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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平发展道路

发布时间:2013年09月06日 | 字体放大 | 字体缩小

作者:周天勇 |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1期

   什么是和平发展道路?笔者认为,这是指一个国家,从不发达状态到发达状态过程中,选择与不同的文化和价值观进行和平交流,不对外强加自己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不以武力和强权争取自己发展的资源和市场,在平等的分工、协作、投资和交易中形成获得自己的发展资源和市场,自己的工业化不以损害全球生态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和平发展道路的关系

  在中国国际关系和国际战略的研究中,总是有这样一个问题,即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间是什么关系?从美国价值观出发的全球战略看,它是防止极端法西斯主义、极端宗教和恐怖主义、极端共产主义在全球死灰复燃。社会主义,则是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核心价值观,是旗帜。因此,有必要讨论清楚21世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与和平发展道路的关系。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容发生了重大变化

  极端的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给人类造成过重大的灾难。不容否认,苏联以及柬埔寨等国家曾经将共产主义推向了极端,在20世纪给人类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当时教条理解的共产主义思想,及中央集中的计划经济、单一的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三位一体的经济制度为核心的社会主义体制,在经济发展方面并没有像实行资本主义的新兴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台湾、新加坡和香港等,在现代化的竞赛中获得成功,甚至是以失败而告终。

  资本主义社会学习着社会主义社会的思想内容,在不断地进行着改革。资本主义社会历史上,资本严酷剥削劳动,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代,工人生活惨不忍睹,是极不人道的。工人运动的兴起,特别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逼迫资本主义社会朝着加入社会主义的方向进行一系列的改革。如适当增加政府干预,加强宏观调控,弥补市场缺陷;工会合法化,形成劳工法律和合理的工资制度;建立较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教育、交通等公共服务的投入,并且公共服务均等化;建设福利社会;等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内容也在进行重大的调整,吸收了相当多的社会主义要素。

  社会主义社会也向资本主义借鉴和学习成功的经验,进行重大的改革。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社会主义各国在不断地进行着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从70年代末开始,中国从政治斗争转向了经济建设和民生,否定和摒弃了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以政治运动搞建设的道路,走上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开放促改革的道路。30年来,中国从纵向中央的计划经济转向了横向以社会供需调节的市场经济,资源配置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单一的一大二公的所有制结构,转向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体制;从单一的按劳分配,转向了按劳分配为主、多种要素按贡献合法分配的分配制度。而且,以开放的姿态引进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外资投资、企业及其管理者。实际上,过去以僵化的传统计划经济、一大二公和单纯按劳分配等三位一体经济制度为基础的传统的社会主义,已经被全面进行了改革

  中国30年来经济体制的改革,也推进了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们并没有实行国家领导的家族世袭制,建立了领导干部和公务员退休制,废除了领导干部终身制;推进党内民主和执政方式的改革,改进党内选举制及其监督体制;新闻信息放开,互联网改革,特别是微博等形式的信息传播机制发展很快;立法逐步民主科学和公开化,建立了人民代表大会、政府行政和司法三者初步制衡的政权治理结构;从人口的城市单位、家属院和农村公社大队户籍、档案、粮食关系的管理体制,城乡分割,劳动计划招工,向人口自由迁移、自主择业、自由居住、自由出行、身份证管理转变;建立和完善了农村村委会的选举制度,并逐步改革和完善人民代表、党政领导、法院和检察院院长等的党员和人民选举及其监督体制;逐步放开民间社团组织的设立,完善农村社区和城市社区的自治,形成政府、社会、法人和自然人的社会治理结构;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调整了宗教政策,允许并尊重信仰自由,充分发挥宗教在建设社会主义中的积极作用。整个国家的政治体制虽然还有不足,还需要继续推进改革,但与30年前相比,中国的政治体制发生了明显的改革和天翻地覆的变化。

  纵观一百多年来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革历史,我们发现通过互相学习长处,改革缺陷,形成了更加符合发展、保障民生、平等公平的大社会。实际上,在借鉴学习方面,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从传统的模式向更加人道的资本主义社会或社会主义社会转变。中国正在朝着一个人道、民主、自由、法治和秩序的现代国家迈进。

