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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中国道路探析

发布时间:2014年07月28日 | 字体放大 | 字体缩小

作者:王思鸿 |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14年第2期

  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不能照搬西方模式

  1981年,美国学者约瑟夫·毕塞特在《协商民主:共和政府的多数原则》一文中首次提出学术意义上的“协商民主(deliberative democracy) ”概念。后来伯纳德·曼宁和乔舒亚·科恩等对此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协商民主理论。罗尔斯与哈贝马斯的研究则成就协商民主理论的当代流行形态。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的一些现代理念值得我们认真反思和积极吸纳,但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并不适合直接应用于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首先,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理论的形成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结果,理论创新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的。理论创新必须反映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实际,这样形成的理论才是合理的和切实可行的,才能用以指导实践并推动社会实践的积极发展。理论创新要高于实践、超越实践,但不能脱离相应的实践,否则就是空想。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形成于西方的政治实践,反映西方的社会历史发展需要和价值理念,其形成过程与我国的社会实践没有任何关系,也就不能切实反映我国的社会发展实际。如果直接以这样的理论指导我国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在社会主义实践中直接嫁接西方理论,认为能够推动西方社会发展的理论就一定能在我国取得同样的效果,这是在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关系上的颠倒,是和历史唯物主义相悖的。用以指导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协商民主理论,必须是在我国社会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在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创新发展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当然要以开放的心态积极吸收一切人类文明成果,积极借鉴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有益经验。但这必须是以我国的社会历史发展需要为根据有选择的吸收和借鉴,而不是简单照搬一整套西方协商民主理论用以要求我国的社会现实与之相适应。

  其次,协商民主的实现形式作为上层建筑的范畴,必须与由一定的生产力决定的经济基础相符合。经济基础是决定一种制度能否实现和如何实现的最根本的依据和根本条件。脱离了一定的经济基础,无论多么“理性”的制度设计,由于缺乏内在的动力和有效的社会载体,只能是虚有其表的制度形式,难以产生实际的社会历史意义。所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必须以我国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基础为条件来展开,一切从实际出发。“民主是个好东西,不是说民主是无条件的。实现民主需要具备相应的经济、文化和政治条件,不顾条件而推行民主,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灾难性的结果。”[1]

  再次,从理论到现实是有条件的。西方协商民主理论为自己预设了许多的前提条件,而且协商民主只有在这些预设条件下才是成立的、才是可能的。比如人都是自由平等的,平等的人都是理性的,理性的人会进行理性的协商,理性协商会形成理性的妥协(从个人利益出发成就公共利益),协商的结果会成为公共政策,等等。这种理论在假设的条件下论证了协商民主的逻辑过程。这种理论忘记了,假设的条件只能论证理论在逻辑上的合理,并不直接等于理论在现实实践中的可行。一个国家建设协商民主制度所更应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是如何把假设的条件变成现实的条件。条件之成为条件也是有条件的,这些条件不是人们可以随意创设的。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能否创造协商民主的实现条件,或者说协商民主在什么程度上实现、以什么方式实现,是由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决定的。“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2]所以,建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首要的是认清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以及由此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在此基础再综合考虑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因素,还要进行深入细致的理论研究和创新,最后还要进行反复的实践和探索,这样协商民主的真正实现才能成为可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没有捷径可走,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摸索过程。我们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主要依靠自己的力量探索中国道路。

  二、在理论创新中确立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价值理念

  1、以尊重个人权利为目标的自由平等

  自由平等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根本价值追求,而实现自由平等就要充分尊重每个人的个人权利。在国家和社会事务面前每个公民都能平等地享有参与决策的权利,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并得到应有的尊重。宪法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确立自己的价值理念指明了方向也提供了根本的法律保证。地位平等,自由协商,每个人的意愿不会被强制、利益不会被侵害等等,这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和一切民主制度都致力于追求的人在政治上的自由解放。但与代议制民主相比,协商民主在这一点上又有自己的特点。如果说代议制民主是为了防止少数人的暴政而形成以多数原则为基础的民主制度,那么在这种制度下少数要服从多数,少数人的利益有可能被牺牲掉。而协商民主则致力于在保证多数原则有效的前提下又形成对多数的制衡,兼顾对少数的保护,防止多数人的暴政,也就是说协商民主既尊重多数又保护少数。“和谐社会的政治关系应该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前者是民主原则,后者是人权原则。”[3]

