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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认识和把握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三个关系

发布时间:2014年09月18日 | 字体放大 | 字体缩小

作者:任玉秋 | 来源:《科学社会主义》2014年第3期

  历史唯物主义是研究中国政治问题最根本的思想武器。然而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彻底的科学性正在于它同时就是历史辩证法。因此,在分析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与当今中国政治发展实践关系之时,一定要重视历史辩证法的运用,尤其是要注意研究以下三对矛盾关系:

  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内含的对立统一关系

  事物就是矛盾。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也是一个对立面的统一体,它最常见最普通也是最基本的矛盾同样是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所说的、任何事物都如此的一般与个别的对立统一。[1]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发展,最根本的措施就是要从空间、时间两个方面认识并处理好这个最基本的矛盾。

  一是从空间维度看的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关系。社会主义民主是人类政治关系发展到最高阶段的民主,它当然是既有与其他民主尤其是资本主义民主不同的相对立的本质,也有相互之间统一的一面,否则,社会主义民主就不可能由资本主义民主转化而来,也不可能如我们党在重大文献中一直指出的那样可以从资本主义民主那里借鉴一些做法。这本来是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但一触及现实政治,一些人往往会陷入思维纠结:或是将资本主义民主视为必须拒之于国门之外的洪水猛兽,担心哪怕是借鉴任何现代民主都如此的一般做法也会引狼入室;或是把资本主义民主当作上帝救世主,顽固地认为西方民主可以包治中国的百病。这两种思想混乱的根子都是不懂得或不承认历史辩证法的真谛。民主也是内容与形式的对立统一体。一方面,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受制于内容。在民主的形式与内容的对立统一关系中,决定本质的是内容。可以被社会主义民主借鉴的民主形式只有在适合社会主义民主内容的条件下才可能具备有效性。另一方面,形式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可以依附于不同的内容。正因为此,科学地借鉴其它民主形式根本不会改变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内容。而正是这个辩证的法则要求后来的事物要改造吸收为它创造基础的先前的事物的形式。社会主义民主经过改造吸取资本主义民主中那些民主的一般做法恰恰是符合历史规律的。事实正是如此。迄今为止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制度都采取的普选制和代议制就是从资本主义民主而来的。[2]以历史辩证法来看待人类文明的历史,一切新的社会形态都是经历了在对旧的社会形态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否定、肯定过程才得以催生的。在历史辩证发展的意义上,没有资本主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民主。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要积极地学习包括资本主义创造的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这是列宁90多年前就说得一清二楚的。[3]只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经济基础不动摇,学习、借鉴资本主义民主的一些具体做法,不可能使我国的政治关系倒向资本主义的根本制度。学习资本主义的文明并创造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文明,这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

  二是从时间维度看的一般与个别关系。事物是一个过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自己的历史中保持着统一的本质,但它发展各个阶段的任务又各有其特点,既从不同侧面表现也从不同程度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的本质。针对我国原来是一个有着两千年封建历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旧社会的实际,人大制度建立60年来,一直以落实和保障人民的选举权为根本建立民主的法制为目标,向着实现人民在代议制民主中的权利和权力的法治化而奋斗,但工作重点在不同时期是变化的。人大制度初建时的主要任务就是制定宪法和实行普选[4],那是新中国在我国政治发展史上做的开天辟地的大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鉴于曾经出现过的领导者个人专断和破坏法制的教训,基于多年来我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成果,党领导人民在完善选举权和实现法治化方面做了更多的努力。例如,进入新世纪就做成了两件大事:2010年3月,修改的选举法决定城乡按相同人口比例选举人大代表,实现了城乡居民选举权平等。[5]同样是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宣告基本建成。[6]那么,当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建设的重点在哪儿?应当放在进一步落实人民代表大会的决定权和监督权上,因为当家做主需要更好地管住财权、事权、任免权。提出更好地落实决定权是因为近年来时常可见地方政府(尤其是在县、市两级)在财政支出、项目投资、环保民生、政府性债务等方面的决策由于领导者个人问题出现失误。如果更好地以民主为决策的科学性把关,在法律层面规定有关重大决策须经人民代表大会或人大常委会决定,这样的民主才真正是落到实处的人民的权力。监督权和罢免权是由选举权派生又反过来保障选举权的。近年来广大人民和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权的运用有了很大的进展,最根本的监督就是每次人代会都要听取和审议人大常委会和“一府两院”的工作报告。但是在一些具体工作和事项的监督方面还是存在不足之处。比如近年来虽然就加强人民代表与选民的联系作了一些规定,但选民对人民代表进行监督的相关办法却还没有能够成为全国统一的法律法规。又如预算法修正案的三审推迟至今仍然没有安排,对人民代表对财政监督还难以进一步具体化。再如人大的质询权,虽然早在1954年宪法中就已规定,但至今未见全国人大和省级人大运用。好在近年来发挥较好作用的专题询问这种监督形式对此有所弥补。[7]而罢免权则除了需要依法处理人民代表和选任的公务员违法犯罪时使用外,对其他不称职人员还几乎没有使用过,这不利于强化人民和人大监督的权威。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证明,落实选民对人民代表、人民代表大会对“一府两院”选举产生人员的监督权、罢免权,将选举权从平等化推向实效化、权威化,才能约束权力受托者滥用权力,防止以权谋私,真正实现人民当家做主。因此,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推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与时俱进”的各项要求加快人大制度自身的改革,已成当务之急。

