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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反差特征及其破解

发布时间:2014年05月21日 | 字体放大 | 字体缩小

作者:金 芳 | 来源:《新华文摘》2014年第6期

    一、引言

  自 201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名列世界第二以来,中国经济崛起及其国际经济地位的上升成为国内外众多机构和学者的关注焦点,从经济增长拉动力、贸易市场创造力和国际投资贡献力各方面看,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正日益上升,引发了对中国在何时能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大国的诸多预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2011 年的官方预测认为,按照购买力平价法,预计中国经济将在 2016 年超过美国,届时中国的 GDP 将由 2011 年的 11.2 万亿美元升至 19 万亿美元,而美国的 GDP 将由 2011 年的15.2 万亿美元增至 18.8 万亿美元。届时美国经济占全球生产总值的比重将降至 17.7%,而中国所占比重将升至 18%。[1]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2 年 12月发布的“重塑世界经济地图”报告预测,最快到 2016年中国 GDP 就将超过美国。[2]苏布拉马尼安(Arvind Subramanian)认为,实际上中国 GDP 如按购买力平价衡量,在 2010 年已经超过美国。他运用结合 GDP、贸易、债权人比例三个指标设计出的“经济主导指数”测评后认为,2010 年美国的经济主导指数只比中国领先1%,中国成为世界经济主导力量指日可待,未来世界将主要由中国来决定。[3]但与此同时,国内外也不乏有关中国经济脆弱性的研究,不少研究指出,只有中国继续对经济实施重大改革,这些预测或潜在增长才能实 现 ( 世 界 银 行 ,2011、Wayne M.Morrison,2012、Nicholas R. Lardy,2012、林毅夫,2013)。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及其可持续性的不同评价引发了我们对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真实状况的思考,本文旨在通过对当前中国国际经济地位上升表现及其反差特征的深入分析,探究其形成的背景和机制,进而立足于中国开放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寻求解决之道。论文后续部分将以如下结构展开,第二部分分析危机后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上升表现;第三部分剖析中国国际经济地位上升中的反差特征及其形成机制;第四部分探讨突破反差格局,实现中国经济强国战略目标的破解之道。

  二、危机后中国国际经济地位的上升表现

  应对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的率先复苏使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获得前所未有的快速提升,从总产值、贸易额到外汇储备,中国不仅在规模意义上的国际经济排名一再跃升,而且从经济增长拉动力、贸易市场创造力和国际投资贡献力各方面看,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正日益上升。

  1.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增长极的地位和作用显著上升

  中国国际经济地位显著上升的一大标志是经济总规模的上升及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加大。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 58786 亿美元,首超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01 年至 2011 年,中国 GDP 年均增长率达到 10.2%,而同期发达经济体、G7 国家、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以及全球的 GDP 年均增长率分别为 1.61%,1.33%,6.23%和 3.65%。中国的经济增速不仅远超发达经济体,而且在新兴市场发展中国家位居前列。据世界银行计算,2002—2010 年,中国占世界GDP 比重从 4.4%增至 9.3%,是对世界 GDP 增量的第一大贡献国。据高盛公司研究,2001-2011 年十年间,中国对全球经济的累计贡献率已逾 20%,超过美国[4]。

  就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而言,IMF 数据显示,2005-2010 年全世界用现价美元衡量 GDP 年均增长 6.68 个百分点,中国贡献其中 1.61 个百分点,贡献率为 24%,在世界各经济体中名列第一。假如中国用美元衡量GDP 年增长率比过去五年实际均值每年持续递减一个百分点,中国将平均每年对全球增长贡献 2.44 个百分点,贡献率将上升到 37%左右。这个预测贡献率高过 IMF 预测的美国、欧元区、日本贡献率总和。[5]

 

  2.中国国际贸易地位的上升: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市场转变

  中国国际贸易地位的上升不仅表现为中国对外贸易总规模的扩大和世界排名不断攀升,更重要的是中国兼具世界工厂和世界市场双重特征的贸易大国地位更为巩固。危机爆发以来的 4 年中,中国进出口总额从 2007 年的 21738 亿美元增至 2010 年的 38046亿美元,增长了 75%;中国在世界进出口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从 2006 年的 7.2%提高到 2010 年的 19.73%;从进出口额看,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据 WTO 数据显示,2001-2010 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口年均增速高达 20.95%,而同期 WTO 主要货物贸易进口大国美国、德国、日本的年均增速为 5.47%,8.76%和 7.47%,远低于中国的水平。2010 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为 3624 亿美元,比十五末期翻了一番,中国服务贸易的出口和进口世界排名已提升至世界第四和第三位。

