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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绩效: 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核心要素

发布时间:2014年04月21日 | 字体放大 | 字体缩小

作者:张明军 易承志 | 来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6期

  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在道路、理论和制度三者的关系中,制度是重要保障,对道路和理论的自信最终要落实在制度自信的基础上并体现为制度自信,而对一项制度是否自信、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自信以及能否坚持这种自信,在根本上又

  与该项制度的绩效如何以及该种绩效能否持续密切相关。因此,厘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绩效与制度自信之间的关系并且促进两者的良性互动,对于大力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制度绩效与制度自信的内在逻辑

  ( 一) 制度绩效的内涵与构成

  制度绩效是指制度实施的效应、效果或功能,即“制度绩效就是社会制度的实施效果,即制度是否达到了预期设计目标”(1)。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所谓制度的绩效指的就是制度履行其功能、实现设计初衷和制度目标的能力”(2)。进一步分析,制度绩效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 其一,制度的实施是否产生了一定的效应; 其二,制度实施产生的是什么样的效应。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制度绩效的内涵取决于制度的内涵,只有明确制度的内涵,作为制度实施效果和功能体现的制度绩效概念才能得到准确的认识。马克思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都提出过完整的制度理论,但两者对制度本质的解读是完全不同的。尽管不同的新制度经济学者对制度的界定有所区别,但基本上都把制度看成是约束个体行为的规则。例如,新制度经济学的代表人物舒尔茨把“制度定义为一种行为规则,这些规则涉及社会、政治及经济行为” (3)。另一代表人物诺思( Douglass C. North) 也指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或更正式地说是人类设计的、构建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它们由正式规则( 成文法、普通法、规章) 、非正式规则( 习俗、行为准则和自我约束的行为规范) ,以及两者执行的特征组成。” (4)新制度经济学对制度的个体主义分析与传统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是一脉相承的,但修改了传统经济学建立在个人单纯经济利益最大化和具有完全理性基础上的理性经济人假设,转而将个人经济利益之外的其他意识形态动机和有限理性纳入分析的范畴,因此显得比传统经济学更为符合个体的现实。但是,由于新制度经济学仍然坚持经济人的假设和个体主义的分析方法,导致其模糊了部分与整体质的差别,将制度武断地视为个人选择的产物和个体之间的关系形式,“无法真正把握制度的本质和发展变迁的规律” (5)。对此,詹姆斯·科尔曼( James S. Coleman) 指出,“当社会理论以解释社会系统行为为重点时,实际研究的注意力却集中在解释个人行为上” (6)。与新制度经济学个体主义的制度观不同,马克思认为,个人行为所能实现的利益是由整体社会结构决定的,这种“私人利益本身已经是社会所决定的利益,而且只有在社会所创造的条件下并使用社会所提供的手段,才能达到; 也就是说,私人利益是与这些条件和手段的再生产相联系的。这是私人利益; 但它的内容以及实现的形式和手段则是由不以任何人为转移的社会条件决定的” (7)。因而,马克思以唯物史观为基础,跳出了个体主义的分析框架,从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来分析制度,从而克服了个体主义制度观的诸多缺陷,建立了科学的整体主义制度观。在此基础上,马克思着眼于生产实践活动,对生产力、生产关系和制度三个范畴进行了科学的分析。马克思认为,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 (8)。在生产关系与制度的关系方面,马克思指出,“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9),也就是说,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基础,而制度则分属于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其中一些制度如经济制度属于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例如,经济制度中的所有制就是生产关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在生产关系中,所有制或所有权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因素” (10)。同时,经济制度又是经济基础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列宁指出,“马克思认为经济制度是政治上层建筑借以树立起来的基础,所以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个经济制度” (11)。另一些制度如政治制度则属于上层建筑。这些制度既包括机构,也包括规范机构组成和运行的规则。然而,无论是属于生产关系或经济基础还是上层建筑,根据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制度都需要与社会生产力及由其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相适应,从而马克思“将制度的形成归结为一定生产关系以及与这种生产关系相适应并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社会机构和规则的确立过程” (12)。也就是说,制度完整地包括机构和规则两个方面,但机构能否充分发挥作用又取决于机构背后的规则。因此,规则是制度中的“制度”,是制度的核心和“灵魂”。我们这里更为强调的就是制度的规则意义。这样,制度可以被界定为与既定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相适应并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规则体系。从这种意义上讲,制度绩效是指与既定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相适应并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规则体系在实施中产生的效应、效果或功能。

