家的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还没有完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仍需要不断地自我完善和发展,这就“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必然具有稳定性与变动性、阶段性与连续性、现实性与前瞻性相统一的特点,决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必然是动态的、开放的、发展的,而不是静止的、封闭的、固定的,必将伴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法治国家建设的实践而不断发展完善”[20],并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完善。据统计,截至2010年底,中国已制定“现行有效法律236件、行政法规690多件、地方性法规8600多件”[21],从内容和数量上看,涵盖社会关系各方面的法律部门已经齐全,各个法律部门中基本的、主要的法律已经制定,相应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比较完备。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法律体系,“要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更加有力的法制保障”[22]。因此,中国的改革与发展既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要充分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作用,二者密切相联,相互依存,并有机统一于建设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巩固离不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是在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而确立的,都来源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实践,并共同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国家的整体利益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相统一的价值取向,二者相互联系、不可分割。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相同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情和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是我们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都建立在这些共同的理论基础之上。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我们党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具体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既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又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既推动了经济基础的变革,又推动了上层建筑的改革;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利于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势;体现了党的领导、人民的意志和依法治国的理念,是党的主张、人民意志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其中,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政治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其形成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其中国化过程中所形成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含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国家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一系列基本政治制度;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之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的系列具体制度。这些涵盖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具体制度是一个相互衔接、有机构成的制度体系。在这个制度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始终将其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共同的实践基础。改革开放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相伴而生、相互促进,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构,既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同时又扎根于改革开放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协调一致。恩格斯称赞马克思的伟大发现,认同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的观点,因为“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23]。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伴随着我们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而不断推进、逐渐形成的,离开了这一实践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一方面,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的实践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构建提供了内在需求和动力,提供了实践源泉、实践基础和实践经验。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越向前推进,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就越深刻,对健全和完善的法律制度的要求也就越迫切,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所依赖的基础也就越扎实。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

  体系的构建贯穿于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没有全社会的安定团结,经济建设搞不成,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也搞不成”[2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进程中,注重妥善处理法律稳定性和改革变动性之间的关系,为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提供法制环境,并积极发挥对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的促进、规范、指引和保障的作用,及时地肯定已有的成功做法,巩固已取得的改革开放的成果,同时,又为进一步开创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留下空间。

  其次,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的活水源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的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其产生的现实基础是中国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的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就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随着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的实践而逐渐形成和确立的。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符合我国的国情,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潮流,为当代中国的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的制度保障。“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25]这就昭示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需要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践而不断完善。改革开放30 多年,我国社会积聚了巨大的变革能量,各种各样的因素冲击着以往的渐进改革模式,中国政治面临着国家层面上制度供应不足的问题。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还会不断出现,这就需要我们结合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的实践,不断进行符合中国国情的制度创新,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完善、不断发展、永葆生命力。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一致的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动力,无产阶级政党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始终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26]列宁也强调:“群众生气勃勃的创造力正是新的社会生活的基本因素”,“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27]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由人民群众创立的,必然由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也必然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利益和价值归属上,也必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一致性。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集中反映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体现了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的统一。2004年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纳入宪法。现行宪法明确规定:“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国家的根本任务是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宪法规定的我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是党领导人民长期奋斗的成果和历史的选择,是我们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之所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制度上、法律上为我国永远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奋勇前进,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证,夯实了立国兴邦、长治久安的法制根基。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以体现人民共同意志、维护人民共同利益、保障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要求,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的一切管理行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尤其是1999年宪法修正案规定的我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内在地蕴含了社会主义法治的理念,有利于促进国家各项工作逐步走上法制化轨道,有利于保证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28],有利于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意志和长远利益。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过程,始终贯穿了一条红线,即保障广大人民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共同富裕。这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唯一宗旨,又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也体现了广大人民的普遍愿望和要求。马克思曾经指出:共产党人“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29],“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0]。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使每个人获得自由发展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价值理念,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的思想。毛泽东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31]邓小平将党员的任务概括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32]江泽民也指出:“我们想问题、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要考虑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33]胡锦涛则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这些论述集中体现了我们党的本质特征是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时,新中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确立,使广大人民成为新国家和新社会的主人,为获得自由发展奠定了基础。改革开放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实现共同富裕开辟了广阔的空间。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34],“社会主义发展生产力,成果是属于人民的”[35],“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36]。共同富裕是我们党执政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属,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特点和优势。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的作用