  更为重要的是,危机后中国作为世界贸易枢纽作用的增强。2009-2010 年间,中国先后取代美国成为印度、巴西、澳大利亚、日本等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据美联社的一项贸易数据分析,2011 年,中国在 77 个国家的市场份额超过美国,而 2000 年时中国仅在 20 个国家的市场份额超过美国。

 

  3.中国国际金融地位上升:海外金融资产大幅提升,人民币开启国际化进程

  金融危机后,中国不仅经历了海外金融资产规模的增长,而且加快了金融业国际化的步伐,并正式启动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成为当前中国国际金融地位上升的重要标志和提升国际经济影响力的重要杠杆。据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1 年 5 月 31 日公布的《2010 年末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显示,我国对外金融资产从 2004 年末的 9299 亿美元上升到 2010 年末的41260 亿美元,增幅 344%,年均增长 28.2%;同期,对外金融净资产从 2928 亿美元上升到 17907 亿美元增长 512%,年均增长 35.2%,而至 2011 年 6 月末,我国对外净资产进一步上升至近 2 万亿美元。2010 年末,我国官方储备资产达 29142 亿美元,其中外汇储备28473 亿美元,2011 年 6 月外汇储备余额进一步上升达 31975 亿美元,占对外金融资产的 69%。危机后,中国银行业金融机构利用国际银行业格局调整的契机,稳步推进“走出去”战略,在境外机构设置、投资入股外国银行均取得较快进展。中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和大洋洲共设有 97 家一级境外营业性机构,收购或参股了 16 家境外机构。其中工商银行更是在一年半的时间内,分别进入了全球 12 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以收购方式进入加拿大、泰国和美国 3 个国家;以申设分行的方式进入罗马尼亚、越南、阿布扎比、巴基斯坦、法国巴黎、比利时布鲁塞尔、荷兰阿姆斯特丹、意大利米兰和西班牙马德里等,共 9个国家和地区。而危机前的 1993 年至 2003 年间,工行仅完成了 10 项境外股权收购与申设分行。

  从入选英国《银行家》杂志全球千家银行的数量来看,来自中国的银行从 1989 年的只有 8 家上榜激增至 2010 年的 84 家,20 年间增加了近 10 倍。从资本回报率来看,2008 年进入全球千家大银行排名的中国银行业资本回报率为 24.38%,远高于全球千家银行平均资本回报率 21.69 个百分点。中国进入千家大银行排名的银行的税前利润为 845 亿美元,排在全球第一位;5 家中国银行进入全球千家大银行税前利润 25强,并有 3 家银行进人全球前 5 位,由此也带动了全球银行业盈利向亚洲转移。

  危机后启动的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更值得关注。以2009 年 4 月 8 日,国务院决定开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为起点,人民币跨境贸易结算额由 2009 年下半年的 36 亿元,攀升至 2011 年 12 月的约 2 万亿人民币。占同期中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由 2009 年下半年的 0.04%,快速上升至 2010 年时的 1%和 2011 年的10%。人民币国际化还通过中央政府与若干国家政府签署人民币互换协议获得有效推进,目前总金额已达8762 亿元,主要集中在香港 4000 亿元、韩国 3600 亿元、新加坡 1500 亿元和印度尼西亚 1000 亿元,广度上已扩展至 15 个国家和地区。2011 年年末在日本首相访华时签署的协议中,日本明确将购买人民币债券,两国并将采取措施便利人民币与日元在贸易结算中的使用,以降低两国进出口商的汇率风险和交易成本。2012 年 4 月伦敦和巴黎分别组建了人民币离岸工作小组,开始了竞争人民币离岸中心的角逐。

  4.中国国际投资地位的上升:从引资大国向双向投资大国转变

  危机后,中国吸收外资虽受全球 FDI 景气周期影响,但对外投资却获得大幅提升,令中国从引资大国向双向投资大国转变。一方面,随着中国本土市场的发展,更多的跨国公司意识到中国同时作为其内销市场和出口平台的双重角色,大多对在华投资不减反增,与其在欧美市场撤资关厂的举动形成截然相反之势。联合国贸发大会的全球投资前景调查显示,危机以来,中国仍然是外国投资最佳目的地,2009-2011年,最受跨国公司青睐的十大投资国依次为:中国、美国、印度、巴西、俄罗斯、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和加拿大等[6]。愿意把中国作为未来研发中心的跨国公司数量最多,中国已成为亚洲最为活跃的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并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二大风险投资目的国。