  2、以公共利益为取向的理性协商

  协商本身不是协商民主的根本目的,但理性的协商过程是协商民主制度的标志,也是协商民主理念实现的过程和载体。协商民主区别于其它民主制度的根本特征就它强调利益主体之间的对话、协商,在此基础上转换各自的利益偏好、达成共识。从这种意义上说,协商民主是过程民主,而不仅仅以结果论成败。协商必须是理性的,所谓理性就是着眼长远、着眼大局,以公共利益为重。“所谓公共利益不过是不同利益团体之间谈判妥协、讨价还价的博弈结果。协商民主理论坚信,协商并不能消除不同意见,但协商或许能帮助人们找到形成不同意见的基础,有时还能使人们彼此达成共识。”[4]理性协商为处理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关系、个人利益向公共利益的转化、在公共利益中实现个人利益等提供了有效的途径。“通过制度创新将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和社会要求的最优化统一起来,让违背社会要求的个人利益最大化行为付出较高的成本,使人们在利益权衡中舍弃见利忘义的行为。”[5]构建理性协商的制度平台并在理性协商中实现公共利益,这理应成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内在价值追求。

  3、以人民主权为原则的共同决策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就是人民主权、人民意志的实现,就是人民自己创造、自己建立、自己规定国家制度以及运用这种国家制度决定自己的事情。[6]对国家和社会的公共事务进行决策是协商民主的出发点也是落脚点。从这种意义上说,协商民主又是结果民主,其根本目标还是指向积极的结果。在协商民主的制度框架下,公共政策的形成不是基于某种权威,也不是基于某种理论设计,而是各利益主体在理性协商中共同决策的结果,是民众行使个人权利、自由选择的结果。理性协商、共同决策的过程,就是公民直接参与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过程,因此,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又是直接民主。这使公共政策适应民众的需要而产生,而不只是民众为适应公共政策而改变。这样的公共决策机制使民众真正决定自己的生活,掌握自己的未来,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我国宪法明确规定: “人民依照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7]这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实现共同决策、人民主权提供了根本的法律保障。

  4、规范“公共权力”运行机制的社会治理

  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中,理性协商的结果要转化为公共政策必须以公共权力为中介,而且公共政策的实施也必须以公共权力为行政手段。通过公共权力,理性协商成为现实。公共权力就是服从于和服务于公众利益的公权力,公共权力最终成为全体成员共同的权利。[8]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所构建的公民权利对公共权力的制约机制,将有利于防止公共权力为私人利益所左右从而滋生贪污腐败和权力滥用,推动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变。“传统治理模式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公共权力资源配置的单极化和公共权力运用的单向性。其深刻根源在于公共权力主要依靠暴力或对稀缺性的权力资源( 如土地、资本等) 的垄断性占有所获取,而不是公共选择的结果。”[9]现代社会治理模式下的公共权力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双向运用,既维护公共权力在社会管理中权威性又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监督和制约。所以,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作为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使公共权力始终以公众利益为出发点来做出决策、履行职责,使公共权力成为公众管理自己的公共事务的工具。

  三、在创新实践中开拓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中国道路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是一项全新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必须在创新实践中探索前进,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即从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民主政治发展的现实基础出发。这样,才能不断探索和完善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有效实现形式,健全协商民主制度,逐步形成和发展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中国道路。

  1、政治协商制度

  政治协商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自建国以来一直是我国协商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也是我国协商民主进一步发展和完善的重要实践基础。政治协商主要是指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各界代表人士就国家大政方针、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等,在决策前和决策执行过程中进行的协商。从协商内容上看,政治协商商讨的是国家大政方针、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等,政治协商是我国协商民主在国家层面的实现形式。从协商主体上看,政治协商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以及各界人士等政治力量之间的协商,是政党合作的平台,是执政党以外的政治力量参政议政的重要形式,政治协商具有明显的精英协商的特点。但是,政治协商只是我国协商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之一,并不是唯一的实现形式。“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思想的基本架构客观上由政治协商思想与社会协商思想构成,与此相应,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结构也应主要由政治协商制度与社会协商对话制度构成。”[10]在未来的协商民主建设中我们必须探索发展更多层次、更为广泛的实现形式,十八大提出“推进协商民主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为此指明了方向。

  2、协商民主与选举民主相结合

  2006 年2 月颁布实施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人民政协工作的意见》指出: “人民通过选举、投票行使权利和人民内部各方面在重大决策之前进行充分协商,尽可能就共同性问题取得一致意见,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11]因此,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也是我国协商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在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人民代表在提交提案前要先进行充分的调研,要和其所代表的人民群众广泛协商,达成共识,这样才能形成反映民意的提案。人民代表大会在对各种议案、法案表决前,要先由人民代表进行充分的协商、讨论,基本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再进行投票表决。我国的领导干部选拔任用过程中,首先要对适合条件的人选进行组织考察、民主测评,提出优秀的候选人; 然后要向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等通报情况、听取意见、协商讨论等; 最后由人民代表大会对推荐候选人进行投票表决,获得半数选票才能当选,获得任用。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在我国民主政治的各个环节和过程均有所体现。协商基础上的选举,选举过程中的协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拓展了社会主义民主的深度和广度”,“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一大特点”。[12]今后应将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相结合这一重要实现形式进一步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以促进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框架内更好实现社会主义协商民主。

