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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独特优势

发布时间:2014年07月28日 | 字体放大 | 字体缩小

作者:辛向阳 | 来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4年第3期

  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我们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总体上是好的,是有独特优势的,是适应我国国情和发展要求的。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判断,它表明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符合现代化的基本要求,是具有先进性的治理制度。

  一、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始终强调坚持党的领导,能够有效地防止利益集团的影响

  西方国家治理中出现的一个大问题就是国家治理和政党政治利益集团化了,政府和政党成了为特殊利益集团服务的政治组织。早在1965年,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就揭示了利益集团是如何绑架政府和法律法规的。例如,如果美国五大航空公司的CEO们决定,他们想向政府争取一项10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他们会集中资源雇用一个游说公司,十分强硬地告诉国会:如果不给这10亿美元,他们的公司就活不下去,就会集体破产,后果很严重。于是这五家航空公司每一家都得到了2亿美元的援助。美国著名报刊撰稿人彼得·巴恩斯在2006年出版的《资本主义3.0》中曾写到:“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前共和党战略员凯文·菲利普斯就列举了一些:‘采伐业曾为了争取保留价值4.58亿美元的采伐道路补贴而花费了800万美元,他们的投资回报是5725%。葛兰素史克制药公司投资120万美元,赢得对Zantac(葛兰素生产的善胃得泡滕片)的专利延长19个月,价值10亿美元——他们获得的净回报是83333%。烟草业花了3000万美元得到了价值500亿美元的减税——回报率高达167000%。而广播业花费了区区500万美元,就得到了免费的数字电视许可证,得到拱手相送的价值700亿美元的公共资产——不可思议的百分之一百四十万的投资回报’。”[1]据美国权威机构调查,“有影响力的产业”如今每年用于在华盛顿游说的费用在60亿至100亿美元,雇佣了超过35000名游说者,其中包括200多政治建设名前参议员。

  无独有偶,还是在2006年,英国议会政党资金特别委员会对政党的变化发出了如下警告:“维持了过去一个世纪之久的政党体系已经崩溃。党员资格不再有任何意义,政党越来越依赖于私人捐款进行竞选。”国际著名财经专家纳波利奥尼则在2011年认为,西方的政党已经成为了政党有限公司,“政党这一政治机器越来越像一个银行或对冲基金,将从大多数中小股东处获得的收益交给了董事会。”在资本主义国家,一个普遍现象就是:市场经济发展越深入,政党特殊利益集团化的可能性就越大。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会不会造成政治上出现利益集团化问题?习近平在2013年12月31日发表的《切实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中指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主要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但必然会影响到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和党的建设等各个领域。”这种影响主要是积极的一面,但也有可能造成消极的影响。市场在配置资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会不会使政治领域中出现市场化的倾向?如何防止市场中的经济利益集团对政治产生消极性影响?

  要始终坚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共产党的最大优势就是没有自身特殊利益。这一点,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强调指出:“共产党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2]“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3]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没有自身特殊的党派利益。共产党没有特殊利益,才能够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整体利益,才能够在发展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有效防范和摆脱利益集团的纠缠。然而,有个别学者以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的发展早已将“党没有自身利益”观念打破为由,认为党有自身利益是一种客观存在。承认党有自身利益,就意味着必然要承认党有自己的特殊利益,而一旦承认党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就必然会把党与人民的利益对立起来。因此,坚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必须从思想上反对“党有特殊利益”的观念,从实践上确立防范利益集团影响党的建设的制度。完善党的领导体制和执政方式,使党在驾驭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不被市场规则、市场逻辑驾驭,使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逻辑、政治逻辑始终能够控制和驾驭资本逻辑。

  二、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始终强调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之上,能够实现一种具有综合优势的治理

  谈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习近平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完整理解和全面把握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是两句话组成的一个整体,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体现了效率与公平相兼顾、民主与集中相结合、活力与秩序相统一、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相促进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把这些制度优势发挥出来。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效率与公平相兼顾的制度,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鲜明地体现着这一优势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能在效率的基础上实现公平,在公平的基础上实现效率:从效率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只要坚持发挥这一政治优势,并善于把这一优势与市场经济体制的优势有机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推动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公平正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在要求,要在全体人民共同奋斗、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制度,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优势恰恰在这里

