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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进程中的司法治理

发布时间:2014年09月01日 | 字体放大 | 字体缩小

作者:程竹汝 | 来源:《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14年第3期

  司法体制改革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所确定的改革重点之一。这一改革重点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改革目标的关系,理论上应如何解释?按照改革措施与目标的适应性逻辑,司法体制改革对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基础意义。

  一、司法治理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具有独特地位和基础作用

  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是法治的治理。徒法不能以自行,因而法治的治理必须同时表现为司法的治理。司法治理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过程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可以通过下述三个命题获得解释[1]

  (一)司法是现代社会秩序构成的重要基础

  历史地看,人类的社会生活与司法现象是直接地结合在一起的。换句话说,司法现象自古以来就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也正是基于这一历史逻辑,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原理》中将司法归于市民社会之例,认为它不属于政治国家[2]

  司法现象的普遍性是因为它与社会秩序存在着内在关联。虽然在一般的意义上,政治系统的各个部分均与社会秩序相关,但司法与社会秩序的联系是最为直接的。“一项司法行为之所以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是因为它通过对法律的保障来保证了社会秩序,这也许是其他任何行为都无法与之比拟的。”[3]在社会秩序的有机构成中,尽管诸要素是互动的,比如司法、道德、宗教等;但其功能和地位则是不平衡的。司法在社会秩序构成序列中具有特殊功能——人们寻求公正的最后制度化途径。表现为社会对秩序的保障和人们对权利和公正的最后诉求都只有也必然指向司法,而一旦超出现存的司法领域,那必将产生无序的恶果。从历史上看,凡是社会秩序混乱的时代或国家,毫无例外地都缺少一个有效的、具有适应性的司法系统[1]。因此,我国市场经济秩序的深入发展、社会风尚的改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一个良性的司法系统。

  如果说一个社会缺少自觉的行为规则,也许对这个社会是无妨的,因为人们仍然有自然所成之习惯可采用。但是,如果社会缺少对规则的“判断”和维护的结构,那么它就失去了社会秩序构成的基本条件。因此,司法系统在本来意义上就是与社会秩序亲和在一起的。而在现代社会,司法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愈显突出,这是因为法律的实现、进而社会秩序的生成和变迁都愈来愈依赖于司法对社会的有效张力。

  (二)司法是现代国家进行社会控制的基本途径

  任何社会的实存状态总是游走于无序与有序之间,而在社会的无序状态与有序状态之间无疑存在着某种控制力,这种控制力的大小决定着社会秩序的实际状态。无论我们在何种意义上定义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社会控制机制都是其中不可缺少的部分。就整体功能而言,司法正是这种控制力有机构成的一部分。

  司法系统在社会控制体系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对此,社会学家罗斯概括说:“如果许许多多人本性就是安分守己的,而只有个别人才是出于害怕法律的惩办而遵从它,这也不能认为司法系统在社会秩序的维持中就处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因为正是由于把法律强加到了少数坏人头上,所以大多数好人才敬重法律。如果许多人中有一个恶棍无所顾忌地侵害别人,那么社会控制的更高方式就将遭到破坏;在作恶和报复冲动之间,以牙还牙的本能就将失去法律的约束。于是,一个又一个的人便从高尚的多数中脱落下来。这种致命的无法无天的传染病将加速地蔓延开来,直到社会秩序崩溃。因此,在某个特殊的时期,无论法律是怎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压制老百姓的角色,它仍然是社会秩序大厦的基石。”[4]“社会秩序大厦的基石”,概括了司法系统作为社会控制形式的独特地位和功能特征。