  对制度绩效的构成主要可以从三个方面理解。一是性质方面的理解。从性质方面来讲,制度既可能发挥积极的正面的效应,也可能发挥消极的负面的效应,前者可称之为制度绩效的正效应,后者可称之为制度绩效的负效应。根据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制度理论,制度绩效的正效应是指制度所发挥的效应能够积极地适应既定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从而维护这种生产关系并且推动现存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进步,而制度绩效的负效应则是指制度所发挥的效应不能适应既定生产力所决定的生产关系,从而不能维护这种生产关系并且阻碍甚至损害现存社会的生产力。生产关系在本质上是社会不同阶级、阶层和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因而,制度作为与既定的生产关系相适应并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社会规则体系也在本质上反映了不同阶级、阶层和集团之间的利益关系。这样,制度在实施中将会受到多种力量的影响,其中既有支持的力量,也有反对的力量,其实施绩效也会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在此背景下,一项制度往往不是发挥纯粹的正效应或负效应,相反,在大多数情况下,一项制度既会发挥正效应也会产生负效应。而制度绩效的总效应则是正效应和负效应合力作用的结果,如果正效应大于负效应,那么制度的实施绩效就体现为正效应; 如果负效应大于正效应,那么制度的实施绩效就体现为负效应。二是层次方面的理解。制度绩效作为制度实施过程中产生的效应、效果和功能,主要从理念和物质两个层面体现出来,因而可以区分为理念绩效和物质绩效。理念绩效指的是制度实施对政治系统及其成员价值理念的维护和增进功能; 物质绩效指的是制度实施对政治系统及其成员利益需要的满足功能。三是内容方面的理解。十六大以来,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从而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扩展为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有研究者也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个方面对于制度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13)。从内容方面来讲,作为与既定生产关系相适应并维护这种生产关系的规则体系,制度内容涵盖了多个类别,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文化制度,因而制度绩效也就分别体现为经济制度绩效、政治制度绩效、社会制度绩效、文化制度绩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法律体系,实际上也可以分别归入各个领域的制度之中,因而从上述四个类别来分析制度绩效能够比较清晰地观察到制度绩效在不同领域的构成。

  ( 二) 制度自信的萌生与条件

  自信,顾名思义,就是自己相信自己。在心理学中,自信被研究者用来描述“个体对自己的积极肯定和确认程度” (14)。制度自信是将自信这个心理学概念借鉴到制度分析中,用来描述包括制度制定者和制度约束对象在内的整个政治系统对自身制度的认可、肯定和确认程度。一般而言,一旦制度制定者和制度约束对象也就是社会公众对制度本身产生认可和肯定等积极评价时,制度自信就萌生了。认可和肯定等积极评价程度越高,制度自信也就越强。

  然而,制度制定者和社会公众为什么会对制度产生认可和肯定等积极评价呢? 也就是说,制度自信的萌生有哪些条件呢? 在这里,我们借鉴伊斯顿“散布性支持”和“特定支持”的概念,提出“散布性制度自信”和“特定制度自信”两个概念。在伊斯顿看来,散布性支持构成了一个友好态度或善意的蓄积池,反映了系统成员对政治系统不求回报的忠诚,甚至还能够帮助成员承认或容忍那些他们反对的或认为会损害其愿望的输出,“这种死心塌地的忠诚反映了一种类型的依附,除了认同或服从一个高尚事业或目标的精神满足以外,人们不指望从中得到任何具体好处” (15)。特定支持则是指系统成员因基于自身利益的需要得到满足而给予的支持,“支持的输入有时是对于系统成员为其自身利益提出、将要提出或已经提出的一个需求给予某些具体满足的一个结果。当支持是以此种方式对需求得以满足的一个报酬时,我将它称作为特定支持” (16)。借鉴上述界定,散布性制度自信可以用来指称因认同制度的高尚目标产生的认可和肯定; 而特定制度自信是指因相信或满意于制度对自身利益需要的满足而产生的认可和肯定。应该说,散布性制度自信和特定制度自信的来源是不同的,前者主要来源于社会公众对特定制度高尚目标的认同,这一认同可能是因为意识形态功能,也可能因为制度目标的真实呈现,然而上述两种认同原因都可以归结为制度的理念绩效; 后者则主要来源于社会公众从特定制度实施中所获得的利益满足,这种利益满足又可以归结为制度的物质绩效。显然,散布性制度自信与制度理念绩效的高低正相关,制度系统的理念绩效越高,那么散布性制度自信越强; 特定制度自信与制度物质绩效的高低正相关,特定制度的物质绩效越高,那么特定制度自信越强。

