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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发布时间:2014年05月15日 | 字体放大 | 字体缩小

作者:黄益平 | 来源:《新华文摘》2014年第5期

  一、经济增长“新常态”的形成

  最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过去增长模式的鲜明特点是高速增长和结构失衡,自2007年或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恰恰是在这两个方面发生了比较突出的变化。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2012年甚至跌落到8%以下。开始的时候,市场有些恐慌,但现在似乎已经接受,也许7%-8%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另一方面,经济结构也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将在下面的讨论中提供三个方面的证据:一是官方数据已经反映而学者也大都接受的变化,如经常项目盈余缩小;二是官方数据有反映但一些学者不接受的变化,如收入分配的改善;三是官方数据没有反映但部分学者根据分析猜测的变化,如消费占GDP之比上升。如果上述几个方面的变化属实,那么我们有理由说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已经开始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我们将过去的增长模式的形成以及最近的转变归因为生产要素市场的变化。我们认为,过去三十几年我国经济改革政策的实质是不对称的市场化策略,即一方面产品市场基本完全放开,另一方面要素市场扭曲普遍而严重,涉及劳动力、资本、土地、能源和水等。在大多数情况下,投入品的价格被人为压低,当然劳动力成本低更主要是因为供给过剩。普遍压低的生产成本相当于向企业提供变相的补贴而向家户征收变相的税赋,这些做法类似于不断地将收入从家户再分配到企业,人为地提高了生产利润、增加了投资回报、增强了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是过去几十年增长速度很快但结构失衡很严重的根本原因。而最近几年所看到的增长模式的改善,主要也是得益于要素成本、尤其是劳动成本的大幅提高,逆转了过去的税赋与补贴。只不过这个变化才刚刚开始。

  首先让我们考察增长减速。GDP增速下降其实从2011年就已经开始了,最初的减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政府的紧缩政策,包括4万亿元刺激政策退出以及货币政策紧缩等等。不过到2012年3月,政府则开始担心增长减速过于迅速,第一季度GDP增长8.1%,但显然第二季度的增速会低于8%。因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稳定增长,包括对银行实施窗口指导,鼓励它们积极支持正在进行的水利、电力和交通运输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但是GDP增长率仍然一路下跌。增长减速再度引起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2013年年中,政府采取了一些宏观经济措施稳增长,但这些与几年前的刺激政策相比仍然要谨慎许多。

  政策制定者保持相对冷静的态度,容忍增长适度放缓,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实施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后,许多政府官员不愿再度采取激进的措施支持经济增长。当年的刺激政策成功地扭转了经济增长下滑的势头。然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该计划增加了财政风险,制造了不良贷款,导致部分基础设施领域产能过剩,并引发了通胀和资产泡沫。

  第二,对目前经济增长潜力的估计大致都落在6%-8%这样一个区间。世界银行估计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在2011-2015年间为8.6%,在2016-2020年间为7% ;据蔡昉和陆旸2012年估计,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在2010-2015年间平均为7.2%,在2016-2020年间平均为6.1%(图1)。

  

 

  第三,尽管GDP增长减缓至低于8%的水平,就业和通胀等指标却显示没有必要采取积极的宽松政策。CPI先放缓,从1月份的4.5%下降到十月份的低谷1.7%,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又缓慢回升到高于2%。劳动力市场也具有惊人的弹性:2012年,尽管经济增长放缓,劳动力市场仍创造了1270万个新就业机会;农民工数量比一年前增加470万,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总数在一年内增加了980万;二十五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将全国平均水平提升20.2%;农民工月平均工资比一年前增长11.8%。今年经济增长速度比去年低,但新增就业比去年还多。

  我们判断决策者不再热衷于保8%以上的增长速度。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劳动力市场状况的趋紧,在东亚金融危机期间,政府首次提出“保八”的政策目标时,适龄劳动人口年增800万,而到2012年,适龄劳动人口已经下降了350万。我们所观察到的谨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看作是一种策略,以允许经济增速逐步稳定到新的增长潜力附近。当然,未来如果失业率意外上升,政府也可能再次采取更积极的政策以支持经济增长。