  在社会控制体系中,司法属于正式的社会控制形式,即以规则的确定性、组织和角色的专门性、控制过程的程序性、结果的可预测性为特征的社会控制形式[5]。同时,它还是专门的社会控制形式。在职能和机制上,它是那种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直接干预的专门的社会控制形式。这一特征是相对于正式控制中的立法和行政而言的,后二者还承担着更多的并不直接与人们的行为相关的职能,如组织政府机构和社会服务等职能。司法还具有最高社会控制形式的属性。对道德、宗教、法律等所有的社会控制力而言,由于它们在人们行为的领域各自发挥着特定的功能,因此我们没有充足的理由判断它们哪个更重要;但是,就它们发挥作用的机制来说,以下的说法应该是正确的:如果内化了的规范意识在起作用的话,那就不需要外在的控制力;如果外在的非正式的控制在起作用的话,那就不需要正式的控制力;如果其他正式的控制在起作用的话,那就不需要专门的司法的控制力;如果司法的控制在起作用的话,社会便仍处于秩序之中了[6]。司法作为最高的社会控制形式,在更为根本的意义上,是因为它是社会制度中生产公正的一个渊源,也是人们寻求公正的一个最后场所。公正与社会秩序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一个涉及人类本性和社会秩序构成基础的根本性问题。尽管社会秩序的构成涉及极为复杂的社会机理,但人们对一个可指望的“公正”的期盼则无疑是社会秩序构成逻辑中的重要因素。

  (三)司法是现代社会实现社会整合的有效形式

  社会整合作为一个理论范畴,它的本质在于“解释究竟是什么东西产生了足够的凝聚力,使一个按政治要求组成的社会能够被看作是一个统一体”[7]。就此而言,司法还是现代社会实现社会整合的必要形式。

  司法的社会整合作用,首先是由它所代表的利益的一般性所决定的。这一逻辑在与地方立法、行政机关职能的对比中应是清晰可见的。无论在哪一种国家结构形式的条件下,地方立法和行政机关承担的更多是有关地方管理的职能,它们在一定的意义上代表着本地方的利益,是名副其实的“地方机关”;而地方司法机关虽然也冠以“地方”的名义,但它们承担着实施国家法律的职能,代表着整体的利益,是徒有虚名的“地方机关”,实为“社会一体化”的机关。我国是单一制国家,司法权从根本上说是中央事权。各级法院不是地方的法院,而是国家设在地方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法院。由于司法体系直接代表着法律,司法组织网络在各地方的存在便表征着国家整合的范围,而它的功能的有效程度则表征着国家法制统一的程度。

  其次,司法的社会整合功能是通过司法产品实现的。司法产品是影响社会整合的一个基本变量。何为司法产品?从表象上看,处于司法过程末端的权威性裁判就是司法产品。显然,这是将经济学方法引入司法研究所产生的一个类比性的概念。既然权威性裁判被当作产品来看待,那么,它就应该有产品的内在属性,即“使用价值”和“价值”。像一般产品一样,司法产品的“使用价值”也指的是它的有用性,即用来满足人们需要的属性——权威性裁判可以被用来满足社会利益、个人利益的需要。而司法产品的“价值”则指的是在司法过程中凝结到裁判中的无差别的某种成分,就像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构成了一般产品的价值一样,这个成分就是体现在裁判中的公正。

  从类比中所形成的上述概念对我们理解司法产品的社会整合功能是极其重要的。一方面,司法裁判的有用性决定了它能够满足人们的某些利益,从而形成了它与社会的一般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是否能够发展到整合社会的程度则取决于它的另一方面,因为就像在经济领域价值构成了交换的基础,而交换在经济上使社会整合起来一样,凝结在司法裁判中的公正也构成了司法与社会互动的基础,只有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互动才能在行为上将社会整合起来。从理论上说,司法产品中所凝结的公正成分与它的社会整合功能是成正比例的。

  二、重要的是实现对司法的有效治理

  司法在现代国家治理中所具有的独特地位和基础作用,要求司法体制与之相适应。现实中具体的司法活动,都是在既定的体制基础上进行的。因而一定意义上讲,司法的现实作用不过是与之相适应的司法体制运行的结果。像任何现代化国家一样,中国的司法也必须承担起维护和构建社会秩序、实现有效社会整合、分配公平正义等功能。这些功能本身就是现代化国家治理能力的一部分。要恰如其分地发挥这些功能,就必须对现行司法体制进行适应性改革,实现对司法的有效治理。如果说营造一个司法权威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规律性要求的话,那么,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实现对司法的有效治理,就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

