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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投资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发布时间:2014年04月09日 | 字体放大 | 字体缩小

作者:彭涛 唐未兵 | 来源:《 光明日报 》( 2014年04月09日 15 版)

  促进粗放型、数量型经济发展方式向集约型、质量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成国人的共识。在此背景下,长期依靠投资拉动增长的模式受到广泛的质疑。但事实上,投资本身并不是制约发展方式转变的“罪魁祸首”,合理、适度、高效的投资,不仅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

  投资是稳增长的现实需要

  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努力释放有效需求,充分发挥投资的关键作用,这不仅是坚持“稳中求进、改革创新”工作总基调的基本要求,也是在世界经济仍然充满不确定性和复杂性,各类风险和挑战仍然较大的背景下,巩固国民经济稳中向好、促进经济社会大局稳定的现实需要。

  从历史的角度分析,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较大。“十一五”期间,我国GDP年均增速为11.2%,消费为18.1%,投资为19.78%,投资不仅从数额上超过了消费和净出口,而且每年的增速都超过了GDP和消费。“十二五”以来,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超过了50%,其中2010年和2011年分别达到54.8%和54.2%,超过消费的贡献率。

  就现实而言,目前消费和出口仍难当重任。以国际市场的需求增长作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两头在外,发展的进、退、快、慢由人不由己。特别是金融危机发生后,全球贸易急剧萎缩,中国净出口额从2007年的2.34万亿元降低到2011年的1.22万亿元,占支出法GDP份额从8.8%下降到2.6%,重回2011年前的水平。扩大消费始终难见明显成效,由于住房、社保、医疗等各种制度的缺失,各种刺激政策效应较小并不断递减,农民消费低于市民消费,市民消费低于政府消费,政府消费低于资本形成增速始终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发展的现实。

  从长远来看,今天的投资结构就是明天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出口结构。产业结构的调整不可能自发进行,过剩产能的淘汰,新兴产业的兴起,总是与投资活动密切相关,可以并且必须通过投资方向加以正确引导。同样,投资方向和强度也决定了社会消费品的数量和品质,决定了出口产品的结构和竞争力。某种程度上,投资也是消费,加大投资也是扩大消费的有效实现形式,有专家测算,每100元投资可带动约57元消费,通过扩大有效投资,可以实现投资与消费在更高层次上的平衡协调。

  因此,投资是经济活动中最基本、最关键的要素之一,调结构,转方式,稳增长,需要继续加大资本投入。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调整投资结构

  投资要在调结构、转方式、稳增长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必须克服由于投资结构不合理所导致的一些突出问题。这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投资增长依然主要来自土地城市化的驱动。去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为20.1%,基本与2012年持平,但结构出现了分化,制造业投资相比2012年同期有所下滑,而基建与房地产投资成为投资增长的主力。在货币增速超过实体经济需要、实际利率长期偏低的情况下,巨额资金追逐具有金融属性的资产,使得房地产等部门快速膨胀并出现泡沫。实体经济投入不足,投资未能真正意义上转变为社会生产力。

  过分趋同的投资方向导致了产能过剩。由于资本的逐利性,以及地方政府的行政利益驱动,往往在某一个行业一哄而上,缺乏对全国一盘棋的统筹协调,导致了大量的重复建设和过剩产能,部分行业甚至出现了长期性和绝对的产能过剩。传统产业中,2012年钢铁产能过剩达到21%,水泥28%,电解铝35%,汽车12%,有色金属产能利用率由2007年的90%下降到65%。战略性新兴产业中,目前我国太阳能光伏电池产能占全球的60%,风电设备产能3000万~3500万千瓦,而产量只有1800万千瓦,产能利用率低于60%,光伏电池的产能过剩达到95%。2013年一季度全国工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仅为78.2%,是2009年四季度以来的最低点,建材、运输设备制造、媒体采选业产能利用率已降至75%以下。

  投资主体“国退民进”的格局尚未形成。从投资效益分析,政府投资往往带有较多的行政属性和非经济因素考虑,而民间投资则更灵活,更高效,也更能准确反映市场的实际需求。虽然近年来随着中央系列政策刺激,民间投资有了长足发展。但是也还存在“优惠政策看得见享受不到、准入领域想进去进不去、地位平等说得到做不到”等问题。同时,民间资本投入方向单一,主要涉及制造业和房地产等少数领域,金融、通信等新兴服务业进入较少;质量效益有待提高,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力相对较弱,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度相对较少,对带动就业的效果相对较差。

  调整投资结构的路径选择

  调整投资结构,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转变,关键是要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战略部署,进一步深化改革,增强投资的合理性、有效性和高效性。

  科学合理确定投资方向。国内外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投资结构的调整是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经济结构的重要手段。依靠增量注入,可以弥补产业“缺口”和结构“短板”。要通过规划控制、产业政策引导、鼓励和惩罚机制等方法,促进资金投入向“三农”、保障性住房、民生工程、节能减排和生态建设、自主创新倾斜,进一步加大对经济社会薄弱环节、科技、民生、环保、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资金支持,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排放和产能过剩行业投资,推进经济发展向低碳、绿色增长转变。

  政府投资要“有进有退”。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要求,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进,主要是按照中央要求,政府投资重点投向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领域,发挥“四两拨千斤”的杠杆作用,集中力量办大事。退,主要是考虑当前普遍存在的地方政府建设资金紧张的难题,通过多途径优化增量、盘活存量、做大总量。一是对燃气、电力和非基本公共服务等经营性领域,放开建设市场,政府不再直接投入,突出以市场运营为主,积极推行投资主体招商。二是对轨道交通、收费公路、污水垃圾处理等准经营性领域,政府投资优先保障配套投入,通过建立投资、补贴、价格协同的多渠道补偿机制,为投资者获得合理回报,大力推行特许经营。三是对基本公共服务、排水、普通公路及城市道路等非经营性领域,采取捆绑式项目法人招标,由社会投资人组织实施,由政府回购或购买服务。四是对现有国企盘活存量:完全竞争领域的,采取出售、转让等方式回收资金;长期亏损的,采取破产、兼并等方式实现“止血”;资产规模较大的,采取股权转让、增资扩股、合资合作等方式减持套现;优质资产,采取首发或借壳上市大力推动资产证券化。

  突出“放活”民间投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一是放开一批领域。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推动民间资本进入基础设施、基础产业、金融服务、社会服务等领域。结合当前实际,可在市政公用、文化旅游、健康养老、医疗卫生、交通物流、农林水利、教育培训、工业地产等行业,进一步向民间资本放宽准入。二是铺开一批试点。要把政策转化为生产力,在不同行业选择一批示范项目,探索采取不同支持方式。对养老、医疗、污水垃圾处理等公共服务项目和公用事业项目,注重从支持生产方转向支持运营方;对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物流、文化、工业地产等产业项目,注重从支持供给方转向支持需求方。三是普惠一批政策。保障民企平等享有用地、税费减免等政策优惠,推动省、市属国企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在电网、电信、铁路等非竞争性领域,逐步扩大民间投资参与力度。

  对行业投资进行合理布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经济刺激政策,投资往往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容易引起一些行业和项目扎堆上马,造成产能过剩。因此,要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的产业投资进行科学规划,尽快建立产能过剩预警机制,通过多种形式将产能过剩的情况反映出来,发出预警信号,以便企业及时了解宏观信息,正确判断市场供求变化趋势,做出合理正确的投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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