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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怎样开创历史新时期

发布时间:2014年09月10日 | 字体放大 | 字体缩小

作者:李洪峰 | 来源:《党的文献》2014年04期

  邓小平一生,三落三起。他第三次复出,进入一生事业的巅峰,开创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回顾邓小平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领略他战略思考、战略判断、战略设计、战略决策的战略家风采,对于全面深化改革,继续把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具有重要意义。

  一、战略起点,从解决思想路线入手

  “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带来的深重灾难,使我们党、国家和民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左”的错误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拨乱反正。

  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他一出来工作,就表现出伟大战略家的远见卓识。面对百废待兴、百端待举的复杂情况,他在千头万绪中首先抓住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环节,从解决思想路线入手。

  重新确立和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邓小平开创历史新时期的战略起点。

  实事求是是我们党正确认识客观世界的思想路线,也是我们党正确改造客观世界的思想路线。中国革命的历程充分证明,有了实事求是,我们党才创造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有了实事求是,我们党才找到了武装斗争、统一战线、党的建设这三大法宝;有了实事求是,我们党才正确解决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对象、动力、前途和转变等一系列根本问题;有了实事求是,我们党才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组织路线;有了实事求是,我们党才在一个工人阶级数量很少、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里,建立起一支马克思主义的工人阶级先锋队;有了实事求是,我们党才胜利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立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有了实事求是,我们党才战胜了无数艰难险阻,克服了前进道路上的错误和挫折,正确地总结了经验教训,团结了全党和全国人民,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党和人民用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武装起来,中国革命就打开了胜利的通途。

  我们党执政以后,发生的各种失误和偏差,特别是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的错误,有多方面的复杂原因,但从根本上说,都同偏离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有关。

  1976年粉碎“四人帮”,全党全国欢欣鼓舞。但“两个凡是”的错误主张,仍束缚着人民的思想。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破除了“两个凡是”的障碍。为支持和推动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邓小平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发表了26次谈话、讲话,反复阐述实事求是的根本道理。

  邓小平一针见血地点明:“两个凡是”不行,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不能用毛主席的只言片语损害毛泽东思想体系,讲毛泽东思想,不在引用很多毛主席的话,而在发挥他的根本思想。

  邓小平深刻指出:我们必须世世代代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要从问题堆里找长远的、根本解决问题的东西。实事求是是毛主席讲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懂得这一条就有希望。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根本态度、根本观点、根本方法。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哲学的概括,是马列主义理论、马列主义方法的概括。我们讲要继承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培育的优良传统,第一个就是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最根本的最重要的东西就是实事求是。

  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泽东为我们党树立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还是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的事业才有希望。理论联系实际,就是从实际出发,把实践经验加以概括。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是毛主席经常讲的。毛主席总是提倡要开动脑筋,开动机器。世界天天发生变化,新的事物不断出现,新的问题不断出现,我们关起门来不行,不动脑筋永远陷于落后不行。实事求是,开动脑筋,要来一个革命。

  1978年12月13日下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实质上是紧接着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在这篇重要讲话中,邓小平把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联系起来、结合起来,集中阐述了解放思想问题。他说: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

  邓小平为什么特别强调解放思想?因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解放思想成为实事求是的政治前提。没有解放思想这个政治前提,或者说这个政治前提不充分、不彻底,就根本谈不上实事求是。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拨乱反正,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废止“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提法,实现全党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旗帜;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实行改革开放新的路线方针政策,也就不可能打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开创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不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正确判断国际局势和世界主题发生的深刻变化,也就不能制定新的国际战略。

  实践证明,邓小平抓住了党的思想路线问题,就抓住了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的关键,就抓住了凝聚党心、军心、民心的根本,就抓住了治党、治国、治军的全局,从而牵一发而动全身,使全党迅速由被动转入主动。党的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发展成为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成为整个拨乱反正的先导,也成为整个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先导。

  二、战略决策,开创新时期、新事业和新道路

  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形成过程中,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制定和形成过程中,起了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他多次强调,我们已经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我们干的是全新的事业,我们正在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推动下,改革开放成为我国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题,成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伟大革命,成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强大动力。

  邓小平是善于审时度势的伟大政治家。20世纪80年代前后,他冷静观察和深入研究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就国际国内大局作出了两个影响深远的重大战略判断。

  关于国内大局,邓小平作出了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战略判断。他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后来,在南方谈话中,他进一步发挥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是新时期我们党全部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关于国际大局,邓小平作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重大战略判断。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后来,我们党进一步把“两大问题”概括为“两大主题”,并据此提出了“重要战略机遇期”理论。这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充分认识和切实把握运用好我国所处的重大战略机遇期,以我为主,趋利避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至关重要。

  在这两个重大战略判断的前提和基础上,邓小平作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战略决策,包括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确立“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制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出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党的建设等各方面一整套方针政策;包括决策恢复高考;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创办经济特区;确立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决策实施“863”计划;包括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推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平反冤假错案;实行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提出一系列“两手抓”方针;把制度建设和民主法治建设突出提到全党面前;实行百万大裁军;提出“一国两制”方针,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等等。这一系列战略决策,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特别值得提起的是,邓小平在推进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牢牢把握了三个重大历史节点,“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引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乘风破浪,胜利前进。

  第一个重大历史节点,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当时的中国,面临极其复杂的局面。邓小平及时向全党发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战略号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确立了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地位。有的同志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不低于43年前的遵义会议,这是很有道理的。这两次会议虽然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但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就是实质上分别确立了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实现了我们党从遭受严重挫折到走向新的胜利的伟大转折。