  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对外投资大国的地位日益上升。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新排名,2010 年中国是世界上最大资本输出国,同时也是仅次于日本的世界最大对外净债权国,成为全球资本供应的新兴力量。特别是中国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从 2000年的 9.16 亿美元提升为 2011 年的 651.17 亿美元,增幅达 7000%多。同期,中国的世界对外直接投资国排名也从第 33 位猛升至第 9 位。

 

  5.中国国际生产地位的上升:从加工基地向制造和创新基地转变

  中国在国际生产体系中的地位上升表现在多个方面。其一是中国作为世界制造业大国的地位上升。根据美国环球通视(HIS)有限公司公布的研究显示,2010 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产出的占比达到 19.8%,略高于美国的 19.4%。按产出计算,中国已经打破美国连续 110 年保持的世界头号制造大国的记录,跃升为世界头号生产大国。其二是中国在外资主导的全球生产分工网中的地位上升。从作为加工基地向作为制造基地,乃至于研究基地和功能性总部所在地的角色变化。跨国公司增加在中国的研发活动客观上提升了中国从加工基地向技术创新基地转移的速度和水平。尤其是中国市场的庞大需求正引导出立足中国国内,而服务于亚太区域,甚至是全球性的创新,令应用创新的原发地可能从发达国家转移到中国,这一趋势将对中国的创新发展产生更大的技术溢出与扩散效应。特别是在本地创新活动相对活跃的信息、通讯等高技术领域,引进具有技术领先优势的跨国公司,与其合资合作或为其配套生产仍然是当前吸收先进技术,推动相关领域互补性技术突破的重要途径。其三是中国主导的国际化生产规模的提升。伴随着危机后中国企业加速对海外生产实体的跨国并购(诸如三一重工完成对世界混凝土第一品牌“大象”的德国普茨曼斯特 100%股权的收购,中联重科以 16 亿元收购全球排名第三的混凝土机械企业———意大利 CIFA 公司) 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入到生产扩张阶段,显示出对全球资源的配置功能和对全球价值链的布局态势。

 

  二、中国国际经济地位上升中的反差特征

  尽管中国经济规模已跃升世界第二,并且金融危机后中国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投资和国际生产各领域已展现出一个世界经济大国的特征,但若从效率和功能意义上衡量,却暴露出诸多反差特征,尚未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1.经济总量与人均产值世界排名之间的反差

  最突出的标志即是中国经济总规模世界排名与人均经济总量排名的巨大落差。如表 5 显示,近年来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世界排名不断提升,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排名却停滞不前,2009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世界排名第 3,但人均总值却排在第 86 位;2010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排名晋升为世界第二,但人均排名反而退后至第 95 位;2011 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世界排名保持第二位,但人均产值为 5414 美元,世界排名仅列第89 位,远远落后于第 14 名的美国 48387 美元、第 19名的日本 45920 美元和第 20 名的德国 43742 美元[7]。

 

  2.经济总量提升与国民收入提高之间的反差

  国际经济地位反差显著的另一表现即是中国经济总量国际地位与国民收入国际地位间的巨大差异。表6 显示,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中国人均国民收入的世界绝对排名和相对排名虽均有上升,绝对排名从 175位提升到 120 位,相对排名从倒数第 13 位上升为接近中等位置。但与 30 多年来我国经济总量从世界第 60位升至目前的第 2 位,则反差惊人。以当前汇率计算,美国人均财富约是中国的 10 倍、日本人均财富则是中国的 5 倍。这也引发了世界对一个并不富裕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将如何对世界经济产生影响的担忧。

 

  3.贸易规模扩大与贸易增值有限之间的反差

  尽管中国对外贸易的总量巨大、顺差居高,但外资企业对中国贸易额的贡献超过 50%;而 60%以上的国内企业没有定价权或定价权较弱。2011 年,在华外资企业占中国出口总额的 52.4%,进口总额的 49.6%,尽管这一水平已从峰值上有所下降———2006 年时外资企业占中国进出口的比重分别为 59.7%和 58.2%。2002 年到 2010 年,外资企业占中国高科技出口的比重从 79%上升为 82%。同期,外商独资企业占中国高科技出口的比重从 55%上升为 67%。由于加工贸易品约占目前中国进出口总额 50%左右,中国出口的国内附加值比重增长相对缓慢,按照 2013 年经合组织与世贸组织推出的全球贸易测算新方法———附加值贸易测算法,2009 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大约“缩水”25%,这反映出中国内地贸易品对进口零部件依赖严重。以电子行业为例,中国制造电子产品中只有 60%是在中国国内产生的价值,且这 60%大部分是劳动力价值。