  因此,我们需要的是,防止极端资本主义和极端共产主义的出现;当然,还包括防止和遏制极端法西斯主义、极端宗教和恐怖主义在世界的复活和蔓延。极端法西斯主义和极端宗教及恐怖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宽容对待不断改革的不同制度的社会,不以冷战思维考虑和有我无你、你死我活的方式对待社会制度的分歧;建设性地促进各种制度间的相互学习、借鉴和改革。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也要和平相处,共同改革和发展。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和平发展道路的核心理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包含的发展生产力,富裕人民群众,实现共同富裕,内部建设和谐社会,对外和平相处,共同发展,追求一个民主、自由、法制和秩序的现代化国家等内容,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实际上就是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也是中国未来发展所要举的旗帜。

  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开始武装革命,历经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并于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又走过建国后风风雨雨的30年,及改革开放30余年的艰辛探索和努力而形成的道路。虽然,我们在这条道路上有这样和那样的失误,但是,我们在20世纪70年代末,以极大的勇气纠正了这些错误,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大门。我们结合国情,认识到中国处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生产力极不发达,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多种要素按贡献分配这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确立了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这样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核心内容。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选择,是历史延承的价值观,是道路,是旗帜,不可能变道易帜。

  中国人很重姓和名,名正才能言顺,才能师出有名。姓和名生来就起好,一生绝少改变。社会主义中国是中国的姓名特征,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如果轻易改变这个姓名,国内就会出现不同阶层人群、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之间的思想混乱,会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以及国家的治理体制、制定的发展战略和诸多的方针政策产生怀疑,甚至会中断实现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的小康社会,以及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发展的目标。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容是本着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精神,可以根据中国和世界的变化,根据客观的规律,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各种必然趋势,学习一些资本主义社会先进的经验,并进行调整和改革。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姓名,这个旗帜,这个道路,不能随意改变。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一个长达百年的发展过程,而中国走向成熟的社会主义社会,则需要长达数百年的时间。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这样的历史进程,至少需要一百年时间。至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那还需要更长得多的时间,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三)中国和平道路不以输出意识形态及革命为原则

  虽然中国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首先需要强调的是,在对外交往中,中国政治上不输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主义倡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中国20世纪在“左”的思潮的影响下,也曾提出,支援世界革命,解放全人类等口号。然而,这一世界革命原则在20世纪70年代末发生了改变。中国尊重各国人民对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和社会制度的选择,认为这是一个国家的内政,不应互相干涉。

  其次,中国在对外交往中,不会输出意识形态主导下的暴力革命。20世纪,意识形态互不相同的国家都曾向其他国家输出自己的价值理念,运送武器,供给资金,支持其反对派进行武装暴力革命,推翻与自己的理念不同的政权,扶持符合自己价值理论的政权上台,形成同一意识形态国家阵营。我们认为,21世纪的今天,应当结束由外界武力介入来主导改变一个国家意识形态、价值理念的行为和格局,不再以战争统一国家间的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一个国家的意识形态、价值理念和政治制度应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去选择。

  再次,中国正在积极学习和吸收已被资本主义社会证明是先进文明的内容。特别是吸收那些人类共同的、已经被资本主义社会证明符合人民意愿的价值理念。比如平等、自由、民主、法治、秩序等。并且按照这些理念,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的框架下,改革和完善我们的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体制

  最后,中国在对外交往中,将意识形态与文化文明区别与分开,积极推动各国各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比如,放开国外优秀音乐、戏曲、影视、文学等进入中国的文化市场,也鼓励中国的文化艺术走出国门,以喜闻乐见的形式,为其他国家的人民所接受和欢迎。比如,进行科学教育技术等方面的交流,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前提下,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保护、传承,以及让世界了解中国的历史,了解中国传统优秀的民族文化,促进相互理解;交流中国古代文化中形成的儒家等哲学思想、世界观以及中国宗教理念等,从而促进世界各种不同文化和文明的交流理解和和平相处。

  二、中国对外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的和平发展道路,总结起来,就是在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转变的过程,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除了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念以及不输出意识形态外,还包括经济发展合作竞争,政治军事不谋求霸权,发展不造成对全球生态环境形态负外部性。在与各国平等相待、友好相处、合作共赢的过程中,实现共同发展和繁荣。具体有以下六个方面的重要内容。

  (一)推进更高层次的改革开放

  从1978年算起,过去32年的对外开放,促进了国内改革的进程。比如,适应外商投资的需要,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初,制定和颁布了《有限责任公司法》,形成了市场经济的现代企业制度。今天世界和国内形势与30年前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未来的改革开放也需要上一个新的台阶。