  二、经济再平衡的初步证据

  更重要的是近年来经济结构失衡的问题已经在逐步缓解。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变化尚未得到学者和官员的普遍承认。我们在此提供三个方面的证据来支持我们的基本观点。第一个证据是经常项目盈余已经明显下降。过去我们担心经济结构失衡的一个问题就是经常项目盈余庞大,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外部需求,可持续性有问题。同时,经常项目盈余表明我们是个净资本输出国,作为一个本来应该资本短缺的发展中国家,这也颇不寻常。另外,其他国家的一些政客也以经常项目盈余为证据指责人民币被明显低估,迫使我国加快货币升值的步伐。不过,经常账户盈余占GDP的比值已经从2007年的10.8%降至2011年的2.8%和2012年的2.6%(图2)。未来经常项目顺差仍然存在一定程度反弹的风险,但相信外部账户再平衡的大部分过程已经完成。

  

 

  经济再平衡的第二个证据是收入分配已经得到改善。2013年1月中旬,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03-2012年基尼系数测算值,数据显示基尼系数从2003年的0.479增加到2008年的0.491,表明收入分配在此期间持续恶化;此后,基尼系数又逐年降低到2012年的0.474,表明2008年到2012年收入分配逐年改善(图3)。许多中国经济学家对这一结果持怀疑态度。例如,最近西南财经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2010年基尼系数为0.61。对国家统计局数据的一种批评认为统计局忽略了家庭财产收入的差距,如不动产;另一种批评认为统计局低估了高收入群体的收入。我们认为官方基尼系数的估计值确实存在低估的可能性,比如根据李实和岳希明教授的分析,真实的基尼系数也许在0.52左右,而不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0.47。但2008年以来,收入分配不公恶化的趋势已经得到阻止,这一个发现应该是合理的,其中一个理由是劳动力短缺带来的农民工工资大幅度上升。

  

 

  经济再平衡的第三个证据是消费占比可能已经开始回升。官方关于消费的统计数据有许多可疑之处。比如,有国际经济机构估计中国人在海外购买的奢侈品占到全国奢侈品总消费的三分之一到一半,但这一部分没有得到很好的统计。官方数据所反映,总消费占GDP之比从2000年的62%持续下降到2010年的47%,也就是说在十年间下跌了15个百分点。但笔者及其合作者近期的研究发现,消费占GDP的比重其实在2008年后已经开始上升,虽然这一趋势尚未完全反映在官方统计中。他们的估计主要考虑了服务消费被低估的问题,因此首先用与消费相关的社会零售增速与服务销售增速的加权平均得到一个新的消费增长率,并以此推出过去十年消费占GDP之比的估计值。他们发现2008年之前消费占GDP的比重一直在下降,这一点与官方数据相同,但2008年以来消费占比则从48%反弹到2010年的52%,与之相比,2010年官方估计值仅为47%(图4)。

  

 

  但即便是官方数据,也表明了2011年消费占比已经止跌回升,只不过比上述研究发现的晚了四年。据官方数据,2012年消费占GDP之比已经回升到49.4%。

  三、刘易斯转折点与要素市场改革

  如何理解在过去十年间一开始结构失衡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但后来却开始得到改善?我们认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我国政府在改革期间采取了非对称市场自由化的改革策略。产品市场的自由化确保了生产决策符合供求状况,因此资源得到了有效的配置;要素市场的扭曲为经济个体特别是企业提供了额外的激励,有时还为克服市场失灵提供了途径。不论是历史形成还是有意设计,支持要素市场扭曲的重要动机就是为了支持高速的GDP增长。

  要素市场扭曲,包括限制劳动力在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流动的户籍制度、对银行存贷款利率的直接控制、政府机构对能源价格(尤其是石油价格)的调节以及向投资者提供的土地使用费优惠等。多数情况下,这些扭曲压低了要素成本。然而,劳动力是一种特殊情况,因为劳动力市场分割到底会降低还是增加劳动力成本并不明确。丰富的农村劳动力为中国这一典型的刘易斯二元经济体提供了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劳动力成本都较低。虽然廉价能源、资本和土地对推动制造业发展很重要,但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可以说是决定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中国大部分产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领域。