  适应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要求,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实现对司法的有效治理,须针对性地解决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要解决维护法制统一与克服司法地方保护主义问题。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存在多个方面的要求,其中之一就是国家法制统一。主权国家内在的统一系于法制统一,而法制的统一则系于司法统一。首先,司法统一是国家统一的内在要求,它是国家的统一意志即法律及其价值的社会实现形式。正因为如此,当今世界各国无论是集权的还是分权的,也无论是联邦制的还是单一制的,其司法系统毫无例外地都取向于统一。其次,司法统一是法治的必然逻辑。法治的基本要义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而法律的平等适用和实施没有司法统一则是不可想象的。这要求在统一的司法制度架构内建立自成体系的司法组织和运作系统。中国是一个单一制的大国,司法统一对其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目前,我国虽在理论上存在着一个统一的国家司法系统,但司法地方保护主义说明这个系统的统一性是不完整的。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总体上表现为一个“权力下放”的过程,这个过程带来了权力格局的根本变化,原先集中于中央的权力向地方扩散、集中于政治系统的权力向社会扩散,它弱化了原有行政权力的社会整合结构,而倾向于通过法律和司法过程使社会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整合状态。因此,司法统一关涉新的整合结构的生成,从而也在根本上影响着中国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

  第二,要解决保障司法权独立行使的现实机制问题。

  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内含着司法权独立行使的普遍要求。今天,中国司法体制所遭遇到的全部问题的根源之一,就是整个社会对法治条件下的司法理念认识不足。这种不足从近年来民间社会风行的“网络审判”,以及一些官员常常对在审案件公开评说等现象中可见端倪。司法权为什么必须独立行使?为什么又构成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一个普遍要求?理论上说,这主要是由于司法权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司法权的核心是裁判权,即它主要是以裁判的方式发挥它的社会作用的[1]。而任何裁判都天然地趋向于以一定的事实为根据,以相应的主观知识为认识的前提。因此,就裁判权内在的规定性而言,它一方面要求裁判者相对于纠纷当事人的中立性;另一方面要求裁判者相对于社会各方的自主性。也就是说,司法过程至少在形式上或程序上必须是中立的和自主的,否则裁判就是不成立的。裁判权的客观性要求排除判断过程中各种主观的和外部的因素的干扰。这种基于裁判本性所产生的“自然正义”,反映到司法过程中就是要求司法机关的裁判过程要有对当事人中立和对非当事人自主的程序安排。这就是司法权必须独立行使的理论源头。

  司法权独立行使制度是由现行宪法所确立的。该制度在中国实践中的关键问题有两个:一是执政党与司法机关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而言,执政党与司法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无法回避且必须解决好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个问题的具体内涵是:建立一种什么样的体制和通过一种什么样的途径能够既保障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又能够避免党的领导干部对具体司法过程的干预,从而实现审判权和检察权的独立行使和司法公正。二是社会的法律文化和行为对司法权独立行使的支持问题。事实上,司法权独立行使作为一项来自于西方的经验,它的实现在根本上依赖于两个方面的资源:司法角色的行为自律和“贵族精神”,即来自于法律神圣的角色荣誉感;社会法律文化和行为习惯,即司法权的独立性是人们诉诸公正不可缺少的一道防线,无论谁触动了这条防线,他都与这种文化和习惯支持的社会不相融。由此看来,我们对这两方面资源的开发和积累仍需相当的时日。

  第三,要解决司法开放性和提升司法公信力问题。

  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应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司法开放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或者说,国家治理体系的开放性必须在司法领域有适应性的体现。首先,司法体系与整个社会的良性互动有赖于一个开放性的制度安排。司法体系向社会输出公正资源,从社会汲取权威资源。一方面从社会到司法:在社会中汲取公正的历史性概念和注重客观的社会评价;另一方面从司法到社会:通过开放性的制度将司法制度、过程、结果所体现之价值及理念拓展于全社会。其次,就制度内部的协调性来看,司法开放是司法权独立行使必然的逻辑延伸。司法权独立行使的制度化程度越高,就越需要司法开放制度与之相适应,以提供足够的资源和力量。可以说司法权独立行使是司法开放的前提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理论上在我们将司法权独立行使看作是司法公正的条件之时,它也可能产生两个极端的后果:司法失去控制,出现了司法专横的局面;司法缺少必要的权力资源,失去了权威。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实现对司法的有效治理就是要尽量减少出现这两种极端的可能性。在我们尽量“割断”司法与社会的某种特殊联系时,我们还应“建构”它与社会的最普遍的联系。既然司法不应与社会某个部分存在特殊关系,那么只有与整个社会建立起最一般的关系时,才能对其既形成控制又提供资源,而这种最一般的关系唯有通过司法制度的开放性来实现。因此,可以说司法开放性是司法公信的力量源泉。