  第二个重大历史节点,是1989年平息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邓小平领导全党果断平息了政治风波。1989年6月9日,他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重要讲话中,科学分析了形势,明确而肯定地向世界宣布,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坚持“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不动摇,坚持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从而在重大历史关头,鲜明地回答了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着什么方向前进的重大问题,稳定了大局,进一步坚定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心,树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

  第三个重大历史节点,是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就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等一系列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发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谈话。这既是一篇集大成的谈话,概括了邓小平理论的主要之点,又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新的宣言书,再一次从根本上排除了“左”和右的干扰,把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三、战略指导,邓小平领导风格的本质特征

  邓小平作为战略家,他的领导工作高瞻远瞩,举重若轻;脚踏实地,不尚空谈;旗帜鲜明,勇于担当;柔中寓刚,绵里藏针;波澜不惊,稳如泰山,赢得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高度信赖和衷心爱戴。而贯穿邓小平领导工作的,是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坚定的信仰,是邓小平全部实践和理论的基石,也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基石。

  邓小平在讲到党的优良传统时,曾经讲过:“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邓小平在伟大光辉的一生中,始终不渝坚持的,也是这两条最根本的东西。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两个基本点。

  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为此,他建议“党中央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邓小平在这里提出的领导工作“四性”,是他对领导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是他对全党的要求,也是他对自己长期领导实践的理论总结。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本质特征。

  原则性,这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灵魂。领导工作,原则性是第一位的。没有原则,谈不上领导。邓小平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历经坎坷,多次经受革命事业的艰难曲折,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坚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念,始终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无私无畏,不屈不挠,意志顽强,坚韧不拔。立场从不动摇,信念从不动摇,原则从不动摇。毛泽东说他“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就是对他原则性的高度赞扬。邓小平这种坚定的原则性,在新时期既表现在破除“两个凡是”束缚、平反冤假错案的勇于担当上,也表现在恢复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大智大勇上;既表现在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创办经济特区、实行市场经济取向改革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上,也表现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平息1989年政治风波、打破西方制裁的果敢行动上;既表现在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上,也表现在坚定不移地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上;既表现在国内治党、治国、治军的伟大实践中,也表现在错综复杂国际政治斗争的纵横捭阖中。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观察,邓小平都是坚持原则的典范。对此,国外许多学者指出,邓小平是有组织性的权威,他从不在党内和军队内搞自己的小宗派,用组织和制度治国、治党、治军是邓小平领导艺术的典型特征之一。

  系统性,这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主要特征。国家治理,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的治理,本身就是一个宏大而又精微的系统工程。邓小平是战略家,也是辩证法大师。他在领导工作中,既注重从全局和大的战略视角上观察问题,又善于从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来处理问题,这是邓小平思维和决策的一个重要特点。他既善于抓住关键、把握重点,又善于总揽全局、推动全盘。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在人类历史上,大概还从未有过这样一个社会,像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成为最高领导以来的中国那样,在没有战争、暴力革命或经济崩溃的条件下,进行如此重大而全面的改革。”“邓小平是处在中国转折时期的伟人,他使中国从一个时代走向一个新时代,走向现代化。”邓小平高度重视理论指导和理论联系实际。他在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进行了卓越的理论创造,适应新的时代需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创立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又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和开篇之作,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继承与发展的统一。

  预见性,这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鲜明特点。领导需要预见。没有预见,就无法领导。邓小平是一位求真务实的实干家,又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思想家,他特别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眼界要十分开阔,襟怀要十分开阔。邓小平思考问题,总是把历史、现实和未来统一起来考虑,邓小平的领导工作,是求真务实和远见卓识的统一,因而他总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想得深些,总能抓住事物的本质。“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这在邓小平的领导工作中有极鲜明的体现。比如,他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展望、关于农村“两个飞跃”的论断、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关于教育“三个面向”的战略方针、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战略构想等,都是经得起实践检验、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科学预见,充分表现出邓小平卓越的战略洞察力。

  创造性,这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主线,贯穿他的全部领导实践。邓小平一生独立思考,从不盲从。1938年他就讲过,一切都是辩证的,一切都在发展变化中。毛泽东很欣赏这句话,认为这句话很厉害,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富有哲理,他一连四五年都提到这句话。思想充满活力是邓小平的性格特征之一,也是他的领导工作特征之一。基辛格曾对邓小平说过:“我知道中国有人比你更年轻,但我不知道,在中国还有人比你更有活力。”一位俄罗斯学者在评价邓小平时说:“用现实主义态度对待世界,对待生活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以,对他来说,知识的源泉就是不断变化的生活。一个政治家的任务就是要认真思考正在发生的变化和制定符合这种变化的路线。”

  邓小平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邓小平理论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充满了勇于探索的创造精神。他以70多岁高龄,指导了全新的实践,开创了全新的事业,创立了全新的理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这四者不是割裂的,而是统一的;不是孤立的,而是联系的;不是空洞的,而是实际的。它体现了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与探索。实践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因而它越是向前发展,必然对国家和社会素质的要求越高,必然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要求越高。从而,思想方法问题必然越来越重要,精神状态问题必然越来越重要,世界观、人生观问题必然越来越重要。所以,学习邓小平的思想理论、思想方法和精神风范,跟上时代、实践和科学发展的步伐,不断在提高素质、提高境界、提高水平上下功夫,努力把世界观、人生观搞对头,把精神状态搞对头,把思想方法搞对头,是永不过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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