  一方面,包括劳动力在内的低廉的要素成本提高了生产利润、投资回报以及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低廉的要素成本也造成收入从家庭流向企业的特殊机制。多年来,由于家庭收入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停滞的工资率,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家庭收入,导致了结构性问题。首先,这种显著的激励导致出口和投资占GDP比重的不断增加;其次,由于企业储蓄率普遍高于家庭储蓄率,企业利润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上升也增加了储蓄率;第三,由于低收入家庭主要依赖工资性收入,而高收入家庭主要依赖企业利润和投资回报,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第四,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家庭收入的增长慢于GDP,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第五,能源、资本和其他资源不正常的低成本也可能导致浪费。

  如前所述,要素市场扭曲是过去不平衡的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促成因素。同样,近期要素市场的变化也是促使中国经济向“常规发展”转变的主要原因。改革期间,中国经济的独特表现,包括强劲的经济增长和不断增长的结构性风险,主要由低生产成本推动。出于同样的原因,成本结构的逆转也会让中国更像其他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常规发展”模式包括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上升、收入分配更为平等、经济结构更为均衡、产业升级加快和经济周期更为动荡。这些正是过去几年所发生的现象。

  笔者及其合作者预测了要素市场的一些变化。劳动力市场已经明显显示出供给短缺的迹象,近年来不断上涨的工资可以提供证明(图5)。影子银行业务的发展,为“事实上的利率自由化”敞开了大门 。政府也一直在试图改革能源、水和其他资源的定价。简言之,低成本优势和改革政策是推动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成功的两个主要贡献因子,但前者正在急剧衰减。目前而言,最显著变化发生在劳动力市场上,尤其是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刘易斯转折点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和增长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扭转了过去劳动力市场对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影响。工资的快速增长,尤其是在低端市场,会直接降低利润率。因此,这会使过去收入从家庭转移到企业的再分配机制得到反转。由于中国企业的隐性补贴减少,出口和投资活动会减弱,因此,经济将实现再平衡。笔者和蒋庭松应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详细分析了刘易斯拐点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全面影响。

  

 

  也许,近年来增长潜力下降和通胀压力上升比较容易理解。随着经济的发展,增长会放缓,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是因为,与世界技术前沿的差距缩小,意味着更小的后发优势。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包括劳动力短缺和适龄劳动人口下降,进一步加速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出于同样的原因,迅速上涨的工资也会造成通胀压力,因为成本上升只能通过更高的产出价格、更小的利润率或更快的生产率增长或者几者综合加以吸收。

  那么,是什么推动着近年来消费占GDP的比重上升呢?答案是家庭收入。当劳动力存在无限供给时,伴随着快速工业化,工资率比较稳定,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会下降。这一趋势会在劳动力出现短缺、工资迅速上涨以及工资收入在GDP中的份额开始增长时发生反转。事实上,劳务收入占GDP比重已从2007年的41%增长到2009年的47.1%(图6),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消费占比。这也正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在韩国和台湾的现象,当他们各自经历刘易斯拐点后,消费占比开始复苏。

  

  

 

  工资的快速增长也可能是国家统计局强调的近期收入分配改善引起的,因为低收入家庭更多地依赖于工资性收入,而高收入家庭则依靠投资回报或企业利润。如果说过去的趋势是家庭补贴企业,那么新的趋势将是从企业到家庭的收入再分配,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增加工资性收入而挤压企业利润。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快速发展的经济体,所谓的库兹涅茨转折点常常伴随着刘易斯拐点。

  有趣的是,我们看到,最近几年来消费真正提高的原因,也是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条件和相应的工资上涨,而不是政府政策。这也符合我们的论点,即要素成本可能是推高结构性风险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调整要素成本也应有助于缓解一些结构性问题。