 

  4.生产规模扩大与本土跨国公司缺失间的反差

  尽管目前中国制造规模已跃居全球第一,但相当部分却是由全球跨国公司所主导,在全球产业链中仍处于低端制造和加工环节。由于中国企业仍然缺少核心技术和全球品牌,以及快速有效的全球营销网络,本土跨国公司缺失与中国的全球经济地位很不相称。根据联合国贸发大会的统计,目前世界 100 大跨国公司平均跨国指数 60.78%,发展中国家 100 大跨国公司40.13%。而根据中国企业联合会和中国企业家协会发布的 2011 年中国 100 大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仅为 13.37%,明显处于世界较低水平。其中跨国指数达30%以上的仅有 9 家,20%-30%的也只有 13 家,10%-20%19 家,59 家企业不足 10%[8]。虽然许多中国企业拥有走向海外的资金,但并不拥有在海外长期投资所需的经营技能。诸如确定商业策略、管理资产交易、遵守海外市场的监管要求等能力。一般认为海外收入超过30%是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的一大标志。2011 年中国500 强企业中海外收入比例高于 30%的企业只有 25家,且多数以贸易或中间产品为主,说明中国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明显偏弱[9]。

  5.外汇储备过剩增长与国际投资收益低下之间的反差

  中国不仅具有持续的贸易顺差,而且具有持续的资本账户顺差。双顺差的结果是中国外汇储备的不断累积,但由于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中包含着在华跨国公司的利润留存,因而呈现出高负债特征。并且,相对于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所获的高回报率,中国外汇资产呈现出低收益特征。2008 年美国在华跨国公司的投资回报率是 33%,一般跨国公司的回报率为22%,而中国外汇储备的绝大部分则通过购买收益率很低的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国债的方式贷给外国政府。2005-2011 年中国对外投资收益平均值为 3.3%,令作为国际债权大国的中国事实上陷入了“斯蒂格利茨怪圈”。据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2011 年末中国国际投资头寸表》,2011 年底我国对外资产累计4.7 万亿美元,对外负债 2.0 万亿美元,计算得出对外资产累计收益率为 2.7%,对外负债成本累计为 5.2%,也就是说,外资在华收益率高出了中国对外资产收益率 1 倍左右。2012 年,中国投资收益项下逆差高达574 亿美元,当年包括外商直接投资在内的外资在中国产生的利润达 2008 亿美元,但以外汇储备为主对外投资收益只有 1434 亿美元,说明中国国际投资收益仍处在较低水平,外汇储备尚未获得有效利用。

  6.经济规模扩大与世界经济治理权有限之间的反差

  联合国、国际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世界经济已有多边治理机制的核心组成。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虽积极参与联合国气候问题谈判、WTO 多边贸易体系谈判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增资谈判,但成果和影响力仍极为有限。比如波及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国际货币和金融委员会和执行董事会成为各成员国阐述关于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改革主张的重要论坛,尽管中国在这些论坛上,强调改革国际储备货币体系、加强大国间汇率协调、加强对无序资本流动的管理和对高杠杆机构的监管等政策主张,但并未能有效形成改革主流。尽管 2010 年IMF 份额改革方案实施之后,中国在 IMF 的份额已经超越德国、法国和英国,位列美国和日本之后(表 7),但提升为 6.46%的份额,仍与同期中国 GDP 占全球8.5%的规模比重不相匹配。目前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投票权比重排名第三,低于排名第二的日本 2.42 个百分点,比排名第四的德国仅高出 0.02 的百分点,也与其世界经济第二大国在已有多边治理机制中的应有权力不相称。

 