  ( 三) 制度绩效与制度自信的双维互动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制度绩效的发挥对于制度自信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制度绩效是制度自信的前提和基础。对此,有研究者指出,“制度绩效决定了制度自信,有助于消除制度建设、变革过程中的‘妄自菲薄’,避免‘数典忘祖’式的改革实践”,也就是说,一项制度的绩效越高,那么对该制度的自信也会越强,并且这种自信会越持久。进一步分析,对于制度自信而言,理念绩效和物质绩效都非常重要,而且不可或缺。尽管制度的自信可能一开始来自理念绩效,然而,如果制度长期得不到物质绩效的支撑,那么这一自信就有可能逐渐消解甚至丧失。同样,如果只有物质绩效的支持,而没有理念绩效的导引,那么制度自信就难以从特定制度自信发展为散布性制度自信。而对于制度体系的可持续发展而言,散布性制度自信更为重要。此外,对制度自信而言,制度绩效正负效应的发挥也与之有着密切的相关性。制度绩效正效应的发挥有助于增强制度自信,而制度绩效负效应的发挥则会阻滞制度自信的增强。实际上,这只是制度绩效和制度自信相互关系中的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制度自信也能够积极地反作用于制度绩效,是促进制度绩效提升的重要主观因素。这是因为,如果社会公众对其制度自信,就愈加认同并维护制度的基本架构,且越发努力地去完善其制度,从而更有利于提高其制度的功能和绩效。也就是说,制度绩效与制度自信形成了一种相互推进的双维互动关系。

  二、影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绩效生态和阻滞因素

  制度绩效是形成制度自信的前提和基础,制度绩效正效应构成了制度自信的良好生态,有利于促进制度自信的萌生和提升,而制度绩效负效应则会成为制度自信的阻滞因素,导致制度自信的消解甚至丧失。制度绩效对于制度自信的作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证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整套相互衔接、有机构成的制度体系,“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这些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18)。可以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涵盖了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制度。其中,从层次上来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 从领域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包括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

  ( 一) 制度绩效的正效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增强

  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和不断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契合了中国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实施过程中日益发挥了显著的制度绩效正效应。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作为制度绩效的客观社会存在,直接催生并影响着作为社会意识的制度自信不断发展。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实施所发挥的正效应对制度自信的增强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 经济制度绩效正效应的发挥与制度自信的成长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制度建设的一个主要内容是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揭开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1979 年11 月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主张(19)。1992 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 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0)这一论述从根本上破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做分属于两种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从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发展彻底扫除了思想上的障碍。同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1997 年党的十五大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确立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21)。在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得到确立和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包括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税收制度、财政制度等在内的各种具体经济制度也不断得到发展和完善,与基本经济制度一起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确立和不断完善,不仅适应了改革开放形势发展对经济制度建设的需要,而且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的发展。相关研究指出,“改革开放以来长达 30多年的高速增长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持续时间最长的高速增长,从 2000 年到 2010 年,中国超过西方 7 国中的 6 个国家,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如果以脱贫的人数为指标,那么中国过去 30 年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总和,因为世界上 70% 的脱贫是在中国实现的; 如果以经济发展为指标,那么中国的成就超过所有转型经济国家的总和,因为过去 30 年中,中国经济增加了 18 倍之多,而转型经济国家总体上为 1 倍左右。” (22)上述数据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制度实施的巨大绩效。这种经济制度绩效所衍生的正效应,有力地推动了人们对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自信由危机到再生的转型。这不仅表现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等基本经济制度和具体经济制度已经深入人心,而且表现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经成为社会大多数公众的共识和自觉实践。

  2. 政治制度绩效正效应的发挥与制度自信的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包括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以及建立在上述制度基础上的具体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 30 多年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日益健全和完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得到进一步坚持和发展,在此基础上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不断提出、建立和发展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具体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的不断推进及其实施促进了制度实施绩效的正效应不断提高,而正效应的发挥又促进了制度自信的增强。如浙江温岭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温岭各地在结合本地实际推行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民主恳谈、参与式预算等具体的实现形式,并在实施中发挥了明显的正效应,促进了制度自信的增强。温岭的民主恳谈开始于1999 年6 月25 日所辖松门镇召开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教育论坛”,这次活动吸引了“200 多名自发赶来的群众与镇领导进行了平等对话。内容涉及方方面面,大到镇村规划,小到邻里纠纷、生活琐事。镇领导对群众提出的问题予以了现场周详的回复。有的问题当场予以解决,当场不能解决的则给出了具体的解决时间和措施”。(23)由于活动达到了双方满意的效果,温岭市委及时进行总结并在全市各乡镇和行业进行了推广。2000 年,温岭市委将各地涌现出来的形式丰富的“民情恳谈”、“农民讲台”、“民情直通车”等类似活动统一定名为“民主恳谈”,开始走上制度化的轨道。2004 年 3 月,温岭民主恳谈获得第二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温岭民主恳谈开辟了社会公众有序政治参与的新途径,改进和完善了地方党和政府的执政方式、社会治理方式和决策方式,提高了当地政府的决策能力和决策水平,提高了当地群众对政府的信任感和认同度。”(24)上述实践表明,温岭开展的形式多样的基层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不仅“开启了基层协商民主的新路径,为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了鲜活的经验资源”(25),也成为政治制度绩效正效应促进制度自信提升的一个典型案例。