  显然,再平衡仍处于早期阶段。例如,根据我们的估算,2010年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2%,大大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经济体70%-90%的范围。通过不断调整工资,这种差距可能会缩小。预期的利率自由化,至少可能导致存款利率提高,会进一步促进再平衡。彻底转变发展模式还需要进一步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超越初级收入分配来改善收入平等,完善社会福体系,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教育,以及促进金融和资本账户自由化。

  四、对新政府经济政策的期待

  李克强总理组阁至今,新政府的经济政策框架尚在形成过程中,海内外各界有各种猜测。不过最近的政策动向和官员言论已经释放出一些非常清晰的信号,表明经济政策策略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发生这个转变的内在逻辑是很清楚的,过去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持续,如何保持长期可持续增长已经成为十分紧迫的政策课题。全球危机以来,学界和政界展开了对四万亿刺激措施的反思。而通常的看法是,四万亿的刺激政策虽然保住了增长,却同时导致了一系列的风险问题,如个别基础设施领域出现了产能过剩的问题,地方政府无节制地举债大大提高了财政风险,银行信贷快速扩张则可能诱发通胀压力、资产泡沫和不良贷款等等。

  学界根据新政府的政策动向和意向总结了“李克强经济框架”(或Likonomics,俗称李克强经济学)。当然这个框架究竟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定义,都存在较大的争议。不过通常的看法是这个框架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政策支柱:第一,不再实施大规模的刺激措施。去年以来,经济增长不断减速,但政府保持相对平静的态度,李总理多次表示,再次实施2008年那样的刺激政策的空间已经非常小,而且政府主导的投资其实也很难持续。第二,去杠杆降低金融风险。最近央行开始改变过去无限量供应流动性的做法,用李总理的话说,就是要“用好增量、盘活存量”,把流动性从投机领域逼回到实体经济领域。第三,实施全面的结构改革。自去年年底以来,李总理一再指出,改革是我国经济最大的红利。最近各部门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各个领域的改革方案,我们也许会在三中全会期间看到一个综合性的方案,重启延缓了将近十年的改革进程①[①黄益平、常健和Joey Chew, “What to expect from Likonomics?”, China: Postcard from Beijing, June 27, 2013, Barclays, Hong Kong. 黄益平,“What Likonomics has to offer?”, China Daily, July 4, 2013.黄益平, “China turns to Likonomics”,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 July 8, 2013.]。

  我们认为“不刺激、去杠杆、搞改革”三个方面比较清楚地概括了自去年年底以来李克强总理和其他决策者一再传递的政策意向。需要指出的是,“不刺激”是指政府不太会再实施大规模的投资支持过高的经济增长,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不再实施宏观稳定政策。相反,经济下行时政府采取财政与货币政策扩张,而经济上行时政府采取政策紧缩,这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比如2012年第四季度,政府实际是大幅增加了铁路投资。不过宏观稳定与刺激政策有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前者是减少波动,但不人为地支持过高的增长速度,而且政策措施应该比较严格地限定在财政与货币政策的范围内,而不是以举国体制(包括动员银行、国企及各级政府)来支持增长。因此,“不刺激”与最近李克强总理提出的经济增长的上、下限并不矛盾,上限是不让经济过热,这是由通货膨胀界定的;下限是不让经济过冷,这是由产能过剩和失业界定的。执行“上下限”的实质就是让经济增长稳定在增长潜力附近,不过这个增长潜力已经缓步下行。

  如果说“不刺激”的目标就是不采取过激的措施支持增长,并逐步接受日益走低的增长潜力,“去杠杆”的含义和手段就更加复杂一些。一个重要的背景是从2008年到2012年,信贷与GDP之比已经从75%提高到200%。全球范围比较,200%并非一个特别突出的数字,但过去五年的快速增长却是举世罕见的。罗格夫和莱恩哈特在《这一次不一样》一书中考察了过去八百年来的金融危机,他们发现任何一个国家在经历了一段快速信贷扩张之后,都不得不面对或大或小的痛苦的调整。更重要的是,最近一段时间,融资增长与经济增长严重偏离,意味着许多金融交易投机性比较强,没有直接支持实体经济活动。当然,所谓的“去杠杆”并非表示全面性降低举债率。实际上,未来几年家户的杠杆率存在大幅上升的空间,可以支持消费增长。即便对企业部门,也并不一定要减少金融中介,一方面是遏制投机性的金融活动,另一方面是增加直接融资的比重,更好地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当然,要真正实现“去杠杆”和将流动性从投机性活动逼回到实体经济活动,总量措施(如流动性和利率)必须跟监管措施(如对影子银行的监管等)相结合。