  二、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的关系

  前面提到共产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的本质表现之一,这里还要再专门结合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做主的关系做一些分析。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治上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最大特点和优点,是西方资产阶级死也不承认的。利益不同则立场不同,语境也不同,我们不要求他们认同,但自己要弄清其中的道理,以利于在实践中正确处理这个关系。为什么说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民主是最大的特点和优点?因为自觉地以自己的先锋队为本阶级的领导恰恰是工人阶级的特点和优点。

  “谁都知道,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在通常情况下,在多数场合,至少在现代的文明国家内,阶级是由政党来领导的”。[8]现代政党是举着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大旗走上历史舞台的。尽管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实质上只是少数人的,但它毕竟开辟了人类争取自由的新时期。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的基础上极大地推进了人类政治文明的进步。工人阶级的政党发展也经过复杂的过程,至今也还有在一国内不止一个政党宣称自己是代表工人阶级的政党的情况。但是,自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带领工人阶级取得政权并建设社会主义的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的共产党。正如资产阶级政党政治是资本主义民主的表现一样,共产党的领导与社会主义民主不可分。但是,共产党与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不是复制资本主义政党民主而是对资本主义的否定。与资本主义的多党制民主不同,社会主义民主只由唯一的共产党执政或领导。形成这种政治关系的根本原因既是因为工人阶级没有基于私有制的私利,他们的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一致,从而能够通过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也因为共产党这个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没有任何同整个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的利益”。[9]共产党的存在只是工人阶级为了自身解放的需要,它也只有在整个阶级中才有政治力量。所有共产党员个人包括普通党员乃至党的最高领导人都是工人阶级的成员,当然没有基于私有制的私利。在利益一致的同一个阶级中,共产党对工人阶级的领导实质上是工人阶级中首先觉悟的那些成员对全部成员的示范、教育和引导。也正因为没有私利,共产党人才真正敢于主张人民来监督自己,而不是由只代表另一部分人利益的另一个政党来监督。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不仅把直接管理社会的权力委托给共产党这个工人阶级的也是全社会的最先进分子的组织,而且通过全民对受委托者的监督以提高全民的政治文明程度,这难道不是人类政治生活最实实在在的进步吗?不相信人民可以监督代表自己利益的共产党的“精英政治论”,其政治实质就是要共产党让出执政地位,理论上则无非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表现。

  另一方面,从矛盾的普遍性看,工人阶级先锋队和整个阶级也构成对立统一关系,在这对矛盾中,起主导作用的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因而具有高度自觉性的共产党。人民当家做主也是一个过程。社会主义毕竟是从资本主义发展而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毕竟是在有着两千年封建历史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基础上经过革命发展而来的。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要对国家大事当家做主,一定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学习过程。中国共产党就是整个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学习当家做主的先锋队,党的作用主要表现在政治领导、组织领导、示范教育三个方面。党的政治领导就是创造依法治国的政治环境。须知依法治国不仅是执政党的方略,更是人民当家做主的方略。执政党要依法领导国家,人民群众也要依法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最根本的就是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决定国家大事。党的组织领导就是把最优秀的党员和党员领导干部派到人民代表大会中去工作,或者向人民代表大会提名并依法力求使这些优秀者得到人民和人民代表的认可,当选为人民代表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负责人员。党要动员普通群众在参与普选中,人民代表在参与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中了解并支持这些优秀者的工作。党的示范教育有三个主要的方面:一是发挥党内民主是人民民主的先行者和引领者作用。党以自身的民主建设带动群众,这是先锋队的题中应有之义。二是发挥选派到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工作的共产党员的作用。选派的共产党员要懂得理论、坚定信仰、联系群众、心向民主、善行法治,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关系中的模范。三是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作用。要用事实向人民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其中特别要理直气壮地讲清楚党的领导和人民当家做主的关系。“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10]历史唯物主义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也就必然能够阐明党领导下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优越性。越是西方资产阶级挑战性的责难,我们越是要敢于回应,关键在于我们自己有没有弄通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辩证法基本原理,并且能不能做到在这个问题上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总之,在党的领导下坚持、完善、发展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最根本地学习当家做主、提升当家做主能力的途径。这样的民主政治发展是最好的体现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关系的典范,也是历史从相对不自觉走向自觉的最好推动力。