  解决好司法开放性的问题,除了司法过程公开制度,如公开审判、陪审制、判例制等制度的完善,以及司法救济制度即法律可诉性的提高和司法援助制度的延展外,需要重点对待的是舆论评价及监督制度。司法对传媒开放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制度,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必要条件,但这个条件是有限度的,传媒活动一旦越界,也有可能危及司法权独立和司法公正。眼下社会舆论时髦的“网络审判”就是例证。这一现象的发生虽然有司法领域诸多不足为客观基础,但从法治的要求来看,其负面作用也是非常明显的。“网络审判”在反映当前司法公信力问题的同时,也侵害着司法公信力形成的社会基础。它无论是作为道德评价,还是作为以道听途说为依据的非理性表达,对司法的自主性、进而对司法公信力的形成均构成现实危害。这种情况反映了中国民间社会期待司法公正的悖论:一方面人们试图通过网络表达追求司法公正;但另一方面这种基于道德而非法律事实的判断、特别是撕裂社会的“仇官、仇富”的发泄性表达又必然危害司法公正的社会环境。

  第四,要解决不断提升司法效率的机制问题。

  效率是制度所包含的基本要素,当然也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所包含的要素。尽管效率在多个学科及意义上使用,但其基本理念是同一的,即输入的能量与产出之比。社会制度意义上的效率概念指的是制度成本与制度价值实现之间的比例关系。因此,效率同样也是司法制度必须追求的一个目标。显然,低效率的司法制度本身就是对公正的亵渎,所谓迟到的公正就是不公正。因此,司法公正只有通过高效率的司法制度才能实现。它涉及司法制度的各个层次和方面,其内容包括:制度之间的协同性,保持制度间必要张力的同时减少制度之间的摩擦;制度规范上的时效设置,形成制度运行状态中的时效约束机制,一般来说,诉讼周期与司法成本成正比,而与司法产出成反比。

  目前,我国的司法效率存在着诸多问题:首先是制度投入不足,表现为司法制度与社会之间、制度内诸部分之间在一定程度上缺少适应性和协同性;制度运行过程缺乏严格的规范性,司法救济制度不周延,整个社会司法的可预测性较低;司法功能弱化,司法腐败较大范围存在等。其次,司法裁判大面积地不能转化为司法产出。这又包括两个方面:就司法产出必须符合司法公正的价值要求而言,由于司法过程中腐败现象的存在,无论最终的裁判情况如何都可能使作为公正的司法产出大打折扣;司法裁判在执行阶段大面积地无法还原为当事人的利益,使法律的最终效力悬置起来。

  三、制改革司法体制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

  当前我国所遇到的难题可谓多矣。贪腐与反腐、维权与维稳等矛盾使各种各样不正常的事件和现象层出不穷。然而,国家治理诸问题的解决,可持续的或者说长治久安的方案,塑造司法权威当是一个大方向。这既是发达国家的经验,也是国家治理的一般逻辑。

  在目前发展阶段上,司法体制改革具有制度建设的战略意义。改革司法体制和运行机制作为深化改革的重点之一,显然具有现实问题的针对性:即针对中国社会一个时期以来公平正义缺失的积累。“这些年来,群众对司法不公的意见比较集中,司法公信力不足很大程度上与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不合理有关”[8]。今天的中国,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途径和主要机制有两个:经济领域的公平主要是通过发展政策和社会政策的调整实现的,在这一领域司法维护公平正义的能力有限;而权利意义上的公平正义,或者说日常社会生活意义上的公平正义之维护则主要是司法的任务。

  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要求,司法体制改革的策略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改革司法管理体制