  从未来的开放看:(1)分工和贸易结构要发生变化。过去三来一补、加工制造、出口主导这样的发展战略,已经基本结束,需要向内需主导的经济转型。这样,随着国内经济的发展、人民收入的提高,工业设备需要进一步进口替代,一部分居民消费品也需要进口替代。向世界开放市场,更大范围吸引国外游客到中国来,更多地使中国的服务走向世界。(2)更多地寻求区域合作,特别是形成双边和多边的自由贸易区。积极推进东北亚自由贸易区、东盟与中国自由贸易区、中亚自由贸易区,甚至更广泛的太平洋自由贸易区的形成和建设。在促进相互投资、扩大相互贸易便利、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等方面,实行更高层次的开放。

  适应这种更高层次的开放,将进一步加快国内各项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1)健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形成公开公正的司法保护程序,完善申诉、调节、诉讼、仲裁、审判、赔偿、执行、监督等社会和司法流程。(2)促进国内生产和服务标准体系的建设,理顺按标准体系建设的体制,形成企业、行业组织和政府三结合的标准形成、完善和认证制度;既考虑中国生产和服务的技术水平,又要向国外先进制造和服务业水平靠近,制定反映中国产业技术水平和促进其提高的各项标准。(3)改革行政审批、许可、执法等体制,清理不适应开放的行政法规,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审批、许可和年检等,使经济管理体制与国际现代市场经济体制接轨。(4)法律法规和行政及司法程序要公正、公开、透明。逐步改革对国有企业进行的各种特殊保护和优惠制度,对外资开放的产业也同样对民资开放,形成国内国外投资者、国有和其他所有者都能平等竞争的体制格局。

  (二)不搞经济霸权和经济侵略

  中国在对外经济交往和合作中,恪守市场经济的原则,在国际投资、贸易及分工和协作中,谋求双方和多方共赢,决不以大国和强国的姿态进行经济交往,决不搞经济侵略。

  形成保护产权、统一规则、协议约定、等价交换的公开、公平和公正的双边和多边投资贸易环境。(1)在未来的发展中,中国旗帜鲜明地反对投资和贸易保护主义。比如,反对滥用反倾销和产业损害调查、过高的生产服务标准等非关税壁垒、单方强行开征碳排放税等损害自由投资和贸易的做法。(2)在投资国内市场方面,对内资和外资平等,实行同等国民待遇,不歧视国外投资,使内资和外资在中国市场上公平竞争,互相促进管理和技术水平的提高。(3)中国不以极端的措施来应对投资和贸易争端,而是先进行双边协商尽量形成共识;再寻求国际贸易组织等国际性第三方中立组织进行仲裁和裁定;对恶意的贸易保护主义行为,在双边协商和国际仲裁及裁定无效的情况下,只进行临时对等的报复性措施,以保护中国国家利益,以此来促使对方行为重新进入正确的投资和贸易规则之内。

  在双边和多边投资和贸易中,不仅考虑中方的利益,也考虑对方,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长远和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利益,实现发展双边和多边的共赢。各国有自己的经济优势和资源禀赋,中国要根据比较优势和平等互利的原则,参与全球化经济,形成合理的分工协作格局。中国在与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进行投资与贸易合作时,也希望能够帮助它们建立符合国情的产业结构,特别是一些欠发达国家,形成自己的造血机制,能够可持续地发展本国经济。并且,中国注重对经济合作国,特别是不发达国家教育、卫生医疗等方面的支援,使其经济增长有不断成长的人力资本。在与他国的经济交往中,在扩大投资和贸易方面共赢,在政府获得税收、企业获得利润和职工获得工资方面共赢,在双边的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共赢。

  在双边和多边的经济合作中,中国不搞武装侵略,也不搞强权经济侵略。强权经济是以经济大国和经济强国的优势,在双边和多边经济合作中,违反等价交换和平等互利原则而进行的经济交往。经济侵略是以不正当的手段,以国力和武力的强权,掠夺资源,强行要求对方不平等地开放市场等。中国在双边和多边的经济合作中,以保护产权、市场供求和等价原则为重,不以大国的强势,制定有利于自身交往的特殊规则;特别是不以掠夺资源为目的,进行不平等地压迫他国开放市场的干预。在双边和多边经济区域合作中,各国平等协商制定规则,不以大国身份强加自己的意愿,搞经济霸权。