  法律体系作为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它以法律形式反映和规范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项制度。由于各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发展道路各不相同,各国的法律体系必然会各具特点,尤其是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法律的实体内容有根本区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社会发展实践经验制度化、法律化的集中体现,具有鲜明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征,并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确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确立、巩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并推动其不断完善和发展。一个国家的繁盛时期必定是法律制度相对健全和实施良好的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政治实践和社会发展状况之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法制根基。它以宪法和法律的形式,确立了国家的根本制度和根本任务,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地位,确立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确立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确立了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公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确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等事关国家整体利益的重大原则和制度;以民商法确立了调整民事主体的人身关系的和财产关系的婚姻、收养、继承、物权、合同、公司、保险、破产等法律制度;以行政法确立了行政主体、行政行为、行政处罚、行政监督等法律制度;以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经济法确立了国家对经济活动进行调控的各种法律制度;以刑法规定犯罪和刑罚,维护公民权利和社会秩序等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从国家最高意志层面为社会中各个领域的行为提供法律依据和制度保障,从而确保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健康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既夯实了立国兴邦、长治久安的法律根基,又从制度上、法律上确保了中国共产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确保了国家一切权力掌握在人民手中,确保了民族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了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和各民族大团结。在外交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确保了我们党和国家“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道路,确保国家永远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奋勇前进”[37]。

  第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实践要求。改革开放30多年来,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全面推进改革开放,成功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改革开放的历史转折,极大地调动了人民的积极性,大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在这一过程中,党及时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经验上升为法律,并根据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推动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不断推动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 不断推动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不断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不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等, 同时制定和完善了相应的法律制度,充分发挥了法律的规范、引导、保障和促进的作用。具体言之:

  首先,在政治方面,为了确立和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国家颁行的宪法从法律上确立了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奠定了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确立基础,民族区域自治步入法制化轨道,并赋予了全国人民充分的政治权利;国家颁行的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建立了各级政府的运行机制,提高了政府部门的运行效率。

  其次,在经济方面,为了大力推动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国家颁行的公司法、外商投资企业法、反垄断法、物权法、合同法、侵权责任法、税法等民商事法律及经济立法,有效地保护了企业和个人的各项生产经营活动,拓展了市场交易的广度和深度,推动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的经济体制改革。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为了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更加健全,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2007年国家颁行的物权法确立了普通民众的所有权人地位,有利于实现产权明晰、平等保护物权;有利于形成各种所有制平等竞争、相互促进;有利于有效地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利于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有利于保障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财产权制度。

  再次,在文化方面,为了保护和继承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实现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国家颁行的文物保护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等法律,有效地保护了中华文明,为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奠定了基础。国家颁布的著作权法,保护了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有效地调动了广大人民弘扬我国优良传统、繁荣先进文化的积极性。

  最后,在社会建设方面,为了适应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国家颁行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等法律,协调了劳资关系,缓和了社会矛盾,维护了安定团结的有利局面。

  由上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一方面追随着改革开放的实践步伐不断向前推进,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有利于从制度上、法律上保障国家始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在构建充满活力、更加开放、富有效率、更符合科学发展观要求的体制机制以及持续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不断自我完善和发展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第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发展和完善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和充分的法制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组成部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运紧密相连。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党和国家采取了一系列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得以不断发展和完善。而法律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又有力地促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现在已取得的发展成就离不开法制的保障,我们奋力开创的美好未来也离不开法制的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有助于“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纳入法制化轨道”,这就“从制度上、法律上解决了国家发展过程中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日益繁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积极构建,确定了明确的价值取向、发展方向和根本路径”[38],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发展的道路上少走弯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进程中取得的重大成果。同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也为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法制基础。从理论上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规范化、法律化的文本体现和规范表达,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纳入法制化轨道的必然要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得到确认、得以巩固、充实和提高的制度保障。如果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确认、巩固和保障作用,已有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文化制度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无法在实践中扎下根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仅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明的日益繁荣提供了价值取向、制度设计和法律基础,同时也为我们在改革开放实践探索中形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提供了健全的法制保障。

  总而言之,正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白皮书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永葆本色的法制根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实践的法制体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兴旺发达的法制保障。它的形成,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体现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39]

 

  注释:

  [1][2][3]中共中央文件选集[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14):573-574, 731-732,733-735.

  [4]多种经济成分指: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

  [5][10][11][25]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2):206,146,333,333.

  [6]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各种”形式是指:国家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即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个体劳动者所有制和资本家所有制.

  [7]赵惜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发展历程的全景回顾[DB/OL]. 中国人大网(2011-02-17),http//:www.npc.gov.cn.

  [8]毛泽东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6):329.[9]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年10月-2009年9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90.

  [12]叶剑英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499.

  [13]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上):220-221.

  [14][15]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上):18-19,47.

  [16]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上):33.

  [17]本社编写组.十七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28.

  [18][21][37][38]吴邦国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常委会工作报告[N].人民日报,2011-03-11.

  [19]胡锦涛.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11-07-02.

  [20][39]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C].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40,1-2.

  [22]李建国.加强和改进地方立法工作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在第十七次全国地方立法研讨会上的讲话)[J].中国人大,2011(22):9.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32.

  [24]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上):46.

  [26][29][3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83,285,294.

  [27]列宁全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33)52,53-54.

    [28]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326.

  [31]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3):284.

    [32]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257.

  [33]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中):1470.

  [34][35][36]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110-111,25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