  这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法理上,单一制国家的司法权当属中央事权。各地的法院、检察院不是地方的法院和检察院,而是国家设在地方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司法机关。由于我国的法院系统和检察院系统较为庞大,将司法权统一至中央,目前条件尚不成熟。故在当前阶段上,先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是更为可行的策略。二是探索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此项改革的直接目的是克服司法地方保护主义。司法区与行政区相交叉是法治统一的制度要求。现行管辖制度中的指定管辖、提级管辖、集中管辖虽存在着与行政区划分离的机制,但这些机制仍不足以解决我国的法治统一问题。因此,有必要建立与行政区划适当分离的司法管辖制度。这一改革措施进一步的逻辑,就是要跨行政区设立司法机关。

  我国现行的司法组织关系具有两个显著特点:一是党政部门对司法机关组织上的主导性;二是横向的司法组织关系配置,即各级地方政府均享有相应的司法行政权[1]。这两方面的特点是相互支持的。从渊源上看,这套体制与我国的政治传统存在着太多的密切联系,即历史上发达的官僚政治使我们今天处理司法问题也会非常自然地强调行政化的方式。因此,现行司法组织体制实际上是我国整个政治系统行政化倾向的一部分或一个缩影。

  一段时期以来,学界对我国长期施行的司法组织体制提出了诸多批评,认为这套体制与司法的职能存在着不适应、甚至矛盾的方面。理论上说,任何国家的司法机构及其人员都存在着诸如机构设置、人事、经费等组织和行政管理事务,但这种组织方式必须适应司法职能的要求。而我国长期施行的司法组织体制在当前的法治发展进程中则表现出了明显的不适应:这集中反映在违反司法职能的内在要求,基本上将行政机构设置及管理的一套贯彻于司法系统;与此相关,缺乏严格规范约束的行政对司法的人事、经费等的管理关系使司法统一和职权独立缺少必要的条件。

  上述两方面的改革措施,是我国司法改革数十年来真正可以称得上是体制性改革的措施。总体而言,这是两个主要倾向于纵向化管理模式的改革措施。它应该能够应对法治发展条件下司法与行政、司法与地方的规范关系。基层和中级两个层级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按行政隶属关系集中由各省、自治区直接管理,一定程度上切断了这两级司法机关与县、地或市的行政关系。这样,在全国司法区大体不变的情况下,这种做法可预测的后果包括:可以强化全国法制的统一,避免因现行体制条件下司法机关过于分散的行政隶属关系而造成的地方保护主义;可以使司法机关远离同级党政机关而获得独立行使职权的条件,强化司法的政治监督功能;司法机关的政治地位获得了提升,更加符合宪法的规定。

  (二)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

  一是优化司法职权配置。针对长期存在的审者不判、判者不审的判审分离;权责不明,错案追究难以落实;上下级法院行政化报批,影响审级独立等司法行政化问题进行改革。建立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明确审委会主要研究案件的法律适用问题;推进审委会成员直接审理重大、复杂案件的制度;明确四级法院职能,一审明断是非定纷止争,二审案结事了,再审有错必纠,最高法院保障法律统一实施。二是积极推进司法公开。中国的司法公开具有自身独特背景,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的开放度更大。除了常规的庭审旁听、人民陪审员、人民监督员等制度之外,还应录制并保留全程庭审资料;建立中国裁判文书网,逐步实现四级法院依法可以公开的生效裁判全部上网。相关的改革措施还包括,增强法律文书的说理性;检察院应建立不立案、不起诉、不予以提起抗诉决定书公开等制度。

  在健全司法权运行机制改革方向上,去行政化是我国司法改革长期追求的目标。1999年,《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就已明确提出司法改革的目标是“还权于合议庭,充分发挥合议庭的作用,逐步取消院长、庭长未经审判程序个人决定案件的做法”。法院内部管理行政化的本质在于违背司法审判的亲历性原则,在法院院长、庭长、审判员之间,在审委会和合议庭之间,按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来配置审判权。它与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司法原则相背离。《决定》关于“让审理者裁判、让裁判者负责”的改革要求,试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项改革还使落实司法官员责任制成为可能。司法官员的职责不同于其他官员,因为“一次不公的(司法)判断比多次不平的举动为祸尤烈。因为这些不平的举动不过弄脏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断则把水源败坏了”[9]