  3、立法和决策协商

  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把政治协商纳入决策程序,完善民主监督机制,提高参政议政实效”。在我国的协商民主制度框架下,人民政协在决策前协商,人民代表大会在协商后决策,人民政府在决策后执行,相互协调配合,共同统一于党的领导。在人大立法和政府决策过程中,除人民政协的政治协商外,立法和决策协商是协商民主的另一个实现形式。人大在立法前、政府在决策前召开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就相关问题召集有关机关、专门人员或组织、利益相关者进行对话、交流、协商,使各种利益诉求得以充分表达并得到应有的重视,以使立法和决策最大限度地反映民意。《立法法》第58 条规定: “行政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应当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国务院的《规章制定程序条例》第15条规定: “直接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应当向社会公布,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 起草单位也可以举行听证会。”这些法律法规为协商民主的这一实现形式提供了法律依据和保障。立法和决策协商是公共权力问政于民,体现的是现代社会治理模式,有利于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和制约、防止公共权力的过分膨胀和滥用。今后应深化落实,不断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这一实现形式。

  4、基层民主协商

  健全协商民主制度,真正把协商民主理念落到实处,不能只是局限于在国家层面、政府层面来实现,而还应该全面落实到社会基层。“对全国性的、地方性的、基层单位内部的重大问题的协商对话,应分别在国家、地方、基层三个不同层次上展开。”[13]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建设不仅是自上而下的过程,而更应该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只有最基层的民众树立起协商民主理念,整个国家的协商民主建设才有内驱力,协商民主制度才能不断完善、健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逐渐形成了许多协商民主形式,如民主恳谈会、民主理财会、社区议事会、参与式预算等。如1999 年浙江台州温岭等地创造的“民主恳谈会”,现已演变为全省乡村公共事务民主决策的主要形式之一,大批的县、乡、村干部参加了民主恳谈等活动,面对面与农民群众商讨和决定村务大事。浙江一些县市还创造了诸如村务重大决策村民听证会等旨在鼓励村民直接参与地方公共事务管理的成功经验。[14]社会基层的这些协商民主实现形式不断丰富和发展着我国的协商民主制度,政府应该大力鼓励和推动。

  5、公共网络论坛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网络论坛成了协商民主新的实现形式,而且是一个正在迅速发展的实现形式。网络平台的公共、开放、自由、平等、广泛等特征与协商民主的实现条件完全契合。网络成了各种利益表达、各种思想交锋的重要渠道,网络还是各种信息公开、问题揭露的平台,所以,网络论坛越来越成为自由表达、信息公开、权力监督的重要途径。公共网络论坛不仅自身可以作为协商民主的重要实现形式,而且它作为技术平台可以为协商民主的其它实现形式提供便利。公共网络论坛发展仍有广阔的空间,将成为推动协商民主建设的重要力量。但是在人面前任何死的、机械的、技术性的东西都不必然带来积极的效果。人可以把它变为正能量,也可以使它成为负能量。所以,公共网络论坛也需要加强管理、积极建设,以使协商民主的这一新兴的实现形式健康发展。

  当然,协商民主建设是一个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发展的过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阈中,任何实现形式都只具有暂时的合理性,都应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展。协商民主的实现状况既决定于每一代所创造的社会历史条件,又考验着每一代人的政治智慧。我们既要坚定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价值理念,又要不断创新实现形式,健全协商民主制度,坚持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坚定不移沿着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中国道路奋勇前进。

  注释:

  [1] 俞可平:《关于“民主是个好东西”的辨正》,《北京日报》2006年10月23日。

  [2]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页。

  [3] 范明英:《和谐社会语境下民主政治建设矛盾的破解和超越》,《长白学刊》2007年第1期。

  [4] 燕继荣:《协商民主的价值和意义》,《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6期。

  [5] 王淑芹、钱伟:《转型期和谐社会构建的制度伦理分析》,《哲学动态》2006年第10期。

  [6] 李铁映:《论民主》,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页。

  [7]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读》(下) ,人民出版社1987版,第1201页。

  [8] 窦炎国:《公共权力与公民权利》,《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6年第5期。

  [9] 徐勇: 《治理转型与竞争——合作主义》,《开放时代》2001年第7期。

  [10] 黄国华: 《社会主义协商民主新概括的若干思考》,《中国政协理论研究》,2013年第1期。

  [11]《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260页。

  [1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中国的政党制度》,《人民日报》,2007年11月16日。

  [13] 中央文献研究室编: 《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 ,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494页。

  [14] 胡振: 《民主政治的新探索——“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浙江的实践”系列报道之四》,《浙江日报》,2002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