  三、破解之道

  中国国际经济地位“大而不强”的反差现实充分暴露了粗放型开放发展模式的制度困境。因此,其出路必然在于要对以政策激励外资进入,并通过加工贸易作为发展外贸的主要方式带动经济规模上升,而忽视开放收益与经济效能的原有机制进行改造。必须要在坚持开放发展的原则下,探索出以本土企业成长创新为基础,以优化国内外发展环境为依托,通过对内提升开放效益、对外拓展发展空间的开放型经济发展新机制,推动中国从经济大国走向经济强国的战略进程。

  破解之道一:以强化微观主体竞争能力为导向的内生型增长机制再造

 

  过去 30 多年中国的开放型经济发展体现出以数量扩张为目标的粗放型模式特征。对外开放从外商投资激励政策开始,推动加工贸易主导的出口规模扩张,在出口导向型政策下,一方面,大量跨国公司集聚中国,以加工贸易方式带动中国国内企业的“被动全球化”———其产品和原料的全球化程度很高,但并不具有自主发展和创新赶超的主动权。另一方面,许多产业脱胎于飞地型制造,许多企业产生于加工贸易,内在增长动力缺乏。因此,通过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市场化改革,提高金融深化水平,促进内资企业成长与技术创新,形成有利于创新赶超和自主发展的微观基础是破解中国国际经济地位反差格局的首要出路。

  强化中国企业竞争能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首先,从金融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看,企业技术创新依赖于金融支持,金融体系的资源配置效率决定着技术创新的发展路径、质量和效果,金融资本能够迅速聚集并投入到技术创新中,使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和社会财富,促进了企业产品结构的优化升级。其次,从金融对外贸战略升级的影响看,金融体系效率的提升,可以促进国内资本禀赋的提高和技术进步,进而改变对外贸易的比较优势,偏向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和出口,实现贸易结构的升级。

  要实现中国经贸国际地位的由大转强,中国制造商必须占据更大,特别是更高端的价值链比重。高端价值链环节的高增值能力特别来源于知识产权、无形的品牌价值和具有全球营运才能的人力资源。如果国内金融体系缺乏效率,就会降低企业家创新所需的外部融资的可能性,从而阻止潜在企业家的出现和新企业的建立。而金融结构的优化和金融体系效率的提高,如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立和金融产品、金融服务以及金融体制机制的创新都将通过激发企业投资需求、促进企业技术吸收和自主创新、增强企业品牌效应,从而促进中国企业积极转向主动的企业全球化———运用跨国公司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将价值链进行全球合理布局,以有效实现整合国内外资源,从而提升我国企业国际竞争力,强化国家实力的微观基础。

  破解之道二:以强化内需支撑能力为导向的均衡型发展机制再造

  过去 30 多年,以融入全球化、嵌入全球价值链为导向的开放战略,使得我国经济呈现单向国际化的典型特征,即对外部市场和外部资本的依赖超乎正常的发展所需。并且通过对外贸易积累的资金并未用作有效的进口和积极的海外直接投资,而是以巨额外汇储备形式回流至海外低收益投资,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或者被严重忽视或者未能获得有效开发,也使得中国易于成为贸易保护主义的矛头所指。因此,通过扩大双向开放,以高技术产品和高技术装备的主动进口(而非加工贸易条件下的被动进口),结合双向投资,形成有利于内需导向式持续增长的均衡型发展机制是破解反差格局的现实出路。

  为纠正当前中国经济中进出口失衡、资本流入与流出失衡的局面,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需做多方面调整,其一是资本流动政策应加速向均衡出入方向调整,不仅放弃对外资流入的激励政策,而且应大力放松和鼓励对外投资。特别是危机后欧美经济恢复迟缓和就业压力提高为我国产业资本进入海外成熟市场提供了机遇,可以并购或联盟当地企业,也可以直接设立分支机构。在发达市场的并购不仅是改变中国企业技术实力的快速途径,通过并购分销渠道或国际化品牌,将该品牌的生产制造环节移至国内,即反向OEM,更是合理配置资源(国外的品牌、渠道资源与国内的制造资源),跨国界布局价值链(高端增值环节在国外,低端增值环节在国内)的有效途径。

  其二是税收政策的调整,为了支持向内需导向型增长模式的转型,不仅应放弃出口退税,而且应鼓励有助于我国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高端技术和设备进口。不仅应加大对出口导向型生产向内需导向型生产的财税扶持力度,更要从税收体制上进行改革,降低企业转型的成本,比如将增值税机制从目前的目的地基础改为来源地基础,从而让进口免税而出口征税。

  其三是金融政策的调整,加大对外需转内需、科技创新和走出去等各类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包括融资支持、财务咨询和金融中介服务。