  李克强经济政策框架最终能否成功地让我国的经济模式转型,关键要看结构改革的成效,但结构改革也正是上述政策框架的三大支柱中最难落实的一个。结构改革的重要性起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一些结构改革措施可以帮助化解已经形成的一些经济风险。比如银行已经形成了不少潜在的不良资产,现在可以通过金融改革甚至财政注资,降低甚至化解这一风险。当然这些改革需要一个前提,就是有可以化解问题的存量,但必需切断流量,不然容易造成新的道德风险。第二,有些改革可以帮助增强未来经济的稳健性和增长的可持续性。比如通过财政和其他改革充实养老金和改善医保,这些增加的开支在短期内也许使投资减少,从而影响经济增长,但长期看对经济、社会稳定十分必要。第三,还有一些改革可能会提高我国经济的增长潜力。比如利率市场化也许会影响国有重工业的生产,但对于过去一直被排挤在正规信贷体系之外的非国有部门则十分有利。再比如破除垄断、减少行政审批,这些也都能极大地改善总体经济的效益。

  眼下政策讨论所涉及的改革领域非常广泛,包括金融体系、财政政策、国有企业垄断、土地使用、要素价格、行政审批、收入分配和户口制度等等。这些改革都非常重要,不过从促成经济模式转型和实现可持续增长的角度考虑,我们认为下面三个方面的改革最为核心。一是金融体系市场化。利率和汇率市场化其实是生产要素价格改革最重要的部分,我们以前的分析发现资本是生产成本扭曲的最重要源泉,同时还发现过去的金融抑制政策有利于经济增长,但现在这个影响已经由正转负,成为遏制经济增长的因素。而一个良好运转的金融体系应该是现代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支持机制之一。具体说来,金融改革应该包括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金融机构的重组以及资本项目的开放。不过国际经验表明,金融开放既能带来效率改善,也可能导致新的风险。稳妥地推进金融改革和开放至关重要。

  二是地方政府去企业化。放权曾经是我国经济改革的重要内容,各地相互竞争也是促进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这一机制所导致的直接结果是地方党政首长的行为更像董事长、总经理,忙于招商引资,过度强调GDP增长的重要性,这是我国过去“高增长、高失衡”经济模式的重要促成因素之一。这种做法忽视了地方政府提供公共服务、保障社会秩序的功能,在很多情况下裁判员兼职运动员,破坏了运动场上的规则,严重挤压了正规企业的运行空间。尤其重要的是,最近几年,地方政府呈现明显的融资饥渴症,以前靠收费,后来靠卖地,过去几年则高度依赖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地方政府在软预算约束的前提下无节制地举债,已经成为我国财政体系的重大风险因素。因此,下一步的改革应该进一步推进市场化进程,让地方政府去企业化,退出直接的经济活动,回归提供公共服务的角色。

  三是国有企业平等化。最近的政策讨论大都没有涉及国企改革问题,至多也就是蜻蜓点水般地讨论打破垄断的意义。国有企业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非常重要,但客观上,国企及其垄断确实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率的重要障碍,甚至已经变成社会矛盾的重要根源。国企不能得到有效改革,市场经济便无从谈起。国有企业改革的途径很多,可以通过私有化直接改变国有制,也可以通过建立公平的市场环境和制度平台,让国企和民企在同一个水平上竞争,优胜劣汰。核心就是两条:一是在投入品市场真正引入市场机制,比如利率市场化可以做到国企融资由市场定价;二是在产品市场打破垄断,民营企业可以和国有企业公平竞争,民营资本也可以作为投资者进入国有企业。如果国有企业真正能够接受平等待遇,其实有利于国有企业的长期发展。不然,只好走私有化这华山一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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