  三、选举民主与协商民主的关系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的现今阶段,人民最重要的民主实践当然还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规定的社会主义代议制民主。同时,新兴的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协商民主也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另一种实践。

  我国的政治协商制度是世界首创的国家范围的协商民主,但其历史意义却主要不在于它建立的时间早,而在于它的建立就是为了正确处理我国特有的人民内部的政治关系。我国是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团结了最大多数的人民一起为建立新中国而进行革命。这就构成了一种特殊性,即: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的工人阶级革命,虽然因为没有丰厚的物质条件而不得不在革命成功后要用更长的时间来建设新国家的物质基础,但是却可以通过革命时期团结的具有革命性的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团结最大多数人来共同建设新社会。即使是民族资产阶级,也可以通过其中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相对先进的部分来推动他们和工人阶级、广大劳动人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事物都有两面性。我国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历比相对发达国家的革命要复杂,但是,这种复杂性却有利于我们党在革命成功以后通过政治协商制度团结最大多数人建设社会主义。真是祸福两相倚。

  我国这种具有特殊性的政治协商制度同样内含着一般与个别关系。政治协商制度虽然是以中国特有的非对抗性的人民内部矛盾为基础的,是中国近现代革命和建设特殊性的表现,但同样具备协商民主的一般性质———不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不是阶级统治的机器(60多年前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权力的新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除外)。这种非阶级统治工具的民主不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统一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力量,并以这种力量统治社会。它采取的方法和途径是全体社会成员都作为政治主体相互沟通、协商以尽可能统一意见,兼顾各方面的利益。在这里,我们看到,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起来之后,除了人民代表大会本身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即少数人压迫多数人的)阶级统治的工具之外,政治协商制度的产生与发展也标志着社会主义条件下民主发生的变化———在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保障的同时,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多方面协商的新型民主也产生了。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政治协商制度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中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1978年五届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以来,从中央到县一级,每年的政协会议都与人大会议同步举行,政协委员都列席人大会议,听取并讨论“一府两院”报告就是最好的例证。

  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开始出现的这种变化还表现在基层协商民主方面。我国的基层协商民主与一些西方国家的协商民主之间也存在着共同点与不同点。共同点在于它们都是以沟通、协商而不是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表决的民主方法,尤其是都注意兼顾到少数人的利益和意愿。根本不同则在于我国的基层协商民主是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起来的。众所周知,大约产生于上世纪后半叶的发达国家的协商民主,社会背景主要基于社区一级地方事务管理需要,其性质更多展示出最基层地方民众自发的自治。而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一些地方兴起的基层协商民主尽管具体背景各有差异,却都是由地方党委及党委领导下的基层人大、政府为更好地处理涉及民生的问题,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自觉组织起来的。正是由于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个特点和优点,我国的基层协商民主更加注意兼顾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意愿,效果更好,效率更高。它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列宁关于群众、阶级、政党、领袖关系思想的真理性———在社会主义社会,工人阶级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自己的运动仍然离不开由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先锋队的领导。正因为此,在党的十八大重申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制度是我国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的基础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又说,协商民主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特有形式和独特优势。《决定》还提出,“要在党的领导下,以经济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和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为内容,在全社会开展广泛协商,坚持协商于决策之前和决策实施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对中国协商民主的研究热中,隐藏着三种倾向:一是故意无视我国特有的政治协商制度的优越性,二是故意把我国的基层协商民主等同于西方国家的协商民主,三是认为像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这样的基层协商民主来自私有制的发展。前两种倾向前面实际上已经批驳其错误,而第三种倾向也是错误的。在历史唯物主义看来,私有制基础上的民主一定是阶级统治,因而也一定要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而不可能用协商的办法集中统治阶级的意志和力量。也就是说,凡协商民主就不可能实行国家统治。请看西方国家的协商民主有哪一类是与资产阶级的统治相关联的?更不要说协商民主能处理私有制企业内部的阶级关系了。在中国,基层协商民主也不是立足于私有制经济关系的。它最终的根源当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基础有关,但它的直接基础却是社会主义平等。它的主体远远不只是私营业主而是具有参与社会政治生活民主权利的全体人民。它的政治作用也不是维护私有制,而是在维护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同时,兼顾各种并存的所有制关系中全体人民的利益。这才是剥削阶级被消灭以后人民民主的历史作用和发展方向,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历史唯物主义必须诉求的民主政治实践。

注释:

  [1]《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6-560页。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64页。

  [3]《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1-297页。

  [4]《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8-259页。

  [5]《人民日报》2011年3月15日。

  [6]《人民日报》2011年3月11日。

  [7]参见《强化人大问责应用足监督权》,2013年6月24日正义网-检察日报。

  [8]《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1页。

  [9][1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9页。