  3. 社会制度绩效正效应的发挥与制度自信的增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实际上是指与政治、经济、文化并列,以社会保障为重点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制度。(26)”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社会制度建设。2004 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强调“加强社会建设和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创新”。2006 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领域包括社会保障制度、应急管理制度、社会利益协调制度、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制度在内的社会制度建设作出了重要部署。经过 30 多年的努力,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制度建设发挥了显著的绩效正效应,社会保障水平明显提高,应急管理能力不断增强,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程度持续提升,社会利益协调能力和社会综合治理的能力日益增强。以社会保障制度的实施绩效为例,2004 年宪法修正案第 23 条明确了“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之后国家大力推进社会保障制度建设。随着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的加强,各类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范围不断扩大,据统计,“目前全国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的总人数达到约 13 亿人,基本实现了人人享有基本医疗保障。截至 2011 年底全国共有 17 个省的339 个县自行开展新农保和城镇居民养老保险试点,参加人数达到3. 3 亿人,城镇职工失业、工伤、生育保险参保数也逐年增加”。(27)随着社会制度绩效正效应的不断发挥,社会制度的自信日益增强,社会公众尤其是城乡低收入群体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认同不断加深、对基层社区管理和自治制度日益肯定、对正在推进的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及其相关制度的期待进一步增强。

  4. 文化制度绩效正效应的发挥与制度自信的提高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和精神家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根据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发展规律和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不断推进文化制度建设。经过30 多年的努力,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化制度建设呈现了显著的绩效,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断发展,城乡公共文化服务水平日益提升,文化市场活力不断增强。据十八大期间召开的文化体制改革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情况新闻发布会介绍,通过改革,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已经形成。截至2012 年9 月 10 日,全国承担改革任务的 528 家出版社、3000 多家新华书店、850 家电影制作发行放映单位、57 家广电系统所属电视剧制作机构、38 家党报刊发行单位已经全部完成转企改制。2011 年全国表演艺术团体演出达到 155 万场次,比 2008 年增加 64. 5 万场次。演出收入达到 52. 8亿,比 2008 年增长 32. 3 亿。全国每年有六至七亿人参加全民阅读活动。服务农民的农家书屋工程,累计投入各类资金 180 多亿元,比计划时间提前三年建成农家书屋60 多万家,已经覆盖全国所有具备条件的行政村。(28)随着文化制度绩效正效应的不断发挥,社会公众对文化产业体制改革的认同进一步提升,对公共文化服务体制的改进日益认可,对文化市场体系建设充满期待,对中国文化市场日趋繁荣和软实力提升的信心不断增强。

  ( 二) 制度绩效负效应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阻滞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建设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各个领域的制度已经初步形成相互衔接的有机体系并不断发展健全,制度实施绩效的正效应不断彰显,但与此同时,不同领域的制度绩效都仍然显露了一定的甚至是不可忽视的负效应。如廉政制度建设,据统计,“2007 年 11 月至 2012 年 6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 643759 件,结案 639068 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668429 人” (29)。上述数据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廉政建设形势的严峻性。其中一个核心因素就在于廉政制度建设的局限性,这种制度建设的缺失又严重制约了制度实施的效果,并继而带来社会公众对制度自信的阻滞,导致部分社会公众“已经习惯于抱怨腐败现象的猖獗和反腐败的措施如何不力”(30)。对此,部分学者构建了一个由机构支柱和核心规则构成的国家廉政制度体系,并强调了规则缺失对廉政支柱作用发挥的严重制约,认为“经过 60 年的努力,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现代国家廉政制度体系的机构性支柱,但保障这些机构性支柱充分发挥作用的核心规则体系仍然存在着严重缺失或不健全的问题,从而影响到这些廉政支柱作用的发挥”。(31)此处对廉政制度的界定是比较宏观的,本文所强调的制度,实际上是指保障机构有效运行的核心规则体系,而核心规则的缺失直接影响到这些廉政支柱效能的发挥。例如,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监督一府两院工作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工作的重要职责,但这种监督权缺乏否决权或不信任动议权等核心规则的支持而缺乏足够的威慑力”。(32)再如,执政党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执政党的监督在当代中国廉政建设体系中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而执政党的监督又主要是通过各级纪委来承担的,然而当前纪检工作的效力发挥也受到了制度设置的制约,如“现行纪委的工资福利、人员编制归同级政府管辖,机关干部任免归同级党委管辖的体制,不利于纪检工作开展”。(33)其他的监督主体如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在监督过程中也存在着类似的制度缺失,影响了其监督效力的发挥。另外,当前我国各监督主体的职责权限尚未在制度上厘清,造成了其协同性不足,“阻碍了政治监督体系的整体优化与监督合力的形成”。(34)廉政制度建设的缺失,制约了制度实施的功效,使我国在反腐过程中难以达到广大人民群众预期的效果,致使人们对反腐制度的科学性和有效性产生信任危机,从而阻滞了制度自信的增强。具体分析,当前产生诸种制度自信阻滞的原因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1. 从制度生态分析视角而言,当前制度建设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制度生态分析关注的是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与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技术等因素在内的外在环境之间的互动关系。1980 年,阿尔蒙德( Gabriel A. Almond) 与其合作者在出版的《当代比较政治学》一书中指出,“如果我们要对政治作出合理判断,就必须把政治制度置于其周围环境之中,看出这些环境如何对政治选择施加限制,又如何给政治选择提供机会。”(35)在这里,阿尔蒙德等人实际上强调了制度生态分析的方法。制度生态分析关注的是制度与外在环境之间的动态平衡,外在环境是动态变化的,面对环境变化产生的新要求,需要对制度自身进行动态的调适,以实现制度与环境之间的生态平衡。将这种方法借鉴到制度绩效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改革开放的推进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需要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的密切跟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对于经济社会的发展要求不能从制度上作出及时回应,那么现有制度实施的绩效相对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而言就会不适应,甚至可能起到反作用。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遇到了此种问题,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生产关系的变革,由于制度建设赶不上环境动态变化的新要求,因而制度在实施中难以发挥应有的正常功能,甚至产生了一定的负效应,影响了制度自信的提升。