  民主集中制是既要有民主,又要有集中,实行民主集中制可以使决策更加谨慎,可以少犯错误。邓小平指出:“再如民主集中制也是我们的优越性。这种制度更有利于团结人民,比西方的民主好得多。”[4]民主集中制比西方民主制好在哪儿?邓小平认为,民主集中制有利于使广大人民群众形成共同的理想信念,有利于克服彼此的分歧,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力量;民主集中制有利于防止西方政治体制中的“互相牵扯,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局面,形成高的总效率。民主集中制最有利于发挥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江泽民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党内生活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是实现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必不可少的制度保证。这种高度民主和高度集中辩证统一的制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党的组织建设和制度建设上的体现,也是我们党的群众路线在组织制度建设上的创造性运用。这一制度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充分调动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在党中央领导下,集中全党的正确意见,团结一致地为人民的利益而工作;”[5]有利于形成集体领导,防止决策重大失误。所以,习近平在2013年6月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健全和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促使全党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促使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活力与秩序相统一的制度,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就是要把这一优势发挥出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制度充满着生机活力,它的根本制度与基本制度则保持着有序与稳定,活力不会导致无序,稳定不会导致僵化。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经济制度,符合我国国情,顺应时代潮流,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是充满稳定性、秩序性的制度。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是充满活力性、变革性的制度。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文明进步相促进的制度,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就是要把这一制度现实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关注个人的权益和幸福,要求关注社会的整体发展,并把两者统一在这一制度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要求时刻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及时准确了解群众所思、所盼、所忧、所急,把群众工作做实、做深、做细、做透;要正确处理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共同利益、不同群体特殊利益的关系,切实把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

  三、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始终强调扎根中华大地,能够内生演化和不断进步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

  1.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内生于马克思主义,它是马克思主义国家思想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指出,在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基础上建立的工人阶级政府,应当是废除官僚特权、减轻人民负担的政府,应当是彻底清除了等级制、官员人民化的政府,应当是以随时可以罢免的勤务员来代替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老爷们的政府,应当是由公众选举、在公众监督之下进行工作并且可以随时撤换的政府。马克思指出:“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公社给共和国奠定了真正民主制度的基础。但是,无论廉价政府或‘真正共和国’,都不是它的终极目标,而只是它的伴生物。”[6]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就是要坚持这些思想。第一,推进党的建设制度改革,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廉洁政治,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第二,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中。让信仰坚定、意志坚强、始终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党的各级纪检监察机关把笼子看紧看好,使一些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不会对社会产生危害。

  2.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内生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植根于中华大地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很重要的品质就是包容性,中华文化对其他文化能够兼容并蓄,在包容其他文化中发展自己。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之长,并融会贯通,由此形成了我们的民族特色。这些民族特色将会成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优势。中国的国家治理历来强调“民为本”,强调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当代中国国家治理强调治理的公共性、人民性,把国家治理看作是人民群众自己的事情。美国纽约大学法律—政治学教授、法国科学院高等研究员、法国雷蒙·阿隆政治社会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帕斯夸里·帕斯奎诺在2013年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初政权基础是工人和农民。随着中国进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共产党又将其他新兴阶层包容到由工人、农民等所组成的政体之中。这种包容与吸纳过程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强大的调整与适应能力。”[7]

  3.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内生于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史,汲取着丰富的政治营养

  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是党的群众路线在政治领域的重要体现,是我们党在革命斗争中、在新中国建立过程中探索建立起来的重要制度。我们应当在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中把协商民主运用好。首先,构建程序合理、环节完整的协商民主体系,拓宽国家政权机关、政协组织、党派团体、基层组织、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深入广泛多层次开展立法协商、行政协商、民主协商、参政协商、社会协商。其次,完善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协商,认真听取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意见。中共中央根据年度工作重点提出规划,采取协商会、谈心会、座谈会等方式与各个民主党派进行协商。再次,完善人民政协制度体系,规范协商内容、协商程序,使协商更加科学、更加有效。一方面要拓展协商民主形式,更加活跃有序地组织专题协商、对口协商、界别协商、提案办理协商,另一方面要增加协商密度、协商广度,提高协商成效。最后,开展形式多样的基层民主协商,推进基层协商制度化,建立健全居民、村民监督机制,促进群众在城乡社区治理、基层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中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