  (三)努力减少中国工业化的负外部性

  中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无疑会加大资源和环境的消耗。因此,世界都在注目中国未来发展对全球资源生态环境的影响。如何应对,是中国发展道路很重要的一部分。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未来30年内,因工业化的发展,仍需要消耗资源,排放总量也要增加。中国是一个人均GDP水平2011年只有5414美元的发展中国家,世界各国平均人均GDP是近1万美元,发达国家在2万到4万美元。发达国家在其从农业社会向工业和城市社会转变时期,也经历了资源高消耗、环境高排放、高污染的阶段。目前,中国人均钢材、水泥、能源、淡水等资源的消耗水平,包括碳排放,也远低于发达国家水平。在本世纪中叶要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发展水平,中国发展的任务还很重,要推进城市化,要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要在城市、住房、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大量的建设,因此,人均消耗能源等资源和排放水平及总量,处在一个上升期。这是不可避免的。先发展的国家,要求后发展国家以不发展的代价,来解决全球资源生态环境问题,是不公平的。

  印度代表在德班会议上指出,只有20到30多年碳排放历史的发展中国家,不应与已进行200多年大规模碳排放的工业化国家承担同等的减排责任。世界上已经有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框架”,即《京都议定书》。发达国家非但没有落实,还要求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大国与发达国家一样总量减排,这严重违背了公平原则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中国在会上支持印度的立场,表示“发达国家率先减排,发展中国家要减贫,要发展,还要保护环境,发达国家应予以资金和技术支持,但发达国家远没有落实 [1]。这就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处理发展与环境关系上的区别。

  其次,面对未来繁重的发展任务,中国积极参与多边和国际组织进行的气候资源等全球问题的磋商,制定排放和消耗标准,承诺在自己最大努力下能够完成的节能和排放限制。未来十年,中国发展处于限排阶段,即排放量可以增长、但增长率不可以上升,到2020年,中国将全面实行减排。在中国政府代表的不懈努力下,2011年底德班会议形成了最重要的三项共识:一是坚持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授权,坚持了双轨谈判机制,坚持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二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期限将由2012年在卡塔尔举行的气候大会上作出决定。三是在资金问题上取得了重要进展,决定启动绿色气候基金,尽快建立董事会,完成相关的法律和运行原则。这一基金规定,从2013到2020年,发达国家每年要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用于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德班会议的最大成果,就是延长了被其称为“神圣法律框架”的《京都议定书》。根据气候框架协定的维持,意味着“保证每年至少10%的环境技术投资增长”,这将有力推动一些国家的产业升级和科技进步。 [2]

  中国作为《京都议定书》缔约国中的发展中国家,目前不属于强制减排的国家,不具有国际法上的强制减排义务。但是,中国政府在哥本哈根和德班气候会议承诺,2020年前把单位GDP碳排放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少40%—45%,2020年以后有条件地接受强制减排协议,中国将承担与自身发展阶段和水平相适应的责任及义务。中国提出“十二五”时期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17%。[3]

  再次,中国将努力通过比例和总量控制、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扩大森林覆盖率、转变发展和生活方式以及价税改革等方式切实减少中国发展中对全球资源生态环境的影响,在这方面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将按照承诺的减少排放,通过指标分解,给各行业和各地方下达任务。严格执行法律法规,督促地方政府和企业在节能减排上积极行动,并且严惩违规行为。

  (四)推进科技教育文化等人类共同文明的交流

  未来发展过程中,中国在对外交往中除了不输出意识形态外,将积极参与和促进世界各国和各地区间科技教育文化等人类文明方面的交流。

  中国在人类文明方面,不仅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吸取了全世界千百年来形成的各种文明,包括平等、自由、民主、法制、秩序等政治文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借鉴和吸收了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形成的如财政预算公开民主等现代文明的政治体制。

  中国将继续秉承开放的心态,在严格保护知识产权的同时,继续引进和学习国外先进的科技知识,为中国的现代化所用;另一方面,既对一些发展中国家优惠地提供自己已经成熟掌握的技术,推动政府和民间进行科学教育交流的项目,帮助它们发展;也将在保护产权和平等交易的基础上,交流产业技术和文化产品,推进文明的共享和进步。

  作为一个有几千年文明史的国家,中国有着深厚的民族文化,形成了中华文明。这些文化和文明包括人类的价值观,行为准则,阴阳五行哲学,中医理论,民族习俗,民间绘画、音乐、戏曲等等艺术,建筑特色,饮食文化等等。作为中华民族,不仅要传承这些祖先留下的文明,还要与世界各民族交流,与他们分享我们的文明。