  2. 从制度自身视角而言,不同领域制度建设呈现出问题的多元性

  改革开放以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了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设,但与经济社会的动态发展要求相比,当前不同领域制度建设还存在一些具体问题。一是经济领域。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效率和公平两者程度都还有待提升并且没有得到很好的结合。一方面,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仍有待进一步优化; 另一方面,利益分配的公平问题日益凸显,以城乡居民绝对收入比值为例,2011 年达到 3. 13∶ 1,而“世界银行各国居民收入数据显示,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比值在 1. 5∶ 1 左右,超过 3∶ 1 的国家很少” (36),这在一定程度上凸显了我国利益分配的公平问题。此外,效率与公平两者尚未得到合理平衡,主要体现为效率在分配中受到较大的关注,而公平受到的重视还不够。二是政治领域。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相比,当前政治制度所存在的问题较为严重,如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如何进一步落实的具体措施尚需进一步优化,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还有待进一步丰富,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还不够有力。三是社会领域。相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而言,当前社会制度也存在一些不适应的地方。主要表现在户籍制度改革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不够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社会管理的体系、体制和机制都还存在部分缺失。以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为例,尽管当前我国在社会保障扩面上已经做了大量工作,社会保障覆盖面逐渐扩大,但仍然存在城乡社会保障水平不平衡、社会保障缴费负担过重、社会保障水平较低等问题。四是文化领域。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要求相比,当前文化制度还存在一些不适应的地方,例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文化制度的结合还有待进一步提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够完善,政府与文化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文化单位内生动力和激励机制缺乏,文化产权制度不够健全等。上述诸种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了制度绩效负效应的产生,制约了制度自信的增强。

  3.从制度建设与制度实施的关系视角而言,当前制度建设与制度实施之间存在一定的脱节

  制度绩效是制度实施所产生的效应、效果和功能。一项制度的绩效如何,不仅取决于制度本身的内容,而且取决于制度是否得到了贯彻实施。导致制度绩效负效应和制度自信危机的因素固然与制度自身的建设有关,但制度没有得到贯彻落实或被选择性实施也是重要因素之一。近年来,学术界着重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研究,部分学者认为,当前一些制度仍然存在重制度制定、轻制度执行的问题,部分具体制度在实践中未能有效贯彻执行,有的制度甚至流于形式,制度的规训、约束作用未能充分发挥”。贺东航和孔繁斌则以中国集体林权制度改革为例,指出“在压力型的体制之下,面对来自中央作为政治任务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地方政府不得不扮演两种角色,在‘完美行政’和‘地方利益代表者’中进行相机修正,以致集体林改政策在贯彻执行过程中难免出现失真性问题”。(37)郁建兴和高翔在分析地方政府选择性实施制度原因的基础上,认为“问责有限的分权”,“即地方政府行为缺乏外在约束,包括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司法体系等横向问责机制的不健全和以人事权为核心的纵向问责机制的局限性”(38)是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由此可见,制度建设与制度实施之间的脱节是一个现实问题,而这一问题的存在将限制制度绩效正效应的发挥,并进而阻滞制度自信的巩固和发展。