  四、当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始终强调依法治国,能够在法治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依法治国要求各级权力机关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依法治国要求我们要在法治的基础上推进改革,使改革最广泛地惠及广大人民。2014年2月28日,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时强调,凡属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在整个改革过程中,都要高度重视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加强对相关立法工作的协调,确保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改革。

  当代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需要打破各种利益藩篱,而打破利益藩篱的重要手段就是推进法治建设。所谓利益藩篱就是好的利益机会、能够获利的市场空间已经被利益集团所垄断、所控制,普通百姓很难进入这样的领域。要打破这些利益藩篱,就要不断落实《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使市场机会更公平地惠及最广大的民众。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还需要加快社会流动性,这就应当制定相应的法律确保社会向上流动性不减速。当前在中国一定程度上出现了社会分层“凝固化”和社会流动“缓慢化”现象,“越过龙门的鲤鱼”越来越少,社会阶层间的堤坝越来越高,向上流动性减弱。反映在教育上,穷人的孩子进一流大学的比例下降;反映在就业上,大量的“萝卜招聘”导致相当多优质岗位都被关系生所占据。这些问题要通过完善现有的《教育法》、《义务教育法》以及《就业促进法》等法律体系逐步加以解决。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一项重要的基础工作就是推动法治中国建设。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建设法治中国,这是此次三中全会的重要论断。什么是法治中国?法治中国意味着:以宪法为统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不断丰富和完善,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已经建立,人们从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光辉;建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制度体系,公民的合法权利得到切实保护;法治思维已经形成,人们办事、行事、做事都遵循法治的精神。建设法治中国,制度与机制建设任务繁重:第一,要进一步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把全面贯彻实施宪法提高到一个新水平,从制度上确保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从法律上确保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都能够予以追究,得到严惩。第二,政府普遍建立法律顾问制度,完善规范性文件、重大决策合法性审查机制。政府法律顾问可以接受委托起草规范性文件,从实务操作角度及立法技巧方面保障政府规范性文件的合法、合理性,保证决策的科学化。政府法律顾问还可以就政府相关部门起草的规范性文件进行论证,提出修改建议,使规范性文件更加完善,防止出现不合规、不合法的事情。第三,建立权责统一、权威高效的行政执法体制。整合执法主体,相对集中执法权,推进综合执法,有效解决“七八个不同大盖帽管不了一个小草帽”的问题。全面落实行政执法责任制和执法经费由财政保障制度,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还要解决执法的效率问题。第四,探索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避免行政权力对于司法体制的过度干预。第五,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为实现法治中国提供坚实的人才保证。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统一招录、有序交流、逐级遴选机制,使一流的法治人才能够得到选拔使用;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职业保障制度,使司法人才能够留得住、用得好。

  推进依法治国还要善于辨析清楚不利于依法治国的错误观念,使依法治国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例如一谈到依法治国,有些人就热衷于奢谈西方三权分立式的民主。在他们那里,依法治国就是两个或多个政党轮流坐庄,这样一种局面才能算的上是依法治国。有学者认为,依法治国就要摆脱政党的领导。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是依法治国。还有学者认为司法独立就是摆脱共产党的领导,这就把坚持党的领导和依法治国对立起来了。实际上,党的领导是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一贯强调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依法执政,就是坚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保证党领导人民有效治理国家。

  注释:

  [1][美]彼得·巴恩斯著,吴士宏译.资本主义3.0[M].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7:51-52.

  [2][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4):324,3.

  [4]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257.

  [5]江泽民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96-97.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58.

  [7]魏南枝.差异与合作——帕斯奎诺教授谈当今中国政治[J].求是,201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