  破解之道三:以提高全球经济治理能力为导向的多层次合作机制再造

  前 20 多年以恢复入关、加入 WTO 和以 WTO 规则为基准改革开放发展中的体制障碍是中国参与国际经济多边体制建设的重要战略。金融危机后,既有多边体制的不适应性日益凸显, 特别是由于以促进发展为主题的多哈回合谈判处于僵局,而双边、区域和跨区域诸边贸易投资协定谈判却日益兴盛。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几乎都搁置了多边议程,转而将推进双边和区域层面的经济和贸易协定谈判作为强化自身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地位的重要战略举措。如美国高调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谈判,并通过与中国和欧盟分别启动双边自由贸易和投资谈判,以确立新的贸易及投资自由化标准,并推及世界,从而占据世界贸易投资制度建设的新高地。日本也同时推进日欧经济合作协定(EPA)、TPP、中日韩 FTA 和 RCEP 等不同层次的自由贸易战略。而中国目前双边和区域经济合作的对象主要是以小经济体国家为主,涵盖面较窄,层级较低,远没有达到与中国经济国际化程度相适应的深度和广度的局面。因此,以经济强国目标为指引,从积极参与和启动各层面的自由贸易和投资谈判入手,在双边、区域和多边多个层次上展开不同目标导向的经济合作,将是中国拓展开放空间,破解经济规模扩大与经济治理地位有限间反差格局的必由之路。

  首先,以提升双边、区域合作水平,构造全球 FTA网络核心枢纽为目标,加快与美国、欧盟等主要贸易和投资大国开展双边自由贸易和投资协定谈判。在进一步推进以削弱关税为主的东盟+3、东盟+6 经贸合作谈判的同时,加快中日韩自由贸易区谈判进程,并密切关注以新议题和高标准为主的跨太平洋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的发展动态,无需自设围墙、自我封闭,而应通过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经贸联系会议等机制,积极探索与之互动的策略,避免在亚太经济合作中的被动角色。

  其次,以深入发展南南经贸合作为契机,积极推进与新兴经济体之间的双边和地区自由贸易区建设,主动与新兴经济体发起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和推动地区贸易自由化进程,促进共享南南贸易发展的成果。历史经验表明,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之一是向经济水平接近、技术适用接近,乃至技术下游国家的投资。新兴市场的经济水平相对落后,有利于我国成熟的加工制造企业的生产能力外移;新兴市场的发展潜能提供了我国企业抢占先机的理由;中东、中亚、西非、俄罗斯的资源优势更是我国对外投资战略性布点的重点目标区。要加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海外经贸园区建设,以“中国投资园”、“中外双边自由贸易区”等形式,为深度拓展新兴经济体经贸合作提供海外平台。开拓新兴市场不仅要得到当地政府许可,还要获得社会和民间认同。在向这些新兴市场拓展的过程中,除官方渠道外,要更多与民间和非政府组织接触,以争取较为有利的社会投资环境。

  最后,以增强中国的世界经济体制建构能力为目标,把握金融危机后世界经济体系改革及创新的潮流,巩固和扩大在 G-20 和金砖机制中的既有合作态势。以共同利益论为基础,扩大和深化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致力于保卫全球经济的开放系统和构造全球经济治理的新格局。特别是要借助于 WTO 新一任总干事上任之机,积极参与拯救危难之际的多哈谈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经济体争取利益,推进全球利益分享格局和开放合作机制的建设,以展示当代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和功能。

  参考文献:

  [1] IMF[R].World Economic Outlook-2011,(7).

  [2] Fast-growing emerging countries to reshape world economic composition: OECD report[R]. 2012.9.

  [3] “苏布拉马尼关于中国经济地位新著《日食》内容介绍及相关评论”[J].参考资料 2011-09-23:8.

  [4] 改革开放的新航程———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十周年述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jrzg/2011-12/09/content_2015496.htm.

  [5] EIU,Data Services“.经济学家信息部”估计,美国和中国的商品出口分别为 11900 亿美元和 12250 亿美元[Z].

  [6] UNCTAD.World Investment Prospects Survey 2009-2011[Z].54.

  [7] [EB/OL]网易财经 2012 年 6 月 4 日讯.

  [8] [EB/OL]http://baike.baidu.com/view/6895071.htm.

  [9] 中国企业 500 强分析报告选编[N].中国企业报,2011-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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