  三、制度绩效维度下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由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个领域制度相互衔接、有机构成的完整体系。改革开放以来,各个领域制度实施绩效影响制度自信,体现了共性和个性的结合。这样,对于如何从制度绩效的维度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就可以从共性和个性或整体与个体两个层面分析。这里的共性主要是指整体制度层面,而个性则主要是指具体领域制度层面。值得注意的是,无论从哪一层面推进制度绩效的优化,都必须从中国国情出发,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在此基础上吸收人类制度文明的有益成果。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建构的逻辑起点是中国特色,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也必须包容和体现人类制度文明的共性,因而应该有选择地借鉴人类制度文明中的合理因素,对此,邓小平曾经强调,“我们的制度将一天天完善起来,它将吸收我们可以从世界各国吸收的进步因素,成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39)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绩效的优化,关键在于立足中国现实,发掘中国特色,绝不能脱离中国国情和实际照搬照抄他国制度模式。马克思在分析东西方不同的历史发展道路时指出,“极为相似的事变发生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中就引起了完全不同的结果”。(40)这对于不同国家立足自身推进制度绩效的优化也有着深刻的解释力和启迪意义。诺斯尽管不认同马克思主义的制度观,但其在讨论制度绩效时也指出,采用另一个社会的正式规则的国家( 例如: 拉丁美洲国家采用的宪法与美国类似) 会有与其起源国家不同的绩效特征,因为它们的非正式准则和执行特征都不相同。总之,制度是深深嵌入在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现实之中的,制度建设必须与一国的历史、文化和现实需要相契合,否则即使建立某一制度,其在实施中也可能因为不能适应该国实际而难以达到既定成效。

  ( 一) 整体制度层面的促进路径

  1. 促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绩效的系统优化,以推动制度自信的整体增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由不同领域制度构成的制度体系,要促进制度自信的整体增强必须不断促进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绩效的整体优化,而不是某一领域制度绩效的单兵突进。实际上,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各个领域的制度是互为支持、相辅相成的关系。任何一个领域制度绩效的持续优化都需要其他领域制度绩效的支持,某个领域制度的“短板效应”会限制整个制度体系绩效的发挥。制度绩效又主要取决于制度自身内容和制度能否得到贯彻实施。因此,为了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绩效的系统优化,应该通过整体部署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建设和实施整体推进,一方面根据环境变迁的动态要求对包括各个领域制度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进行整体设计,使之在内容上有机衔接、相互配合。为此,必须对存在相互排斥性的具体制度进行改革,因为,“如果互斥性制度并存,并共同发挥作用,那将使各项制度的价值目标都难以实现”(41)。另一方面,制度绩效的发挥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制度的实施是否与制度建设目标和内容相符,为此,应该着力推进整个制度体系的贯彻落实。

  2. 促进理念绩效和物质绩效的结构性强化,以增进制度自信的整体提升

  制度绩效包括理念绩效和物质绩效两个层面,制度的理念绩效与散布性制度自信正相关,制度的物质绩效与特定制度自信正相关。散布性制度自信和特定制度自信是制度自信的两种表现形式,两者相互影响、相互支持。一方面,散布性制度自信有利于增强特定制度自信。散布性制度自信主要来自对制度高尚目标的认同和肯定,特定制度自信则主要来自某一制度对特定需要的满足而引起的认同,因而散布性制度自信比特定制度自信通常范围更广、程度更深,也更为持久,从而散布性制度自信的萌生有利于增强特定制度自信。另一方面,特定制度自信为散布性制度自信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如果没有某一制度对特定需要的满足而产生的自信,散布性制度自信仅凭对制度高尚目标的认同也难以持续下去。从分析中可以看出,散布性制度自信因为比特定制度自信范围更广、程度更深和更为持久因而通常也更为重要。但散布性制度自信需要来自特定制度自信的支持,因此,就制度自信的整体增强而言,往往既需要散布性制度自信,也需要特定制度自信,其理想状态是由散布性制度自信主导并且得到特定制度自信补充的系统制度自信。由于制度的理念绩效与散布性制度自信正相关,制度的物质绩效与特定制度自信正相关,为了达成该理想状态,就需要促进理念绩效和物质绩效的结构性强化。

  3. 促进制度绩效正效应的强化和负效应的弱化,以保障制度自信的整体提高

  制度绩效包括正负两种性质的效应。由于制度的制定和实施往往受到多种力量的影响,因而其实施绩效也通常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反映的是复杂的社会利益关系。因此,特定制度的实施往往不是发挥纯粹的正效应或负效应,而可能是在发挥正效应的同时,也衍生着负效应,呈现正负效应并存的复杂局面。在此种情况下,正负效应所占的比重及其动态变化对制度自信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从制度绩效正负效应与制度自信的关系来看,制度绩效正效应的发挥有利于增强制度自信,而制度绩效负效应的发挥则会阻滞制度自信。因此,提升制度绩效的正效应比重,降低负效应比重,将成为推动制度自信的基本思维逻辑。应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建构和正确的手段运用,在正负效应的对冲中,使正效应与负效应之和始终处于正值状态,在不断呈现正值增量的过程中,推动社会公众对制度自信的整体提高。