  宗教也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应当本着政治信仰与宗教信仰分开的原则,政治与宗教相分离,宗教不得干预和参与政治;宗教也要依法传教和信教,不得违法从事宗教活动。特别是要严厉打击极端宗教主义,以及与极端宗教主义结合的极端恐怖主义传播、行为和活动,保持社会的安宁。但是,中国在宗教文明的国际交流中,尊重宗教信教自由,鼓励宗教中行善、除恶、助人等教义的发扬,充分发挥各种宗教文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

  (五)承担应尽的全球责任和义务

  中国在国际社会关系中,不仅要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同时也要承担自己的义务,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首先,中国积极提出和参与全球推动维护世界和平、缩小发展差距、消除人类贫困、保护全球环境等方面的倡议及其规则的制定。在2011年底的德班气候大会上,中国代表并没有仅仅从坚持自身发展的利益去考虑问题,而是从全人类保护环境和缩小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差距这样的思路去平衡利益,以负责任的态度,积极合作,推动协商,最终和各国代表达成了德班共识。中国在整个21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将始终怀着这样的心态,考虑自身发展与全人类利益的平衡,做一个负责任和努力尽全球义务的大国,推动各项规则的制定和决议的出台。

  其次,认真和严格履行联合国和其他世界组织共同表决达成的决议,在反对恐怖主义、维和、援助不发达国家、减贫、控制排放和污染、保护生物多样性、消除贸易保护主义、共同对付全球性经济危机等等世界性的事务中,不偷工减料,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努力完成应承担的工作和任务。

  再次,中国不仅认真和严格履行国际共识形成的全球义务,也将根据自己的能力,主动承担对非洲、南亚等欠发达国家在促进其经济增长、发展工商产业、缩小南北差距、减少极端贫困、提高教育水平、改善卫生条件等方面,进行双边和一对多边援助。温家宝总理2010年对发展中国家提出中国推动发展中国家民生事业发展、减免最不发达国家债务负担、深化与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合作、继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一定规模的优惠贷款和优惠出口买方信贷融资支持、拓展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关系、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合作、帮助发展中国家开发人力资源等六个方面的主动援助。2006年以来,中国政府前后两次减免非洲国家欠华债务共约200多亿人民币。另外,2010年2月,中国国务院批准了减免伊拉克欠华债务的80%,减免债务约为68亿美元。[4]

  最后,中国在未来的发展中,将处理和平衡好国家利益与全球利益之间的关系,在全球全人类利益方面,负起更多的义务和责任。比如,在中国发展与全球资源生态环境的关系上,如前所述,中国将通过一系列的措施,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尽最大努力减少对全球资源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为人类创造一个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生态环境良好的家园。

  (六)不称霸,与世界各国和平相处

  完善和推进联合国协商民主。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对话,协商解决争端,是国际政治生活的一个准则。不仅在一个国家内部有协商民主,也需要将协商民主的理念贯彻于国际政治秩序之中。世界各国,不论大小,在国际社会政治、外交、经济等事务中一律平等。因此,在联合国应形成重大决议的各国参与和投票制度。

  推动建立和形成一个新的世界治理制度。不谋求大国强国主导政治的霸权,积极推动国际政治新秩序的建立,尊重发挥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在管理全球事务中的作用,形成一个合理、公正、公开的全球治理新结构。

  中国在世界上不称霸,不以武力威胁别国。从历史上讲,中华民族是一个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与周边许多国家解决了一系列的争端问题。从未来讲,中国无意在世界上称霸。中国的国防事业和军事力量,主要用于防御,保家卫国,反对恐怖势力;主要用于大国之间军事力量的平衡和制约;用于保证中国世界上航运的安全通道;用于在联合国决议中承担的维护世界和平义务等。

  当然,在国家的核心利益方面,决不让步。如有悍然侵占中国领土和领海的,在非武力解决无效的情况下,我们不排除用武力捍卫国家利益。

 

  注释:

  [1][2] 裴广江等《德班气候大会最后一刻达成共识》,载于2011年12月12日《环球时报》。

  [3] 《中国准备好了吗》,载于2012年2月13日《中国民航报》。

  [4] 《中国再次大规模减免他国债务已减免非洲国家200多亿》,载于2010年9月23日《南方周末》。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