  司法公开的意义是多重的。首先其主要的意义在于:通过司法公开将司法过程、结果置于社会的公共空间,以公正为中介形成同社会的能量转换,一方面接受社会控制,另一方面汲取权威资源。像对所有权力都需要强大的社会舆论监督一样,司法权也不能例外。在现代文明条件下,社会舆论是用来规范任何权力最一般也是最有效的手段。其次,司法公开是司法民主的具体体现。在理论上,司法公开作为现代民主制度内涵的一部分已不成问题。民众的知情权要求公职人员包括司法人员的公务行为除依法律规定须秘密进行之外,都应公开进行。再次,司法公开还是司法张力扩散的具体机制。司法过程和结果对社会行为的引导、规范作用与司法公开成正比。

  (三)建立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

  其主要内容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制度。健全区别于公务员的法官、检察官职务、职称序列。二是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统一招录制度。建立预备法官、检察官制度;健全律师、法律学者担任法官、检察官制度机制;设置不同审级法官、检察官的任职条件。三是完善法官、检察官任免、惩戒制度。法院、检察院成立社会人士参与的法官检察官选任委员会、惩戒委员会。四是健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职业保障制度。

  在具体的司法过程中,司法权无疑都是通过司法人员实现的。因此,与司法人员直接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对司法公正有着重大、直接的影响。故,对法治建设来说,司法人员相关的管理制度具有明显的优先性。因为“所谓法治,不过是那些受到严格法律训练的人们对社会生活的管理和调整。”[10]由此说来,建设法治中国的核心任务和基础工程乃是促生一个现代的法律家群体。司法改革只有在这一层面上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才能支持法治的可持续发展。就此而言,以健全符合职业特点的司法人员管理制度为导向的上述四个方面的改革措施,对法治中国的成长、进而对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都具有特殊的意义。

  司法职能本身要求承担它的相关角色必须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而现代法治社会更加强化和严格了这一要求。“法律职业要求从业者必须具备高度专业化的法律思维、法律意识、法律语言、法律方法、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信仰和法律伦理,等等。”[11]迄今为止,中国司法改革最明显的成就之一就是改变了由于工农革命必然导致的司法大众化现象,中国司法终于走上了法官专业化和职业化的道路。今天,虽然在理论上和制度的设定上,专业化的法律知识和相应程度的职业训练构成司法角色胜任职责的基本条件应已不成问题。但是,长期形成的干部制度的惯性仍然是推行改革措施的现实障碍。现实中,司法职业标准的落实仍然存在着诸多漏洞。比如长期以来相当数量的法院院长、副院长的任职资格不能严格按照《法官法》的要求进行,就是典型例证。如果说分类管理是基于司法人员的专业特性的话,那么,这一管理方式则必须建立在严格的职业标准和录用程序的基础上。

  职业保障制度建设是上述改革措施的又一重要方面。司法职业保障制度是指司法人员履行职责的职务身份和物质待遇的保障制度。职务身份保障制度,即为了避免各种势力基于法官身份而影响其独立、公正履行职责,故以法律的形式对法官的身份予以固定,即法官一经任用,非按法定条件并经法定程序,不得被弹劾、免职、调离或提前退休的制度。从理论上讲,法官身份是否稳定必然会影响到其职责的履行;如果在职务身份上,法官处处受制于人,时时要忧虑自己身份的话,独立行使司法权进而司法公正就失去了前提。法官履行职责的物质保障制度包括退休制、高薪制等,其意在于排除各种利益的诱惑,避免影响司法公正。

  像司法领域的其他改革一样,司法职业保障制度的推行也遇到了一种两难的困境,即管理制度的改革与司法队伍的改变是互为前提的。由此看来,完善的司法职业保障制度绝不是一件孤立的事情,它发展的条件至少有两个:首先是司法角色录用制度的发展,从逻辑上说,这应该是中国司法职业保障制度得以真正确立的前提,因为只有角色录用能够输出一个高质量的法官群体,对法官职业的保障才是对司法公正的保障;其次是司法机关内部管理体制的改革,由此可以尽量地消除法院内部行政化管理对法官职业的侵蚀,从而为司法职业保障制度提供现实条件。就这两个条件来看,上述改革的四方面措施已有着系统化的布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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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M]//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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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贾宇.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J].西安:西北大学学报,2013,(2):5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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