  ( 二) 具体领域制度层面的促进路径

  1. 效率与公平结合下经济制度的科学与高效。效率和公平是人类经济活动追求的两种目标。正如林毅夫所指出的,“既能够快速地发展经济,又能够使人民均享发展带来的利益,这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目标”。(42)这里的效率是指经济资源配置的优化状态,公平是指有关经济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公平与效率通常被认为是经济生活中的一对矛盾,但实际上,效率和公平两种目标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和共同实现的,没有经济资源配置的优化和高效,就不可能有足够的经济成果和财富来实现公平,而没有经济权利、机会和结果等方面的平等和合理,也不可能真正实现经济资源配置的优化和高效。因此,“公平与效率具有正相关联系,两者呈此长彼长、此消彼消的正反同向的交促关系和互补关系”。(4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大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设,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绩效,极大地促进了经济制度自信。然而,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的目标要求相比,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设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其中主要表现为效率和公平两者程度都还有待提升并且没有得到很好的结合。一方面,资源配置效率仍有待提高。由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没有完全厘清,政府对市场仍然存在一些不当的干预,限制了资源配置效率的优化,“表现为它还保留着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若干重要因素,其中集中表现为,政府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国有经济对市场的控制”。(44)另一方面,利益分配公平问题日益凸显。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积累的经济成果和财富总额不断增长,但经济成果和财富的分配差距却越来越大,不仅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和奋斗目标产生了偏差,也对社会的和谐发展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造成了冲击。因此,为了进一步提升经济制度绩效,增强经济制度自信,就必须坚持公平和效率的共同提升与适时的动态平衡,并以此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建设的理念指导。为了提高经济效率,应该进一步尊重市场规律,通过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方式,健全现代市场体系,积极探索能够极大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公有制实现形式,激发各类市场主体发展新活力,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构建现代产业发展新体系。为了促进利益分配公平并促进效率和公平的有机平衡,应该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深化分配制度改革,消解当前存在的分配不公现象; 加快改革财税体制,完善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的公共财政体系,形成有利于结构优化、社会公平的税收制度; 坚持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在体现公平的过程中,更有效地推动经济制度绩效正效应的发挥,促进人们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自信的增强。

  2. 社会主义民主取向下政治体制的改革与完善。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和具体政治制度在内的政治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有机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其核心目标之一是为了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改革开放以来,党领导全国人民在坚持建国后确立的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的基础上,不断加强政治制度建设,不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显著的绩效,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社会主义民主的程度不断提升,内容更加扩展,形式更为多样,为实现最广泛的人民民主确立了正确方向。然而,相对于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建设的目标而言,当前政治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存在部分滞后现象,原有弊端依然阻碍和制约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例如,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还有待进一步落实,社会主义民主的形式仍然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和提高。为了进一步提升政治制度绩效、增强政治制度自信,必须进一步通过人民代表大会的组织形式,真正落实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丰富民主形式,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 进一步发挥法治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进一步加强廉政制度建设,针对当前我国廉政制度建设中存在的缺失及影响,应该通过制度建设进一步提高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权威和监督效力,理顺各监督主体的职能权限,保障其监督工作的相对独立性; 提高各监督主体之间的协同性。正是由于当前廉政制度建设的缺失限制了反腐倡廉功效的充分发挥,因而,“只有从制度上着手健全各项制度,才能建立根本性的政治权力监督机制”(45),并通过廉政制度实施正效应的积极发挥来增强对于廉政制度的自信。

  3. 和谐发展理念指导下社会制度的调整与认同。包括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制度在内的社会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制度是进行社会建设和推进社会发展的根本保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是当前社会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目标所在,因而促进社会和谐发展也成为社会制度建设的重要指导理念。改革开放,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大力推进社会制度建设,取得了显著的绩效,发挥了显著的正效应,社会的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水平明显提升,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制度自信。然而,相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要求而言,当前社会制度还存在着一些不适应的地方。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发展的基本条件,也是凝聚改革共识使之不断推进和深化的基础。因为,“能够重新凝聚改革共识的,就是将推进公平正义作为改革的基本价值,作为改革的基本目标”(46),而以公平正义为价值导向的社会制度建设则是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与和谐发展的根本保证。因此,要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就应该在十八大报告精神的指引下,加强公平正义取向的社会制度建设。其中,在公共服务制度建设方面,应着重加快改革户籍制度,不断落实自由迁徙权利; 逐步建立健全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不断完善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推进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在社会管理制度建设方面,应着重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建立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和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相结合的社会管理机制。通过社会制度的不断发展,进一步发挥和彰显社会制度绩效的正效应,推动人们对社会制度自信的提高。

  4. 核心价值统摄下文化制度的发展与信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由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四个方面基本内容有机构成的统一价值体系。2006 年,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并着重强调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对于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指出,“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建设和谐文化的根本”(47)。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它具有政治性、先进性、时代性、民族性和适用性等特征”,是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建设和发展的导向价值,也是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建设和发展的生命力所在。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建设必须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统摄下科学推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党大力推进文化制度建设,取得了显著绩效,有力促进了文化制度自信。然而,与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目标要求相比,当前文化制度还存在一些不适应的地方,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文化制度绩效的发挥和文化制度自信的增强。为了进一步提升文化制度绩效、增强文化制度自信,就需要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统摄文化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促进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化; 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合理界定政府职能和文化市场功能,找到两者在促进文化发展上的最佳结合点; 改革文化产权制度,增强国有公益性文化单位活力,完善经营性文化单位法人治理结构,繁荣文化市场。通过文化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化和调适,更好地发挥和展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制度的优越功能和正效应,进而增强社会公众对文化制度的认同和自信。

  注释:

  (1)饶旭鹏、刘海霞《非正式制度与制度绩效———基于“地方性知识”的视角》,载于《西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2 年第 2 期。

  (2)欧阳景根、李社增《社会转型期的制度设计理论与原则》,载于《浙江社会科学》2007 年第 1 期。

  (3)[美]R.科斯、A. 阿尔钦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 1996 年版第 253 页。

  (4)[美]道格拉斯·C. 诺思《制度、制度变迁和经济绩效》上海三联书店 2000 年版第 48 页。

  (5) 林岗、刘元春《制度整体主义与制度个体主义———马克思与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分析方法比较》,载于《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1 年第 2 期。

  (6)[美]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 页。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版第 30 卷第 106 页。

  (8)(9)《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版第 2 卷第 32 页,第 32 页,第 287 页。

  (10) 王沪宁主编《政治的逻辑: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原理》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165 页。

  (11)《列宁选集》第 3 版第 2 卷第 312 页。

  (12)林岗、刘元春《诺斯与马克思: 关于制度的起源和本质的两种解释的比较》,载于《经济研究》2000 年第6 期。

  (13) 程恩富、辛向阳重点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个层面分析了中国制度体系的构成,并将其作为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参见程恩富、辛向阳《论中国模式若干基本问题———兼议若干疑惑》,载于《贵州师范大学学报》2012 年第 3 期。

  (14)车丽萍《自信的概念、心理机制与功能研究》,载于《西南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 年第2 期。

  (15)(16)[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华夏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322 页,第 330 页。

  (17)杨雪冬《以制度自信推动民主政治建设》,载于《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2 年第 6 期。

  (18)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2—13 页。

  (19)《邓小平文选》第 2 卷第 236 页。

  (20)《邓小平文选》第 3 卷第 373 页。

  (2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 上) 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0 页。

  (22)本刊记者《谈中国的制度自信与话语自信———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张维为》,载于《思想教育研究》2013年第 3 期。

  (23)陈朋《民主恳谈: 生长在中国改革土壤中的协商民主实践———基于浙江温岭民主实践的案例分析》,载于《中国软科学》2009 年第 10 期。

  (24)周先苗《协商民主的温岭模式》,载于 2013 年 1 月4 日《浙江日报》。

  (25)陈家刚《温岭改革: 开启基层协商民主新路径》,载于 2012 年 11 月 26 日《学习时报》。

  (26)秦正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形成及其历史意义》,载于《探索》2012 年第 1 期。

  (27)陆永娟《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以权力政治与公益政治的时代变迁为视角》,载于《陕西行政学院学报》2013 年第 1 期。

  (28)参见杨雪梅、周舒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已形成》,载于 2012 年 11 月 12 日《人民日报》。

  (29)戴立言《反腐败重在制度建设》,载于 2013 年 5 月29 日《人民日报》。

  (30)李辉《超越国家中心主义: 中国腐败治理的历史梳理》,载于《文化纵横》2013 年第 3 期。

  (31)(32)何增科《中国目前廉政制度体系总体状况及其有效性评估》,载于《学习与实践》2009 年第 5 期。

  (33)刘守芬、许道敏《制度反腐败论》,载于《北京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 年第 1 期。

  (34)(35) 张明军等《当代中国政治社会分析》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09 页,第 106 页。

  (36)[美]阿尔蒙德、小鲍威尔主编《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展望》商务印书馆 1993 年版第 9 页。

  (37)陈云《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成因的动态测度研究》,载于《中央财经大学学报》2013 年第 4 期。

  (38)贺东航、孔繁斌《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1 年第 5 期。

  (39)郁建兴、高翔《地方发展型政府的行为逻辑及制度基础》,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12 年第 5 期。

  (4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 版第 25 卷第 145 页。

  (41)马桂萍《马克思恩格斯制度观及其对社会和谐发展的重要价值》,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1 年第1 期。

  (42) 林毅夫《经济发展战略与公平和效率》,载于《宏观经济研究》2005 年第 10 期。

  (43)程恩富《公平与效率交互同向论》,载于《经济纵横》2005 年第 12 期。

  (44)吴敬琏《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载于《学术界》2012 年第 5 期。

  (45)清华大学凯风发展研究院社会进步研究所、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中等收入陷阱”还是“转型陷阱”?》,载于《开放时代》2012 年第 3 期。

  (46)《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载于 2006 年 10 月 19 日《人民日报》。

  (47)王正明《价值观: 和谐文化的核心———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结构及其特征的思考》,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7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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